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千年之女帝天下

    等到纸被发明出来后，这种技术就可能专门用于进行印刷方面的工作，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中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直到唐朝（7世纪左右）发明雕版印刷术，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早期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初，玄奘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信众。

    到了北宋时期（11世纪左右），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但没有普遍使用，而是仍然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

    而凌皓现在也找不到其他的快捷用途，只能是想办法复原这种雕版印刷技术，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而雕版印刷术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将书稿的写样写好后，使有字的一面贴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将木版上的反体字墨迹刻成凸起的阳文，同时将木版上其余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板面所刻出的字约凸出版面12毫米。

    再用热水冲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过程就完成了。印刷时，用圆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匀刷于板面上，再小心把纸覆盖在板面上，用刷子轻轻刷纸，纸上便印出文字或图画的正像。将纸从印板上揭起，阴干，印制过程就完成了。一个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张，一块印板可连印万次。

    刻板的过程有点象刻印章的过程，只不过刻的字比印章更多了些。

    而中间印的过程却与印章相反。印章是印在上，纸在下。雕版印刷印刷的过程，有点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阳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阴文正字。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纸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既继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术，又有创新技术。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在唐朝中后期已经广泛使用。

    二十世纪早期，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刚经”，其末尾题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是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模勒即模刻，持交酒茗则是拿着白诗印本去换茶换酒。可见到九世纪初，印刷术的应用已由佛教咒语而扩大到人民喜欢阅读的诗歌方面去了。

    835年前后，四川和江苏北部地方民间都曾“以板印历日”，拿到市场上去出卖。当时有人说民间所印历书“已满天下”，可知还不只四川和江苏两地印造。883年，成都书肆能看到一些“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的书，和“字书小学”，“率皆雕版印纸”……在印刷术发明后的最初二百年内，它已经是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一种重要媒介。

    宋代，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各种印本甚多。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

    因此，对刻印无价值的书，还有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枣树木。可见当时刻书风行一时。

    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天津杨柳青版画至今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生产。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这种方法称为“单版复色印刷法”。用这种方法，宋代曾印过“会子”（当时发行的纸币）。

    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板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多版复色印刷”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当时，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所刻的《金刚经注》就是用朱墨两色套印的，这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多版复色印刷在明代获得较大的发展。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永乐的北藏，正统的道藏都是由经厂刻板。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龙藏，都是在北京刻板。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只不过，目前有个很大的技术性问题是，虽然凌皓不缺目前这样的精力，但是……他之前所研制出的纸质量却不够好，到时候印刷出来的文件很可能没有预期的效果那么好。

    毕竟在这公元三世纪就搞出几百上千年后才渐渐成熟的技术，确实很突兀，也太超前了一些……

    所以，凌皓只得精简一下文字，偷偷懒了。。

    他开始动手写自己所熟悉的简体字了，说起来，这才是他最熟悉的文字，不过目前，这个世界里大概就他和姬青两个人看得懂写的什么意思了，到时候传回凌府之后可能会有点麻烦……

    所以，自己还得辛苦一点，附带一份译文一起送出去。




第96章:军制对比
    这件事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凌皓还得先解决另一件事情，比如关于武川镇军制方面军队编制决策的确定和落实。

    这也是王猛和凌皓在书信往来中曾经多次讨论过的一个话题，事实上，在凌皓看来，北魏时代的军镇制度应用在这个世界里，应该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而不可能一直沿用下去，他需要更高效率，纪律性更强，能够发挥出最大战斗力的军事制度。

    他仔细思考着，究竟哪一种军事制度适用于当下，哪一种军事编制适用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

    这就不得不做上一个对比了，比如从夏商时期开始发扬的奴隶军事制度

    奴隶社会军事制度据《尚书甘誓》载，公元前21世纪神州历史上所诞生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产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同时产生，并且建立了战时军队编组与奖惩制度。夏王掌国家军政大权，主要政务官“六事之人”，战时便是统军将领。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以商王为最高军事统帅，以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为高级军事将领。商军出现了“师”的编制单位，建立了“登人”、“登众”的兵役、动员制度和以射、御、田猎为内容形式的训练制度。军队分车兵和徒卒，以车兵为主，主要装备是畜力驾挽的战车。西周军制比夏、商有了很大发展，中央常备军力量扩大，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共22个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诸侯国和一些贵族大臣虽有少量军队，但要听从周王统一调遣。

