宋风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道理王静辉还是非常明白的，他也不奢望能够把贪污成为主流的大宋官场给矫正过来，事实上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对此都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敢冒这个风险，但能够抑制现象他就非常知足了。同时反和的历史同样古老，这也涉及到一个从政者的政治品德，在王静辉《政治的尊严》一书中，和反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也是当初他写这本书为的便是今日能够提出更好的检察措施而做的铺垫。

    王静辉参与了整个官制改革计划的制定和商讨，自然对其中的关键之处非常了解，而皇帝赵顼也正是看到了王静辉和李慎的经济才能才会下了这么两道诏书，王静辉不肯出来做官，但李慎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赵顼心中也明白让李慎进入户部最为合适，而他相信自己的妹夫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谓写下两道诏书不过是冲着王静辉的面子给李慎的一种殊荣罢了。

    王静辉对李慎也没有丝毫隐瞒，尽管他希望年轻的李慎能够在地方官的位置上多带上两年，现在就进入汴都为时尚早，尤其现在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一个定论，若是李慎一个判断失误被人抓住了把柄，那后果可就难以预料了。历史上有多少非常有才干的人，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弄得自己狼狈不堪一生不得志，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现在的政治环境虽然不像唐代牛李两党相争那么残酷复杂，但王静辉也不希望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去做李商隐。

    “慎儿，具体情况便是这样了，判户部事现在虽然没有礼部员外郎这么显赫，但官级也在正五品，后面的大宋官制改革中，若是你入户部的话，那很可能便会是右曹侍郎，那样的话官级就是从四品，这是礼部员外郎所不及的，况且这样也更能发挥你的长处！”王静辉坐在客厅中央说道。

    王静辉身边的人都是大有来头的，所以一般的会客便是在客厅中就谈论，进入他书房的人除了他身边的弟子之外，都无一不是显赫之辈，他谈论政事从来就不避讳旁人，所以接待李慎父子的时候也都是在客厅当中。

    日后官制改革当中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义仓等事；左曹分管户籍、税赋、土贡、征榷等事；而礼部员外郎所掌管的职责是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科举之政令。这样的任命确实让王静辉难以取舍——虽然户部右曹侍郎官级比较小，但常平仓、免役、保甲等事是变法之关键，变法派和保守派对这个职位都是虎视眈眈，可能皇帝赵顼下的这道政令也是会想到王静辉会劝李慎接管这个职位，这样一来变法派和保守派对此都会死心，不过王静辉却视这个位置为虎狼，两派多少眼睛盯在这里，搞不好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下场。官制改革之后官级考核格外严格，要不是冲着右曹侍郎与礼部员外郎有着半级之差，王静辉也不愿意送李慎坐这个位子。

    “先生，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弟子听凭先生安排，不过先生为何不肯让学生去做礼部员外郎呢弟子观先生所为




第三百八十四章 公益
    第三百八十四章公益

    这几年来杭州商业发展的非常迅猛，王静辉虽然没有在杭州担任过任何职位，但任何一个杭州有头面的商人心中都非常清楚他们的知州李慎和当朝小王驸马是怎样的关系，正是因为李慎在这里为官才给他们带来了如此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与王静辉先前所任的楚州不同，杭州本身就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杭州的港口在李慎没有到这里之前便早就形成了规模，这是楚州所不能相比的，若是说楚州比杭州优越的地方，那便是楚州在京杭大运河的中点，而杭州则是始发站，益州、扬州的货物可以不用经过杭州直接经长江水道进入运河向北转运，不过这样的优势在杭州彻底把潜力发挥出来的时候就相形见绌了。

    王静辉对以往大宋的内陆运河运输感到非常的不满意——这几乎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寄托在仅有的几条河流上，这样实在是太过危险了。而海路运输则没有内陆运河运输这么受局限，大宋本来就有非常发达的航海技术，更何况南方货物运抵北方航线基本上都是离岸比较近，冬天也没有封冻的危险，这样算下来海运的潜力比运河运输要强大的多。王静辉有意识的引导使得大宋已经非常脆弱的南北运输系统终于松了口气，如果现在大运河全面瘫痪的话，朝廷完全可以集中所有的海运船队进行运输也没有问题，不过内河航运业由来已久，沿途有多少人都要指靠着运河运输来养家糊口，所以内陆运河运输所占比重依然非常大。

