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全球速递

当然，这届世界杯缺席的不只是美国队。本来阿根廷也想申办1938年世界杯的，但国际足联主席雷米特是个法国人，结果法国近水楼台先得月，拿走了主办权。这让阿根廷人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欧洲不应该连续两届举办世界杯，一怒之下拒绝参赛。
乌拉圭则对第一届世界杯中欧洲各国的缺席还没有消气，所以也没有来参赛。英格兰自诩“足球的故乡”，还看不上刚创办不久的世界杯。此外，西班牙正在爆发内战、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了，他们也没有派出队伍参战。
最后，这届世界杯决连决赛圈的16支参赛队都凑不齐，国际足联只能临时拉了古巴与荷属东印度群岛来顶替。这个荷属东印度群岛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印尼队也成为了第一支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亚洲球队”。当然了，球员还都是白人。
虽然本届世界杯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19日的决赛还是很精彩的。意大利人4:2拿下了匈牙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蝉联冠军。“矮个巨人”梅阿查在比赛中的表现非常惊艳，他精湛的球技、俊朗的外表迷倒了一大批球迷。
前世，约翰是通过国际米兰知道梅阿查的（国际米兰的主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现场看过他的比赛后，约翰非常想知道，他那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在比赛中是怎么保持不被弄乱的。
不过，这场比赛给约翰印象最深的不是梅阿查的头发，而是意大利队那扎眼的黑色队服。这是墨索里尼钦点的意大利法西斯的颜色。据说决赛前，意大利队主帅波佐还收到了来自这位法西斯领袖的电报，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要么夺冠，要么去死！”
所以，即使输掉了比赛，匈牙利队也没有太难过。他们认为自己做了件好事，至少挽救了十几个同行的性命。
在整个球场乃至整个巴黎都在为这届世界杯的圆满结束而庆贺的时候，有谁会想到，接下来受到法西斯“死亡威胁”的不再仅是意大利队的球员和教练，还包括了他们每一个人呢。





1937全球速递 第五十一章 里昂偶遇
20日一早，约翰一家就从巴黎出发，坐火车去了里昂。
阿黛尔已经有快20年没有回过老家了。火车上，她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约翰还是头一次发现她有些唠叨。不过这点“唠叨”一点也不讨人嫌，反而显得她很可爱。
从里昂的布洛托火车站出来，约翰一行先去了阿黛尔家的老宅。德加诺先生从越南殖民地回到里昂，开始经营银行生意的时候，就把家安在了离雨果大街不远的安培广场南侧。（ps.是发明安培定律的那个法国物理学家，不是日本那个安倍。）
这是一栋漂亮的四层小楼，有一个里昂老城里常见的红色屋顶。如今这所房子已经被改成了旅馆，老板皮埃尔是德加诺的老朋友。当年德加诺先生举家迁往美国时，把这栋房子卖给了她。
“皮埃尔叔叔，见到你真高兴。”阿黛尔开心地拥抱了这个从店里迎出来的大胡子老板，“你的胡子还是这么漂亮。”
“噢，我的上帝，这是阿黛尔么，上次见面时你还是个小小姐呢。”皮埃尔的嗓门很大，他热情地跟大家打了招呼，又拍了拍德加诺先生的肩膀说：“我说什么来着，老伙计。当年我就说过，阿黛尔长大了一定是个大美人，怎们样我说得没错吧。”
“皮埃尔叔叔~”当着女儿的面被长辈“调戏”，阿黛尔的脸都红了，罕见地撒起娇了。
“好了，好了，我们快进去吧。”皮埃尔开心地招呼大家，“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阿黛尔，今天晚上你可以睡在原来的房间。我找到之前的那个梳妆台，昨天晚上刚把它修好。”
“回家”的感觉真的很棒。阿黛尔和一向有些严肃的德加诺先生都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不少，欢声笑语不断。
约翰抱着艾拉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阿黛尔的“故居”。房间面积不大，但装修的很精致，那个苹果绿的碎花窗帘一看就是阿黛尔的风格。拉开窗帘，可以看到大半个里昂老城区和远处的富维耶山，视野相当不错。
今天约翰他们的午餐是由老板皮埃尔亲自下厨制作。皮埃尔可是里昂城里有名的大厨，他做的里昂干红肠和酱烤鱼肉丸非常有名。熟悉的家乡味道让阿黛尔胃口大开，她中午吃的甚至比约翰还多。
