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大明春

比如上海的泖塔，始建于唐代，塔高二十九米，周围还有院落、凉亭、水井，以供来往船员喝茶休息。浙江温州的江心岛，有两座佛塔并立，同样具备灯塔的功能。
明代福建惠安，有座专业灯塔，并非佛塔兼用，建在卫所的东南角，塔高三十三米。
王渊开海之后，中国沿海港口，陆陆续续修建灯塔，多为陆商与海商集资修建。
杭州这座灯塔建在赭山之上，几百年后，这里属于萧山南阳街附近小山，但此时却归海宁县管辖。明代中期，观潮最佳地点为杭州，整个海宁只有赭山可以观潮。
至于后世的萧山机场，在明代还是杭州湾的海面。
高度六十多米的灯塔，已经成为地标建筑，名叫“海宁塔”，又称“赭山塔”！
赭山与龛山（后世航坞山），分别位于钱塘江南北岸边，两山竦峙如门，在明代被称作“海门”。
随着杭州港的吞吐量不断增大，如今港口泊位已经延伸到海门，就位于赭山灯塔的下方。仅以行政区划而论，已经不能叫杭州港，应该叫海宁港更为贴切。
唐顺之在港口登岸，一起下船的还有金罍。
金罍已经升为刑部右侍郎，这次带着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官员，还带了十多个锦衣卫一起来杭州。
一行人风风火火杀入杭州城，唐顺之继续南下前往绍兴。
而金罍则稍作休息，第二天来到浙江按察司府邸，把浙江按察使强行扣押，接着又抓捕浙江都司官员。
浙江右布政使丁聪大惊，跑去找左布政使蒋瑶：“粹卿兄，三法司与锦衣卫齐至，抓走按察司、都指挥司同僚十余人。你怎还坐得住？”
蒋瑶来一句：“是我上疏弹劾的。”
“你弹劾的？”丁聪震惊莫名。
蒋瑶说道：“去年钱塘水患，我便已经提醒过，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如今招来朝廷三法司，也怨不得谁了。”
丁聪问道：“越塘造田之事？”
蒋瑶点头，不再多言。
在钱塘江入海口，两岸都修筑有堤坝，谓之“海塘”。一来防止江水泛滥，二来防止钱塘潮倒灌。
自从王渊在杭州开海，便下令不得围江造田，并让布政司每年清理江中泥沙，以此来保证入海口和杭州湾的水深。
但是，浙江三司官员，竟勾结地方士绅，打着利国利民的旗号，不断进行越塘造田活动。
王渊得知消息之后，不但命令清除这些圩田，还要把西湖、湘湖周边的新圩之田一起清理。
正是不断的围湖造田、围江造田，导致钱塘江下游河道变窄、河沙淤积愈多。每天早晚的潮汐，每年的钱塘潮，又会带来大量海沙，如果钱塘江变窄变浅，杭州湾淤塞的速度将大大加快！
历史上，正是持续不断的造田活动，配合潮汐带回的海沙，导致钱塘江在明末清初改道。
清代继续造田不止，导致钱塘江继续北移，明中期的入海口变成陆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变本加厉疯狂造田，所造之田比明清两代加起来还多，钱塘江下游从直筒喇叭状，迅速弯成了“s”形状。
而杭州，也从一个海边城市，缩回去变成内陆城市。
浙江左布政使蒋瑶，是靠整治河道、修建堤坝起家的，刚到杭州赴任就已经发现问题。他据理力争两年，实在无法说服同僚和士绅，只能给王渊打小报告，请求中央处理这种危险行为。
每年持续造田，不仅仅威胁港口，还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明清两次改道淹死了数十万人。海宁古县城，直接被淹没了，再次改道之后变成一个小镇。
金罍以刑部右侍郎兼浙江巡抚的身份，联合三法司和锦衣卫，抓走一大堆官员。还逼着参与圩田的士绅豪族，掏银子交给浙江布政司，由左布政使蒋瑶安排河道整治工作。
蒋瑶又召集商贾开会，跟他们说明利害。
这些商贾都靠做出口贸易发财，一听圩田侵害港口，而且有王渊支持，纷纷掏银子帮着官府治理河道。同时，也团结起来，利用自身影响力，去压制那帮不断圩田的传统士绅。
如此一来，就变成资本家与地主的利益之争。
左布政使蒋瑶，招募役工二十万，如火如荼的开展钱塘江治理工程。
……
绍兴府。
“徒孙顺之，拜见阳明先生！”唐顺之一揖到底。