    杭州比楚州的优势便是在海运贸易上，尤其是进出口贸易远比楚州发达的多——楚州所面临的北方航线开始的时候固然有高丽、倭国市场作为支撑，但杭州所面向的南方航线物产则更加丰富，市场更为广阔，只不过以往朝廷并不重视所以规模还没有做起来。

    尽管有句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开始的时候杭州商人对王静辉和徐氏资产侵入杭州是有些抵触的，不过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王静辉不是和他们抢市场而是在开拓市场大家一起发财，并且还带来了先进的“楚州经验”使杭州商人少走了不少弯路。并且杭州商人也看出来了，有了驸马的保护，商人的利益也不是任人宰割，尤其是李慎担任杭州知州对商人政策极为宽松。两浙路、江南东路甚至是福建路的商人也非常敏锐的向杭州靠拢，几地凭借着便捷的交通依托海运和运河形成了一个商业圈，这样一来杭州的发展是后发先至超越了楚州。

    杭州商人对驸马的心态也和当初楚州商人一样，经历了抵触、怀疑、效仿、跟随的环节，到了今天也只剩下感激了。杭州商人在得知驸马的到来后，杭州商会特地将驸马设在杭州的九味居给全部包了下来来宴请王静辉。

    这一场宴饮好不热闹，不仅仅是杭州的商人，两浙路、江南东路的有名望的商人只要能够赶到杭州来的几乎都到了，可见王静辉的面子有多大。宴会上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王静辉，尽管他们和驸马旗下的产业有着很密切的商业往来，对驸马的种种事迹也都知之甚多，不过能够亲眼见见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年轻驸马倒是每一个来客最想做的事情。

    王静辉也没有穿着正装，只是一袭白色锦缎长衫，这样简单的装束反而更加衬托出他的气质不凡，举杯穿行在众多商家之中，无论走到那里都获得了众人的尊重，都是一片欢声笑语。这除了他自身财力雄厚之外，最重要的便是他热心公益事业，尽管杭州不是他的家乡也不是他曾经做官的地方，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公益事业的投入，有时候不是有钱便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的。

    现在的杭州基本上在街头上你找不到乞丐，因为杭州各项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只要你不是残疾人便完全可以获得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即便是残疾人也没有关系，小王驸马的“济民制药”专门吸收一些残疾人，为其提供住房，在制药局中可以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来养活自己，当然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从中学习按摩，那样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以自立门户来养活自己了。

    杭州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贸易集散地，人口流通非常大，几乎达到了每年三万人的规模，来自于天南海北的各地商队将自己的货物卸下，通过海港将货物从运河或是海上通过船队运往远方。仅从杭州各处林立的客栈长年都是客房住满，酒楼茶肆都可以看到做生意人的身影就可以想象出杭州有多么繁华了。

    此时王静辉更加关心的便是他所做的公益事业效果如何，不过漫步杭州街头的时候，看到杭州的市容非常整洁，这里本就是江南富庶之地，更是看不到流民乞丐了，他委托徐氏在这里设立的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等公益设施运转良好。王静辉一直都认为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这些不起眼的辅助公益组织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大宋官办的福利设施并不是没有，不过相对于庞大的地域和人口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楚州和杭州也算是王静辉的立身根本了，所以这两地的社会福利机构非常完善，可以说比汴都开封要好的多，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氛围非常好——楚州和杭州的地方官员都和他有很深的联系，而且两地的商人也是唯他马首是瞻，官方上的支持和商人们的跟随使得两地的社会福利机构办的有声有色。

    最有意思的便是根据王静辉的建议，徐氏在杭州和楚州成立了专门的职业介绍所，专门为散工人员找工作。宋朝以前也有这样类似的机构，不过非常原始也没有王静辉在商家中这么高的号召力，职业介绍所的成立使得商家干脆将需要什么样的人全部委托在这里代为寻找，而务工人员也都聚集在附近仔细从职业介绍所发布的用工公告中来寻找自己合适的工作。