午休过后，阿黛尔变身“导游”，带着丈夫和女儿逛起了里昂老城。
话说里昂城还真够“老”的。这座仅次于巴黎的法国第二大城市，曾经是勃艮第王国的首都，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3年的罗马时代。当时，凯撒大帝曾将这里作为征服高卢的基地，富维耶山上至今还保留了一座古罗马时代的露天剧院。
约翰一家的里昂观光之旅是从市中心的白苹果广场开始的。阿黛尔在美国的时候就一直对这里的咖啡馆念念不忘。
说实话，约翰对这座“白苹果广场”有些失望。除了一座路易十四的骑马雕像外，广场上再没有什么别的可看的了，感觉比后世的天安门广场差得太远了。而且广场的地面也没有铺石板，而是铺了一层厚厚的红土，感觉像是一个大号的网球场。
虽然阿黛尔作为“里昂人”，坚称广场的红色调同里昂旧城建筑的红屋顶极为相称。但联想到19世纪中期，这座广场上发生的里昂纺织工人暴动事件，约翰总觉得红土里有一股血腥味。
广场周围都是一些19世纪初建造的四五层楼房，倒是跟阿黛尔的“故居”看起来很像。这些建筑的一层大多是花店、咖啡座和餐馆，有不少市民在露天的咖啡座休憩。
趁着约翰陪“摄影大师”艾拉去进行艺术创作的档口，阿黛尔找了家咖啡馆坐了下来。看着妈妈边品咖啡边晒太阳，一副慵懒惬意的模样，艾拉的“艺术灵感”大发，跑过去一连给她拍了好几张。
“干的漂亮，艾拉！一会奖励你一块蛋糕。”约翰很满意女儿的而艺术嗅觉，阿黛尔的这幅样子确实很美，快赶上后世的咖啡广告了，难道艾拉以后会是个广告导演？
不过阿黛尔，你老爸和老公好歹也都算是“大资本家”了，你这么一副小资产阶级情调算是怎么回事？
喝完咖啡，阿黛尔带着他们去了索恩河畔的圣让首席大教堂。这座教堂并不算宏伟，却以资格老、地位高著称。在天主教会，里昂大主教享有首席大主教的地位。这座有近千年历史，兼具罗曼和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曾举行过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加冕典礼和法王亨利四世与王后玛丽·德·美第奇的婚礼庆典。
不过，约翰对教堂不太感兴趣，他更喜欢附近红十字山上的里昂老街区。这个街区保存着许多15到17世纪的古旧居民住宅。沿着狭窄的街道信步走去，许多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及古典式的房屋彼此相连，浓厚的历史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中世纪。
最吸引约翰的是老街区里那些错综复杂的秘密通道。这些秘密通道有地上的，也有地下的，它们的入口常设在某栋不起眼的民居的某个隐蔽的小门后面。
阿黛尔告诉约翰，这些秘密通道最早的修建于罗马帝国时期，但更多的是十九世纪为了方便工人在恶劣天气下运送贵重的丝绸而修建的。里昂是欧洲的丝绸纺织工业中心，有数万名丝织工人在这里工作，第一台脚踏式提花织机就是在这里发明的。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约翰忍不住进去看了一下。通道里面虽然有灯，但跟外面的艳阳高照相比，还是显得有些阴森。约翰试着往里走了五六十米，发现岔道实在太多了，万一迷路了可就不好办了，只好退了出来。
约翰在前世曾经看过一部讲述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电影。在电影里面，里昂的民间抵抗组织就是利用这些秘密通道与德国占领军周旋的。由于没有这些通道的地图（实际上法国人自己也没有），德军和盖世太保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这感觉就像是法国版的“地道战”。
离开了红十字山，阿黛尔又带着他们去了被称为“祈福山”的富维耶山。这座小山丘只有100来米高，山顶那座拜占庭风格的圣母堂是里昂的标志，在它左侧的平台上，可俯瞰全城的景色。
刚到山脚下，约翰就听到了一阵熟悉的歌声。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妈妈，这歌真好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呀？”艾拉问道。
“我也不知道，不是法语，好像是亚洲那边的语言，可能是汉语或者日语。”阿黛尔认真地听了一会，但是也没听懂。德加诺先生当年从南洋带回来的几个厨子和佣人倒是会说粤语，阿黛尔小时候也能听懂几句广东话。但是对于偏北方口音的国语她就完全听不懂了。
“艾拉，他们唱的是《松花江上》，这是一首中国歌曲。”约翰以前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内心脆弱的人，但这会他的眼眶已经隐隐有些发红了。强忍着内心的激动，他小声地为女儿做了解释。