王阳明颔首微笑道：“你的老师，在信中对你夸赞有加，说你今后必定入阁拜相。”
唐顺之连忙说：“是老师过誉了。”
王阳明开门见山道：“你的来意，我已知晓，依法去办便是。”
“多谢阳明公！”唐顺之颇为欣喜。
王阳明也不愿耽误唐顺之的时间，没有亲自考教学问，只挥手说：“去吧。”
唐顺之说道：“阳明公，老师有言，瓜子上火，不可多吃。”
“哈哈。”王阳明开心一笑。
这趟唐顺之南下，王渊托他带来的礼物，有炒瓜子八十斤，平分给王阳明和沈复璁。另有向日葵种子数斤，附有种植之法，也送给两位老师。
等唐顺之拜别离开，王阳明立即招来王祥，令其把瓜子拿出来品尝。
剥开一粒，王阳明咀嚼道：“果然好味，比松子更妙，阿祥你也吃。”
王祥竟无师自通，用牙齿把瓜子嗑开，边吃边说：“渊哥儿孝顺，有新鲜物事都想着老爷。”
王阳明微笑道：“拿些瓜子给夫人。”
王阳明第一任妻子，是其表妹诸夫人。为了求子嗣，晚年纳一房小妾张氏。诸夫人去世，王阳明守丧一年，便把小妾抬为续弦夫人。
张氏得到瓜子，自己吃了几颗，便留下给儿女备着。
王阳明已经病得不轻，好在比朱厚照更懂养生，估计还能再活几年。他看了王渊送来的向日葵种植之法，发现夏天也可以种，便让家仆在院子里翻土播种，亲自提壶去浇水施肥。
而唐顺之从王宅拜别之后，便往绍兴府衙而去，突有一骑闹市奔驰。
唐顺之问路人：“此人鲜衣怒马，是何来头？”
路人回答：“沈家三公子。”
“哪个沈家？”唐顺之问。
路人说道：“还能有哪个沈家？当朝首辅的老师家！”
唐顺之问：“为害一方吗？”
路人说道：“经常仗势欺人，留恋花街柳巷，为害一方倒还算不上。”
翌日。
唐顺之跑去见沈复璁：“长龙先生，在下欲立威绍兴，可借三公子之身乎？”
沈复璁愣了愣，没好气说：“别打死了。”
唐顺之作揖道：“先生宽宏，今后必有报答。”
又过数日，听闻沈家三公子在赌场，唐顺之立即带着差役去抓赌。
事先也不说明情况，那些差役稀里糊涂跟着出门。直至来到赌场外，唐顺之大呼：“聚众赌博，给我查封此地！”
差役们愣了愣，居然不听号令，无人愿意动手。
“锵！”
唐顺之拔剑出鞘，抵着差役头子的脖颈：“吾剑不利乎？”
差役头子被吓得一头冷汗，连忙招呼：“快快动手，查抄了这家赌场！”
一群差役冲进赌场，把里面搞得鸡飞狗跳。
一个壮汉带着帮闲过来，呵斥道：“你们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来这里打秋风，快快给我滚出去！”
差役们又不敢动了，下意识望向唐顺之。
唐顺之持剑上前：“绍兴府同知在此，尔等还敢抗法？”
那壮汉冷笑：“一个同知算什么，回去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场子。”
唐顺之突然说：“可敢把手伸出来？”
那壮汉伸出右手道：“伸出来又如何？”
刷！
唐顺之一剑斩下，又快又准，壮汉的右手竟齐腕而断，手掌飞到赌客之中造成一阵惊叫。
那壮汉都没立即反应过来，愣了一下才抱着断腕痛呼。
唐顺之朗声高呼：“太祖旧制，赌徒可解腕！”
解腕就是砍手，朱元璋喜欢砍掉赌徒双手。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建了一座逍遥楼，将抓获的赌徒关在楼中，“使之逍遥，皆尽饿死”。
沈复璁的三儿子站出来，藏着双手，色厉内荏道：“你可知我父亲是谁？”
唐顺之冷笑：“依《大明律》，凡赌博财物者，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来人，把他给我抓了，先打八十大板！”
差役慑其威势，只能抓住沈三公子，当场就要脱裤子杖罚。
沈三公子大呼：“当朝首辅，是我父亲的学生！”
唐顺之呵道：“当朝首辅，正是我的老师，今日便代师公惩戒不孝之子。给我打！”
众人一听，尽皆色变。
差役们哪还敢抗命，把沈三公子按下去，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打。当然，手上都留着劲儿呢，不敢真的用力，否则别说八十杖，八杖下去不死也残。
唐顺之又喝令其他赌徒：“还愣着作甚？老实趴伏于地，等着官府处置吧！”
一个掌柜模样的中年走来，讨好道：“这位老爷……”