    尽管王静辉非常有钱，若是把他的财力分散的投入到两三个城市之中，完全可以达到改变一个城市面貌的水平，但是大宋有数以千计的城市，改变一两个对大局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若是树立一两个正确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后面的城市争相效仿的话，那样的榜样作用就大多了。

    “这些都是商人所为吗！”皇帝赵顼笑着说道。

    王静辉从杭州回来后，便将杭州的所见所闻辑录成册呈送给皇帝赵顼，现在赵顼手上拿的正是他所写的见闻辑录。对于杭州的变化，大宋朝廷统治高层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王静辉知楚州的时候便给所有的人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而杭州的最高长官则是驸马的弟子李慎，杭州一跃成为大宋除了汴都之外赋税最高的州府，这即在赵顼的预料之中，也是够让他惊讶的。想要赋税上升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调高税率，但是这么做无疑是杀鸡取卵，不过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杭州还是楚州，两地的税率除了朝廷规定的税率之外，其他诸如商业税和过路税等等都已经降到大宋个州县的最低点，甚至只要进入两地只需交少量的费用之后，在其管辖地区所有的城池都不用交进城税。这么低的税率还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赋税这不能不使所有的大宋官员深思，现在王静辉给他所写的见闻录中没有多少内容是提及商业方面的事情，重点还是在社会福利机构上，这不由得让赵顼耳目一新。

    “不错，当然臣在这里面的份额非常大，也是起到一个表率作用，不过此事一旦形成规模后，杭州和楚州的民风也随之一变，商人也越来越愿意掏钱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王静辉笑着说道。

    “听



第三百八十五章 官制改革
    第三百八十五章官制改革

    宋代监察机关，沿袭唐制，中央设御史台，下设三院，一是台院，侍御史；二是殿院，殿中侍御史；三是察院，监察御史。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义上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但宋初不除正员，只作为加官，授予其他官员；检校官带宪衔的，有检校御史大夫。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台的真正长官，称为台长；副长官是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官的职掌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官阶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者，称“监察御史里行”。此外，还设推官二员，专管审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评论朝政或弹劾官员，按规定必须先向中丞报告。仁宗时，刘筠任中丞后，御史言事就不必请示本台长官了。宋代的御史官人数没有定制，可多可少，随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较固定外，其他御史可随时增减。

    宋朝的官制可能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复杂难以弄懂的，王静辉为了以后能够掌握社会变革的动向，所以在这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不过通过对宋朝官制系统的研究，他倒是发现宋朝官制系统虽然有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唐代、五代，但宋太祖的“叠床架屋”政策使得唐朝和五代沿袭下来的官职系统已经完全变化了，考虑到后世的一些官制模式，这么算下来宋朝的官职系统应该是承上启下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倒是让王静辉感到非常意外，毕竟后世正统历史一直都把宋朝归为“窝囊宋”，尤其是它的官职系统倍受诟病，可是元明清三朝几乎都受到了宋朝的影响，尤其实在官职系统上更是如此。比如地方官的监察，在宋代由通判负责。同时，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转运使本来是管理财政的，但也兼任监察官吏。后来在安抚使之上设宣抚、制置二使，不领州而位在诸路帅臣之上，成为一路之长官。开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开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声。

    宋代的谏官称为司谏、正言。谏官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实际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职，最终便混同御史，专司监察官吏。按规定，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称为“月课”，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点情况就向皇帝报告，不必是否有据，当时称为“风闻弹人”，若奏弹不实，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辱台钱”。这种规定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在几年前王静辉就见过御史唐垌曾面弹王安石，胡说一通，但皇帝赵顼也不加责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牵制，无可奈何。按规定，台谏官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因此，台谏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当时人说宰相与御史台是敌对的营垒，互相仇视。

    王静辉知道御史官在宋代以前与台谏官分开，不过在这个时代根据他的观察实际上是合二为一，主要用以监察官员，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职守。虽然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为突出。在这个时代随着皇权的加强，谏官对皇帝的过失更不敢有所规劝，因而谏官与御史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弹劾官员为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后来台谏的合流。