“对了，你会中文的。”阿黛尔突然想起来了：“要不是上次遇到沃尔什夫人（赛珍珠），我都不知道你会中文。你什么时候学的，中文好难的。”
“我一觉醒来就会了。”约翰真的没撒谎。
“切~”阿黛尔才不信呢，傲娇地赏了约翰一个白眼。
等到了富维耶山的半山腰，约翰他们见到了那些唱歌的人。这是一帮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男有女，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他们正在为中国的抗战募捐。
是了，约翰想起来了，离这里不远就是里昂中法大学，这些年轻人应该是在此深造的中国留学生。
说起来，里昂这座城市和中国的关系真可谓源远流长。这里曾是中国丝绸产品在欧洲的集散中心，从中国传过来的丝绸加工技术更是使里昂成为了欧洲的丝绸之都。
在20世纪初，里昂是欧洲唯一教授中文课程的城市。1921年利用庚子退款创立的里昂中法大学，是中国在海外的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大学。
当时的里昂市市长，后担任过法国总理、众议院院长、国民议会议长的爱德华·赫里欧将位于富维耶山半山腰的一个废弃军事要塞捐赠出来，作为了中法大学海外部的校址。
今天是休息日，富维耶山上的游人不少，但停下来看这些中国留学生表演的人并不多，寥寥十几个的样子。但是这年轻人仍然一个个情绪饱满，激昂慷慨，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
约翰在一边静静地看了一会，这些“革命老前辈”青春洋溢的面庞，让他想起了一个多月前在纽约的经历。




1937全球速递 第五十二章 抗日募捐
一个多月前，当约翰还在为推动《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忙活的时候，曾经抽空去了一趟纽约。那次，他是应赛珍珠的邀请，去参加纽约华人反日大游行的。
从1892年起，在美华人权益一直受到《排华法案》的限制（这个法案直到1943年美国参战后才废止，2012年美国国会才正式为这一种族歧视行为向华人道歉）。华人被禁止加入美国国籍，没有平等获得工作机会的权利，在某些州甚至没有拥有土地、经商和接受教育的权利。
这些留居在美国的华人大多只能局限在华人社区活动，集中居住在“唐人街”，靠经营洗衣店、餐馆、杂货店等下层卑微艰苦的服务业为生。但即使这样，当祖国遭受到日本侵略的时候，这些华人还是站了出来，积极地向美国民众宣传日本人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援助。
游行之所以选择5月9日这一天，是因为在1915年5月9日，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一天被认为是中国的“国耻日”，是日本蚕食中国的开始。
在游行的当天，曼哈顿的1500多家中国洗衣店、餐馆和商店全部关门歇业，老板和员工都纷纷走上街头。约翰记得，当时差不多有12000多名来自美国东北部各地的华人参加了那次游行。
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不分政治立场，举着横幅、标语、旗帜和中国领袖画像，高喊着“团结抗日”的口号，从唐人街出发走上了曼哈顿的街头。约翰在游行队伍中还看到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花车、舞狮和吹鼓手乐队。
在游行队伍里，还有100名身穿旗袍的年轻华人女子，她们共同举着一面长23米，宽14米的巨幅中华民国国旗。虽然没有要求捐款，但很多人都主动往旗上抛掷钱币，一些在路边驻足观看的美国人也纷纷慷慨解囊。
当时，约翰和赛珍珠等“国际友人”一直跟在这幅巨型国旗的后面，旅美华人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让他激动不已。
自打那天从纽约回来后，约翰就一直后悔当时没有带上艾拉，他真心希望能够让女儿去切身感受一下那种震撼人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没想到今天在里昂，也能碰到为中国抗战募捐的华人。
约翰抱着艾拉，一边看那些中国留学生演出，一边小声地为女儿解释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爸爸，那些日本人真坏，他们怎么能欺负中国的小朋友呢。”小艾拉是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好孩子。
“是啊，艾拉愿意帮助那些中国小朋友么？”约翰对女儿的表现很满意，高兴地亲了她一口。
“爸爸可以把他们都接到我们家来么，艾拉有好多玩具可以跟他们一起玩。”大概因为是的独生女的关系，艾拉总喜欢请其他孩子来家里玩，一说到这个就兴奋的有些手舞足蹈。