“别给我套近乎，”唐顺之直接打断，“依《大明律》，开张赌坊之人，同样杖八十，赌坊屋产抄没充公！”
唐顺之来到绍兴，没有立即清田，而是查抄赌场立威，先把一帮差役镇住再说，顺便给绍兴大户们释放信号。





梦回大明春 625【一条鞭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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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阳明的暗中帮助，有余姚知县顾存仁冲锋陷阵，唐顺之的绍兴府清田行动，首先在余姚打开局面。
清田，是赋役改革的基础，田册都没搞清楚，还怎么改革田赋？
清田是为扩大田税的征收面，并非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为实现快速清田，减小清田阻碍，王渊甚至通令全国，只要能拿出合法田契，老老实实清田入册，正德年间所欠田赋一笔勾销，以前偷逃的税款都不予以追究。
江南地区，比较头疼的是官田，这玩意儿名义上属于国家，地主根本拿不出合法田契。
陈雍当时在江西清田，最大的阻碍就是官田，干脆非常暴力的全部充公。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低效且无用，只几年时间而已，江西官田再次被富户侵占。
经过内阁、六部与都察院的长期反复讨论，绍丰二年夏天，内阁再次颁发清田指使。
拥有官田的田皮十年以上者，只需缴纳少量购地款，即可合法拥有官田的田契（田骨），这相当于对地方士绅大族的妥协，也是在处理朱元璋搞出的历史遗留问题。
田皮田骨，就是明代中期搞出的玩意儿，并在清朝中期迅速流行蔓延。
田骨，即土地所有权。
田皮，即土地佃租权。
据史料记载，张居正清田的时候，地方士绅所占土地，最多一家就有700多万亩。而到了明末，江南有田者仅剩一成，无田百姓多达九成。
土地大量集中，人口大量繁衍，导致你想做佃户都没门儿。
于是，田皮就开始变得普遍。即你想当佃户，先出钱买田皮，获得某块土地多少年的佃耕权力。一般而言，田皮属于永久性质，但也有五年、十年、二十年等短期合约。
田皮还能转***如我是佃户，手里有一张田皮，但我缺钱想卖掉。可以请来公证人立约，将这块土地的佃租权转让，土地真正的主人（田骨拥有者）不得干预交易。
也即是说，如果一块土地，田骨与田皮分开，地主无法选择自己的佃户，且无法随意更改田租（交多少租子都写进了田皮合约之中）。
很有可能，田皮的出现就是因为官田。
江南有大量官田存在，无法获得合法田契，但又确实在市面流通交易。那么就只能订立私约，出售官田的耕种权，这种交易形式被私田采用，渐渐演化出田骨与田皮之分。
最新法令一出，江南清田速度快速提升，大量地主拿出少许购地款，购买本就属于自己的官田，把以前的灰色田产转为合法田产。
也有少数地主，连一点点购地款都舍不得，还想继续非法持有官田，隐瞒田亩并阻挠官府清田。对于这种人，王渊指示地方官不要留情，查出多少非法田亩，不但全部没收充公，还要罚没两倍规模的合法田产，拒不执行者举族流放！
余姚谢家，就差点被唐顺之举族流放！
谢迁是弘治朝内阁三重臣之一，一直活到朱载堻登基才去世。他的兄弟和儿子们，大部分是知府以上级别的官员，有两个甚至为当朝正三品大员。
唐顺之在余姚清理王氏田产之后，立即着手清理谢氏田产。
谢迁的儿子谢正，仗着朝中有人做官，仗着自身在余姚的影响力，三番五次阻挠唐顺之的清丈工作。虽然没有暴力抗法，却勾结贿赂差役，一边隐瞒自身田亩，一边趁机侵占百姓土地。
唐顺之查明情况之后，将违法差役全部送进大牢，又亲自带人抓捕谢正，同时上疏弹劾谢氏官员。
最终处理结果：余姚谢氏出身的官员，全部贬官三级，族长谢正流放殷州！谢氏所隐瞒的田亩，全部予以充公，并没收双倍数额的合法田产。若再不配合，谢氏官员集体罢官，谢氏主宗集体流放。
朝廷对余姚谢氏的处罚，让整个浙江都风声鹤唳。家里有人在做官的，甚至主动写信回来，劝诫族人一定要好生配合。