    王静辉在弄懂了宋朝的监察系统之后，不禁为宋太祖拍案叫绝——很难想象一个武官出身发动政变登上皇位的赵匡胤居然有如此远见，当然这不排除当时赵匡胤身边诸如赵普等能人的相助，但能够接受谋士的建议这本身对于一个皇帝尤其是一个武将出身只信任武力的皇帝来说更是难能可贵。

    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种大权分得十分清楚，而总之于皇帝。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的程度。王静辉甚至还看到过这么一条记载: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

    如此严密的官职体系真是让王静辉无从下手，他此时到真有些佩服“变法皇帝”赵顼了，历史上所发生的元丰改制是在王安石去相之后，这完全是由赵顼一人着力推动，将名不副实的旧官职能够取消的全部取消。虽然元丰改制在王静辉看来效果比现在强不了多少，而且改制的依据是源自《唐六典》，但也算是一种尝试突破了，可惜结局并不算是完满，而且改革官制时，有人建议，把军事机构枢密院也并归兵部，赵顼驳斥说:“祖宗不愿兵权归执政官，所以专设官统领，以互相节制，怎么可以废除！”改制后，枢密院仍保持独立的军事系统，并不断加强了军队。

    与当前官制改革的主流思想不同，王静辉并不在意那些沉冗复杂的官职体系，其实以他后世的眼光，在后世的时候官职体系远比现在庞大复杂的多，而且顶着官职不管事白拿高薪的人更是海了去，有过这种经历后他反倒不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对冗官畏之如虎狼，相反他倒是认为若是强行打破现有局面实现精简行政机构的话，反而会惹得天怨人怒反过来在旧有势力的反扑下弄得变法挫折重重。

    官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固然是使得政令通行更加顺畅，执行更加有效率，最重要的还是精简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王静辉更觉得官制改革更加有侧重点——反才是现在真正要做的，至于王安石他们的想法则有些太过急于求成了。

    正因为对官制改革的期望不同，大宋统治高层对官制改革的建议也分成了两个派别，不同的是这一次司马光和王安石走到了一起，他们的主张是精简机构；而王静辉则是提出了反才是最重要的任务，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将原有的官制体系中的监察部分得到扩充，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以便遏制现在越来越猖狂的官员问题。

    福宁殿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这完全是在照顾王静辉，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公开站在垂拱殿上独立门户的。这几天来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也把王静辉折腾的够呛，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王安石和司马光居然会取得这么一致的意见。不过由于他的出现使得宋朝的历史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本身就是好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才走上陌路，王静辉一直就在努力协调两人之间的关系，以便减少党争对国家的内耗损失，并且同样也是因为他在隐隐压制王安石，迫使其将变法速度放慢，尤其是在变法派经过王安石的整顿之后，倒是多少有些大显身手的样子了，这也使司马光对变法派的改变多少有了些好感。

    现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固然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他们之间也并非没有分歧，



第三百八十六章 疑惑
    第三百八十六章疑惑

    大宋立国初期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三司之副长官为三司副使。宋太宗时，罢三司使，另设盐铁、度支、户都三使。真宗时，又罢三使，重设三司使一员，另设盐铁副使、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盐铁之下设七案，即兵案、胄案、商税案、都盐案、茶案、铁案、设案等，掌管全国矿冶、茶、盐、商税、河渠和军器等。度支之下设八案:赏给案、钱帛案、粮料案、常平案、发运案、骑案、斛斗案、百官案，掌管全国财赋之数。户部之下设五案:户税案、上供案、修造案、曲案、衣粮案，掌管全国户口、两税、酒税等事。三司的附属机构，有磨勘司、都主辖收支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凭由司、开折司、发放司、勾凿司、催驱司、受事司等，由此可见三司职权之广泛，与事务之殷繁。

    王静辉着力开发大宋火器，不过正是因为三司的存在才使得手续和协调人员上有很大的不便——三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户部，它的权力比户部大了太多，仅仅从它的隶属部门上看便可以得知三司还占有相当一部分兵部的事务，尤其是军械供给更是牢牢的掐住了兵部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