“可是他们太多了，我们家里根本住不下呀。”约翰被艾拉幼稚言语逗笑了，他掏出100法郎放到女儿的手里，“现在有很多中国小朋友的家都被日本人抢走了，他们没有面包吃也没有衣服穿，你愿意帮助他们吗？”
“当然愿意啦，艾拉要送他们好多好多衣服和好吃的。”艾拉一边说，一边用小手在空中比划着。
“那我们把钱放到那边的箱子里吧，那些叔叔阿姨就能去给他们买衣服好好吃的啦。”约翰抱着艾拉走到了捐款箱前，让艾拉把纸币放了进去。
“谢谢您，先生。”抱着募捐箱的一名男生对约翰表示了感谢。
“不客气，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我有很多中国朋友。希望你们加油，早日赶走日本人。”约翰故意用说的很慢的中文回答了他。
“先生是法国人么，您汉语说得真好！”这个男青年被约翰的“中文秀”吓了一跳，连他身旁其他两个留学生的注意力也被约翰吸引过来了。
“我叫约翰，是美国人。我夫人阿黛尔，她是在里昂长大的，这是我女儿艾拉。”介绍完自己一家，约翰学着前世电视剧里的旧式礼节，一拱手问道：“请教尊姓台甫？”
大家都被约翰有些滑稽的样子逗笑了。“我叫魏念祖，约翰先生叫我小魏就行。这是我同学王汝芬、柴英龙，我们都是里昂大学数学系的学生。”
“你们不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么？”约翰有些疑惑。
“我们已经从那里毕业啦，现在在里昂大学就读。”剪了一头短发的王汝芬是个心直口快的姑娘。
约翰拍了下脑门，他刚才都忘了，里昂中法大学其实差不多就相当于里昂大学的预科，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那里适应欧洲的教育环境，然后再去里昂或者巴黎的其他大学继续深造。
“你们募集到的钱打算干什么用啊？”约翰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主要是用来购买药品，现在国内药品奇缺，很多伤员都得不到有效救治。”
“这些药品你们怎么运回去呢？”
“我们有一个同学马上就要回国了。吴子木，快过来。”王汝芬向不远处的一个男生招了招手，“这是吴子木同学，他马上就要动身回国了，我们筹集到的药品都会交给他带回去。”
“您好，先生！感谢您对中国的支持！”这个叫吴子木的留学生走了过来，给约翰鞠了一躬。
打一开始，约翰就注意到他了。这个吴子木的年纪似乎比其他留学生大一点，留了一头很精神的短发，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钢笔，很沉稳老练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是这帮学生中领头的那个。
“听说你很快要回中国了，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方便么？我在香港有些朋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请他们帮忙。”
约翰可一点也没有撒谎，自从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签署了出售h1战斗机的协议后，他就没少跟民国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不久前，他还结识了来美国公干的“国舅爷”宋子良和他的夫人席曼英。
历史上，在宋家六姐弟中，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和长男宋子文比较出名。老五宋子良和老六宋子安年纪要小一点，名气也比哥哥姐姐们小得多。一般人都把他们当成跟在大哥宋子文后面捞油水、混饭吃的“官宦子弟”。
不过一番接触下来，约翰发现至少宋子良不是外界所传的那种盛气凌人的“纨绔子弟”或着光会动嘴的“公子哥儿”。相反，这个面容清瘦，话语不多的“国舅爷”组织能力相当不俗。
说起来，宋子良跟范德比尔特家族还是有一点渊源的。他是1921年从范德比尔特大学毕业的，那时约翰的堂兄艾尔弗雷德正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校长，两人勉强可以算是师生关系。
从美国毕业回国后，宋子良在哥哥和姐姐、姐夫的照拂下先后担任了民国政府外交部秘书、总务司司长、上海浚浦局局长、中国银行董事、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底，宋子文接替“力不从心”的交通部次长兼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出任了西南运输总处的主任。
这个西南运输总处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负责民国所有战略物资的进出口和运输工作。约翰那批援华志愿航空队的物资在抵达香港后，就是由宋子良来接手的。