王渊已经很宽容了，不再胡乱罚没土地，甚至配合地主侵吞官田，只希望他们今后老老实实交税。如果这都还不满足，那纯属贪得无厌，即便被举族流放，也不能怪王渊为政暴虐。
你看余姚王氏，在王阳明的劝导之下，就主动完成清丈工作。不但把非法官田变为合法私田，还免除了正德年间所欠的田赋，而且获得朝廷和百姓赞誉，简直算得上名利双收啊。
……
京城。
文渊阁。
常伦回京述职，并献上“一条鞭法”，内阁正在讨论修改，商量着是否推行全国。
一条鞭法，是桂萼总结发明的，常伦也有参与制定。
“此法甚好，可解小民之苦。”王琼对此非常赞赏。
毛纪却说：“可利一时，为害深远。可利一地，为祸天下！”
王渊只听说过一条鞭法，但不知道具体内容，更不知道这玩意儿出于桂萼。
此时详细思考，不得不承认，毛纪虽有私心，却一语中的也。
中国历代实行“两税法”，分别以田亩和人口进行征收，包括田赋、丁役、杂税等等。一条鞭法，将工商税以外的税种，全部合而为一，无疑是中国税制的巨大进步。
但是，一条鞭法的具体施行，太依靠中央管束了，换个皇帝或者首辅，很可能变成残民政策。
历史上的一条鞭法，主要弊端有两个，一个是催生出火耗，另一个是被官员破坏。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实行，但地方官员又开始加派杂税。啥意思？本来苛捐杂税，就已经摊在一条鞭中，地方继续加派的话，等于杂税被重复收了两次，老百姓的日子变得更加困难。
毛纪说“可利一时，为害深远”，便是猜到今后可能出现的状况。一旦朝廷监督不力，地方官员肯定加派杂税，到时候反而害了天下百姓。
而“可利一地，为祸天下”，却是在说地方差异。
一条鞭法，适合在江南、湖广、四川等地推行，却不适合山东这样广种经济作物（棉花）的省份。
绍丰二年秋，山东清田已经完成得差不多。
一条鞭法的创立者、山东左布政使桂萼，以揭帖形式给首辅王渊发函，请求提高经济作物的赋税，把棉田也归为主田进行田赋征收。否则，一条鞭法在山东施行，必然变成残民暴政！
此举不利资本家，特别不利于王渊这个资本家头子。
但必须改！
在王渊的主导之下，内阁再度颁发政令，从今往后，棉田也算主田，提高田赋比重。
国内棉花价格因此提升，从而导致另一结果，资本家们加大力度往印度移民，印度的棉花种植规模迅速扩大。




梦回大明春 626【百年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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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天，老丈人黄珂病逝，黄峨连忙回乡吊唁。顺便代表丈夫，看望年迈多病的恩师席书。
黄珂和席书，都是四川遂宁人。
小皇帝朱载堻特别恩遇，派一位行人（正八品）、十二名锦衣卫护送，往返花费全部由国库开销。
这位行人，还有一个任务，帮皇帝把墓志铭带去。黄珂的墓志铭，是理学大宗师罗钦顺所写，由皇帝朱载堻亲自誊抄。
此举，让反对改革派瑟瑟发抖。
王渊的老丈人死了，皇帝都亲自誊抄墓志铭，可见皇恩浩荡到什么地步！
城西，王宅，大学士第。
王渊与旧友常伦宴饮，一边喝酒，一边讨论“一条鞭法”。
王渊说道：“将所有赋役，都统归一鞭，今后地方恐会再行加派。”
常伦笑道：“何为一条鞭？便是把杂项加派都算进去。既然已经算进去了，如何还能再加杂项？勿须担心，朝廷发文不得再加即可。”
王渊摇头：“百年之后，你我身故，而一条鞭还流行于世。届时，天下百姓只知一条鞭，而不知一条鞭包含杂税。官员和士绅必然联手渔利，凭空再加一些杂项摊派，如此等于小民被加派了两次杂税。”
常伦笑容顿失，点头说：“很有可能。”
王渊说道：“没有什么是万世之法，我等变法改革，能定百年江山已属不易。但还是应该留一手，我会上疏陛下，请在全国清丈完毕之后，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昭告天下：盛世之土，永不加赋；盛世之民，永不加役。”
“此法可也，”常伦高兴道，“今后谁若私自加派，便是违反了绍丰皇帝祖制！”
一条鞭法虽没有摊丁入亩，但本意也是减轻小民负担。