    这种奴隶社会军制的特点在于：第一，它可以与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常常亲自统军出征，方国诸侯的军队虽有一定独立性，但战时要听王的调用。

    第二，常备军由王卫队发展演变而来，并不断扩大，在征战中起主要作用，战时军队主要靠临时征发。

    第三，实行奴隶主贵族血缘种族兵役制和军政一体、文武不分的民军制。

    第四，军政官吏实行世卿世禄制，与宗法制度相适应。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渐渐解体、封建制慢慢形成的大变动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君，在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纷纷改革军制，以适应政治、经济变革的顺利实现。

    如齐国“作内政以寄军令”，郑国“作丘赋”，鲁国“作丘甲”，晋国“作爰田”、“作州兵”。尤其是战国时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建立军功爵制，健全户籍，什伍编组，向农民征收军赋等。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专著。在变法图强、争当霸主、进而以武力统一天下的激烈角逐中，改革创新者上升，因循守旧者沉沦，春秋初一百多个国家到战国初只剩十几个，最后全部被秦国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军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首先，一些诸侯国实行改革使国力军力上升，周王室衰微，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第二，产生了以征发农民为主的郡县征兵制，军赋也由农民承担，扩大了兵源与军赋。

    第三，军事与行政编制相结合以利战争动员。军队扩大，建制由“师”发展到“军”。

    第四，战争规模和区域扩大，由平原发展到山地和江河水网地带，车兵之外又有步兵、骑兵和水兵，步战代替车战成为主要作战形式。

    第五，文武明显分职，并产生了凭兵符发兵和奖励军功等制度。第六，军政一体化的国家体制转变为相对独立于行政体制的以国君为中心的高度集权化军事体制。

    神州封建社会在经历了由春秋战国到秦、汉，由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演变过程，由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到元、明、清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之后。与此相应，封建军制也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晚期。

    初创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为适应君主集权制封建国家政体的需要，逐步确立了以皇帝为统帅，中央军为主力，中军与外军相表里，地方军与边防军相呼应，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内重外轻、以重驭轻的武装力量体制，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

    像秦汉时期的军事制度，大体上就可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部分。

    由于汉承秦制，其京师兵包括南军、北军。郎官、卫士和屯兵，分别由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和中尉（执金吾）统领，分掌宫廷内外宿卫、警戒和京师卫戍。武帝时增北军为八校，东汉又改为五营。地方军有材官、骑士和楼船（水兵）三个兵种，由郡尉和县尉协助守、令统管，每年进行射御、骑驰和战阵训练，秋季进行“都试”。平时维持社会治安，战时凭兵符应调从征。东汉光武帝时与民休息，曾下诏罢郡国都尉和地方兵。

    秦汉都主要以征兵为主，男子一般17岁傅籍，23～60岁服役，役期2年左右。征兵不足以募兵补充，也征发刑徒为兵。东汉罢郡国兵后，遂改以募兵为主，征兵为辅。

    上面这些，也是这个世界里目前所接触得最为广泛的军事制度，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没有更为优秀的军事制度可供选择呢

    自然是有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沿袭东汉军制，天下处于四散分裂的状态当中，军事繁兴，因而军制复杂多变。

    新军制中突出者有：

    第一，都督制。统治者为动员地方力量镇压人民的反抗，维系摇摇欲坠的中央政权，便扩大地方权力，州牧、刺史多加将军称号，将军持节都督一州数州军事，或都督中外军事，专擅一方军、民、财政大权。人民反抗虽被镇压，但同时也形成了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

    第二，世兵制。在地方势力崛起过程中，召募来的大量私属武装家兵、部曲等，逐步上升为政府军，军人与其将领保持着封建依附关系，职业兵增多。统治阶级为保持一定兵源，将军人家属编为军籍，成为“士家”，强迫他们世代从军。士家不仅成了兵役的固定承担者，而且成了统治阶级控制军权的人质。世兵制下军人地位低，素质差，战斗力弱。

    第三，沿边少数民族的部族兵制。随着中央集权的下降，边境一些少数民族的武力逐步上升，开始向中原富庶地区扩张。军事上保留本民族特点，并参用汉军制，形成了独特的部族兵制。如北魏的兵户制和镇戍兵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等等。

    府兵制创立于西魏大统十六年，设8柱国12大将军、24开府将军，统24军。早期府兵自相督率，自带弓刀，不编户贯，将领无论何族均用鲜卑赐姓，军人也从主帅之姓，带有浓厚的部族兵特色。。

