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启明

蚕室的尺寸是颇有讲究的。过小的蚕室建造使用都不经济，如果尺寸过大，蚕室的气候调节就会比较困难。这个尺寸是20世纪以来中国养蚕工作者多年来的经验积累出来的。
建筑材料非常考究，全部是砖瓦房。外墙和内部隔断全部用砖砌，不用木材，以免老鼠打洞。地基部分采用条石和三合土，略高出地面。地面和墙壁全用水泥涂抹，便于房屋保持干燥和进行消毒。江南的尖顶式瓦房一般不安装天棚，直接裸露梁柱，取其高爽。但是蚕房全部安装天棚，一方面是避免梁柱灰尘掉落，另一方面也利于保温。
前后窗户用得是多扇玻璃窗，根据蚕室内的湿度和温度可以通过打开不同扇数的窗户来增加或者减少通风量。不过窗户多了室内的光照要会变得太强，所以另外配备可调节式的百叶窗来调节室内光线。
窗户外面，安装有外凸式铁制防盗窗，内部再安装二道铁丝窗纱，一道孔眼较大，用来防鼠，另一道较细，用来防蚊蝇侵入。老鼠和蚊蝇都是养蚕中的大害，必须严加防范，至于防盗窗，则用来防备有人盗取蚕种。这次杭州站要引入多个优良蚕种进行育种培育，一旦成功势必会引起某些人的窥觊俺，不能不事先有所防范。
这种防范不仅在窗户上有，所有蚕室通向外间的门也有类似的装置来防鼠防蚊蝇防窃盗。
蚕室之外，另修建有专门的贮桑室，用来保存桑叶。贮桑室是单独修建的，因为它的要求和蚕室截然不同，要求低温潮湿，光线偏暗，因而建在靠近山壁树木葱茏的地方。墙壁上的窗户也较小。
最重要的部分则是催青室。催青即蚕种孵化。催青是养蚕工作中最技术难度的工作，催青好坏往往影响到孵化率和体质。崔青好得，孵化率高，蚁蚕体质好，不但蚕的数量较多，对病害的抵抗力也较好。
催青室整体的成本最大，建筑也最为考究。不但是砖瓦房，外墙内侧另外加装保温材料，内部还设有铜管的土空调，通过注入小锅炉的开水或者低温井水来升温或者降温。另有土法的增湿设备，以确保催青室的湿度。
李幺儿在凤凰山庄搞得这个催青室规模很大，远远超出了山庄自己养蚕的需要，另外还配有简单的蚕种解剖室，配有一台临高光学厂制造的低倍数显微镜和若干专用设备。这样的豪华配置是为了农委会准备在杭州开展的合作社计划中包含了“集中催青”的概念。
中国的传统的农家养蚕主要是养蚕户自己催青，方法多是养蚕妇女用薄棉纸包裹蚕种后放在胸口焐热。利用人的体温恒定的特点来孵化蚕种。效率低，对人力的消耗也大，催青质量也无法保证。
因而在20世纪早期开始的中国养蚕改良活动中，蚕桑技术人员都提出了“集中催青”的概念。将对农民来说技术难度最大，最容易出问题的催青集中在专业催青场内进行，不仅能够保证蚁蚕的孵化率和质量，还能使得蚕农可以脱出身来从事其他工作，大幅度的减少人力占用。
统一育种，集中催青，这是20世纪中国蚕业改革的主要措施。花费不大，但是成效显著。农委会准备在江南和广东同时开展的蚕桑改革也是从这二个环节入手。
李幺儿自己并不是蚕桑专业出身。不过她在农委会接受过相关的专业培训，再配合以若干专业技术书籍――这点技术储备在本时空足够用了。





临高启明 第一百四十九节 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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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元老院里也找不出一个在蚕桑专业的元老，吴南海对李幺儿这个半路出家的农技员很不放心，因而当初在临高就试验性的养了秋蚕，让李幺儿完全按照进行操作，最终结果证明农技书和科教片的确是非常准确的指导材料。每次出现问题，只要按图索骥的进行处理，无往不利。
蚕房即已经落成，李幺儿在山庄里成立了蚕桑生产队，由于山庄里目前的奴仆基本都有活干，所以生产队的成员大多来自善堂的难民――蚕桑户优先。这几十户人家专门安置了一个居民点。男人负责开荒种桑，女人负责养蚕。又从山庄的义塾中选了十几人作为蚕桑训练班的学员。
蚕桑生产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开辟桑园，种植桑树。进一步扩大桑树种植面积。虽然去年和今年种下的桑树是不能采叶的，但是将来却是有大用的――在农委会的江南规划中，未来的凤凰山庄就是农业专业学校的所在地，多打些基础绝对不亏。如此大手笔的投入就不足为奇。
桑树的适应性强，不论土地贫瘠还是肥沃，干旱或湿润的地区均可生长，种植和管理简单，病虫害少，经济效益却很高，特别是桑叶，在江浙产丝区的，一担桑叶在平均价可卖到白银三钱，当时普遍的平均产量是每亩可产桑叶十二担，即使不养蚕缫丝，只销售桑叶就可得三两六钱收入。相当于一亩可收成三石稻谷的上好水田的收入。
但是能够收入三石稻谷的上好水田很少，能不能每年收获这么多稻谷也有运气的成分。植桑却是坡地、边角到处可种，产叶量也大致稳定。还能获得烧柴和桑椹的额外收入。
在临高的农委会桑园里。采用现代的密植栽桑技术，栽种果叶兼用型桑树，严格管理之下可以达到亩产桑椹1000-2000千克，产桑叶1500千克的水平。
杭州这里，不可能有临高那样的农技农资条件，水热条件也稍逊一筹，因而预估的产量要低得多。种植的种类也以叶桑为主，只准备种十来亩果叶兼用型桑。
李幺儿通过走访生产队的成员。大致知道本地的桑园，基本按照每亩240株的标准栽种的“高干桑”，树干较高。产叶量按照管理精心程度和施肥数量多少有些不同，不过亩产800～1200斤桑叶的平均月产量还是能达到的。