即赋役总额不变，以清查田亩的方式，增加赋税来源再平摊，以县为单位分摊下去，如此就能减轻个人负担。同时，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通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方式，揉到一起来平摊给全民。
这种做法肯定问题无数，但比大户躲避丁役，全让小民承担更进步，至少能让贫苦百姓喘口气。
今后老百姓不用倾家荡产服徭役，全民只交“一条鞭税”。地方徭役，就包含在税款当中，官员要做什么事情，官府直接拿银子雇人完成。
如此还有两个好处：
第一，解放劳动力。放松土地对人口的束缚，更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能为资本家提供更多工人。
第二，减少层层盘剥。以前征收赋役，是州县长官派遣差吏，再由差吏跟里甲长、粮长接洽，由里甲长、粮长负责直接征收。
粮长因为要包赔，征不齐粮食自己补，许多粮长已经家破人亡，还能生存的粮长全是地方恶霸。里甲长同样变质，心善的根本干不长，“优胜劣汰”下来的全是虎狼之辈。
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州县差吏直接跟百姓对接，绕过里甲长和粮长，等于减少一层盘剥。
都说古代皇权不下县，朱元璋那会儿则不然，皇帝可以直接管到村里。靠的就是里甲长和粮长，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到了明中期则变成恶政，原因是地主官僚阶层大兴、土地兼并严重和商品经济繁荣。
里甲长和粮长制度，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公平和进步的老玩意儿。
王渊那个“盛世之土，永不加赋；盛世之民，永不加役”，是要等到全国清田完成，以新量田亩为基准、以固定人口为基准，结合各州县最近十年的赋役平均数，来制定一条鞭法的地方赋役额度。
即一个州县，定下所需征收赋役的总额，再平摊给地主和小民。地方田亩越多、人口越多，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越少，今后世世代代都不许增加！
听起来似乎是胡来，会导致国家繁荣之后，朝廷税收却没法增加。
但必须弄清楚几个事实：
第一，这些税银，大部分是地方税，中央国税只占很小一部分；
第二，以官僚地主的尿性，就算国家持续繁荣，今后上交国库的税收也不会增加，甚至还会持续不断减少。
就拿朱元璋时期，跟正德末年相比较，全国在册田亩数量减少一半，即需要缴税的农田有一半凭空消失。而全国在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一遇灾荒战乱反而还减少。这就导致，大明发展一百多年，中央和地方收税越来越困难。
王渊喊出永不加赋，是不准官员巧立名目摊派，跟财政收入没有半毛钱关系。
若有一天，大明真的行将就木，估计也不会坚守什么祖制，该加派还是得加派。就像历史上，崇祯疯狂加派“辽饷”一样，朝廷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万世之法。
王渊这次改革，能维持繁荣五十年，已算得上功德无量。能巩固江山一百年，改革可称非常成功。能延续统治一百五十年，王渊绝对是名垂史册的一代贤相。
土地兼并，无法遏制。
对于当权者来说，可怕的不是土地兼并，而是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逃税！
明末江南地区，10%的富人占据90%土地，也没见闹出什么乱子。即便有“江南奴变”，也是奴仆抗击雇主，并非起义反抗朝廷。这是因为，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吸纳大量无地农民，田皮田骨也维持了佃户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