    隋、唐时期重建和发展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改革早期府兵制，军户编入民户，军人受田。府兵在乡为农，在军为兵，实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制。府兵调遣、指挥权均归朝廷，中央设16卫（隋初为12卫府），12卫下各辖军府。军府按“中外相维、重首轻足”和“居重驭轻”方略，分布在京城和冲要地区。府兵每年上番宿卫京师，部分驻守军事要地，战时凭符征调。唐代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统兵800～1200人不等，全国最多时设634府，约60万人。中央禁军除以府兵上番者为南衙禁兵外，还有来自召募的北衙禁兵。隋、唐还设有兵部，作为中央三省六部政府机关的军事部，掌军事行政和武官选授。边防军事机构有镇、戍、关、军和守捉。民众武装有团结兵、士兵等。唐朝还制定了卫禁律、擅兴律、兵部式、兵部格等较完备的军事法律，使军制法律化。中期后，府兵制崩坏，募兵制再度开始兴起。

    唐末各节度使凭借自己控制的地方政权，豢养大批军队与中央抗衡，改变了“内重外轻”态势，但却也因此而出现了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这样“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分裂混乱局面。



第97章:步步为营
    而到了北宋开国初期，武将出身的赵匡胤通过军事政变重建统一的封建政权北宋，并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改革军制，强化皇权亲掌军队建置、调动和指挥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边境地区的蕃兵。禁兵是主力，最多时达百万以上，实行“居中驭外”的“更戍制”。神宗时，王安石配合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军制，一度实行保甲、保马和将兵法。

    同时赵匡胤又设立了武学，实行武举以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南宋军队主力为屯驻大兵和三衙诸军，体制基本未变。

    宋代同样是实行募兵制，曾实行过依“兵样”选募和给兵士刺字以记军号的作法。

    不止五代、两宋时期北方地区出现过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其军制多带有着各自的部族特色，如辽朝部族军和两院制，金朝猛安、谋克制等。

    而到了元、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了封建军制晚期，因蒙、满族入主中原，军制上反映出民族大融合的鲜明特征。

    元初军事与社会组织融为一体，各部落按百户、千户、万户编制，上马出战，下马牧养，兵牧合一。

    南下后设枢密院、行枢密院和兵部等以加强中央集权。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分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实行军户制和军官世袭制。明代实行以屯田制为基础的卫所军制，全国遍设卫所，控扼要害。军队分京军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中央设五军都督府掌全国卫所军籍，设兵部掌征讨、镇戍和训练。战时命总兵官出征，战罢兵归卫所，将印归朝，实行统军、调军与指挥权分离的，军不私将、将不专军的制度。

    而到了清代，前期主要实行八旗和绿营兵制度。

    八旗兵制是以八种颜色的旗帜为标志编组，兼有军事、政治和生产职能的“兵民合一”的满族兵制。太宗黄台吉时增设蒙古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

    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已脱离生产，并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军队直属于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绿营兵制是参照明朝卫所制建立的汉族兵制。绿营兵由招募的汉人和收编的汉族地主武装组成，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编组。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按年月发给一定的银饷和米粮。与元代在非蒙古军中设“达鲁花赤”为监军官的作法类似。清代以八旗监绿营，八旗兵薪饷和武器装备都优于绿营兵，这是从政治角度上来发扬的民族歧视政策在军制上的反映……

    但眼下，无论是哪种军制，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弊病，到后期一定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明朝的军户制度，可能还不及府兵制高明，凌皓自然是不予采纳的，但府兵制中途可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变故而出现崩碎的可能。

    至于像元朝，清朝那样“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军事制度，凌皓自然也不会采纳，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的待遇，不知道酿造了多少惨剧。

    所以，凌皓所定下的这个最终军事制度，必须要做到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将来的军队必然要有能够海纳百川的襟怀，如果因为种族歧视这种问题而导致整支军队最后崩溃掉，那就只能通过不断地精炼质量和替换军事统帅来达到平衡，这样才会成为一支无往不利的天下强军。

    第二，调整调兵思维。

    很多时候，兵权和军权是混乱的，那么凌皓就必须确立一个调兵遣将的原则问题，即在哪些情况之下可以调兵，哪些情况之下不能调兵的区分。

    关于这个问题，凌皓自然是需要仔细斟酌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