在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对于武器弹药等物资的需求剧增。这些进口物资主要是通过规模较大、装卸设备较好的香港运进国内的。但是，这条运输通道并不太保险。历史上，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这条运输线路就被堵死了。
好在民国政府也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从今年初就发动15万民工开始抢修滇缅公路。公路运输，没有卡车是不行的，宋子良那次来美国就是为西南运输总处采购重型卡车和从华侨中招募熟练司机及汽修工人的。
也不知道听谁说约翰这个“亲华派的国际友人”跟几大汽车制造企业关系不错，宋子良辗转找到了约翰请他帮忙牵线。约翰答应得很爽快，不仅用最快的速度帮宋子良凑齐了所需的卡车，还替他争取了一个不错的折扣，至少比那帮中国官员自己买便宜多了。
大喜过望的宋子良专门宴请了约翰，席间还塞给了他一笔不小的“中介费”。约翰当时和“美国派”的宋子良夫妇聊得很愉快，难得一见的“正宗”中餐也让他大饱了口福。至于那笔“中介费”，约翰也没多推辞，不过在收下后又转请宋子良将其捐给了宋子文任会长，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
约翰的这一举动让宋子文对他的好感度几乎达到了满值，如果约翰拜托他照顾一下吴子木大话，相信一定不会遭到推辞。
不过，吴子木似乎不太愿意接受约翰的好意。犹豫了一下，他对约翰说：“谢谢您，不过不用麻烦您朋友了，我不从香港走。”
看到他有些吱吱呜呜的样子，约翰一下子就明白了：“你是要去延安，从苏联走？”
话说里昂的留学生团体里有不少ccp党员，当年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都在里昂中法大学“战斗”过。虽然身为“万恶的资本家”，约翰对ccp倒没什么偏见，他拍了拍吴子木的肩膀：“反正都是打日本人么，祝你一路顺风。”




1937全球速递 第五十三章 啪啪响的小算盘
与那帮中国留学生简单交流了一会后，约翰一家三口就继续动身，前往富维耶山顶的圣母堂了。
别看约翰在人前摆出一副“对华亲善”的样子，又是参加中国抗日募捐，又是筹建援华志愿航空队，但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身为一个“万恶的资本家”，约翰虽然内心对中国有好感，但要他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无私奉献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约翰之所以在联邦快递公司尚未发展成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频频向中国方面示好，主要是为了公司未来的亚太战略考虑。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约翰当然不可能对这个巨大的市场视而不见。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是联邦快递公司介入这一地区的一个绝佳机会。约翰之前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抢占先机。
如果能赶在美国参战以前，与中国当局建立足够多的利益和人脉关系的话，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约翰就能利用这些关系树立起自己“知中派”的形象，从而能够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某些决策施加影响力。
而反过来，联邦快递公司又可以凭借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影响力，把触角延伸到整个亚太地区，并在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平衡体系中获得一定的话语权。
从一开始，约翰看中的就不是中国，而是战后的整个亚太市场。
深知未来历史走向的约翰，压根没打算在中国做太多的投资。他很清楚这样的投资都注定是会打水漂的。因为目前的中国当局根本靠不住，而未来的赢家ccp又天然站在他们这些资本家的对立面上。
现在能够借着抗战的机会在中国留下点香火情，混个“国际友人”的名号就可以了。至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约翰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还不一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