以山庄引入的高产桑树条外加科学管理，李幺儿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达到亩产1000公斤的水平，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是几年后的事情。眼下凤凰山庄的养蚕业还得依靠外购桑叶过日子。桑叶这东西又不能事先采摘，只能到市场上采购。一旦蚕进入到三眠之后，桑叶的价格就会暴涨，还可能会出现有价无市的状况。所以如何确保蚕业生产队的桑叶供应就成为赵引弓之前最重要的工作。
最为简单的方法，自然是收购桑园或者直接购买桑叶，收购桑园自然最为稳妥。不过一时半会要买入位置合适的桑园并不容易――养蚕场在凤凰山庄，桑园如果距离太远运输成本未免太大。而且桑园的税课很重，现在凤凰山庄里开辟的桑园全是开荒所得，只要衙门里稍微打点停当，就隐瞒着一直不起课。但是已经在册的桑园想不交税赋就难得多了。赵引弓谨慎起见，决定暂时不买桑园――今年李幺儿的工作主要是育种和实验性的缫丝。桑叶的需求量有限，随行就市也无不可。
原本他并不太关心桑叶的供应问题，对升斗小民感到负担沉重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九牛一毛。
但是自从他想搞蚕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控制蚕农，进而控制蚕茧之后，他又有了新得想法：从各方面搜集来得种种情报来看，江南的养蚕业和雷州的糖业一样，是十分依赖于贷款。
在这种行业里，谁能够控制贷款谁就能分得这市场上最大的一杯羹。
通过贷款控制农民，这是天地会的惯用手段，在雷州也是靠着这个逐步搞成雷州糖业组合的，因而他早就在着手准备自己的小额放贷计划了，还让德隆的杭州支行搞了几个方案出来。
而且去年秋天，浙江北部地区，杭嘉湖地区大旱，从八月至十月连续七旬不下雨，农村凋敝之极。虽然江南物产丰饶，没有酿成北方那样的大规模流民暴动，但是现在要恢复生产，蚕桑户对贷款的需求会更为迫切。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计划太理想化了。这里不是元老院掌握了政权的海南，也不是雷州糖业公司这个有暴力支持的托拉斯控制下的雷州。他在这里即没有政治上的暴力基础，又没有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要推行合作社这种新事物，面临的是无人信任的状态。
原本赵引弓打算让德隆在附近丝茧交易发达的几个镇上设立代办点来为蚕桑户提供贷款，不过他很快就发现，本时空的农村的小额信贷几乎全部操纵在当地的地主和中农富农手里的，丝茧行、青叶行也在其中插一脚。共同的特点就是参与放贷者很多，但是每个放贷者的放贷范围又非常小――基本都是本乡本土。
在一个大多数农民的活动范围不超过自家方圆五十里，一辈子也进不了几次县城的时代，冀图设立一个银行让农民主动来贷款，堪称痴人说梦――而且农民是十分多疑的，他们宁肯相信本乡本土的高利贷者，也不会相信突然出现的银行――更不说说什么合作社
蚕农千百年这样经营下来了，是绝不会轻易的参加什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合作社”的。要让蚕农参加合作社，接受现代蚕业的技术指导。必须得有一个样本来示范参加合作社的种种好处才行。
民国时代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在当地推行蚕桑改良，也是专门在开弦弓村设立了推广所。通过不断的推广宣传。一步一步的才将蚕桑改良做下去的，要不是爆发了抗日战争，完全有可能在当地成立第一个中国的蚕业农合组织――实际上，当时的开弦弓村和附近的一些村落已经隐隐约约有了这样的趋势。
仅仅待在凤凰山庄搞封闭式的小型生产，那是永远也不会也没法子搞出一个合作社的。深入基层四个字并不是白说的。即使是搞农合最为成功的日本农合组织，在一开始说服动员农民入会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的。
这几年浙江的水旱灾害相当频繁，尽管这些灾害造成的后果不象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那么酷烈，但是整个农村的经济依然受到很大破坏。无衣无食的灾民很多，自己既然已经联络缙绅办了善堂，收容外送难民，那么这个农合组织也可以打着“善后地方”的牌子来干。
以组织难民生产自救为名目，以慈心堂的名义立一个养蚕缫丝一条龙的示范社。使用难民妇女工作。有办理慈善的这块大义的牌子在，加上一帮子天主教缙绅后盾，又有复社的交情在。自己搞蚕业组合的事情大致不会出问题。
他当下把李幺儿叫来，说了自己的想法。李幺儿倒是没什么不赞同的。就是觉得自己刚刚开始带学生，万一规模铺大了恐怕难以照顾得过来。
“没关系，”赵引弓安慰她，“收容来的难民中有很多都是有养蚕经验的，你只要在技术要求上从严把关。我们再提供良种，获得好收成不成问题。”
“要是这样的话，在山下也得设立养蚕场。”李幺儿说，“善堂那边人太多，恐怕不大适合养蚕。”
“养蚕场和缫丝厂可以设在江边。挂善堂的牌子而已。类似慈善工厂的概念。当然要距离善堂近一些，这样工人上下班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路上。”
“桑叶的问题怎么办呢。”李幺儿有些担心。“蚕种好说，从临高给我们运来不少，我自己育种一部分，但是现在山庄的桑树都是新栽不久的，满足育种场都不够。”
“我准备‘买梢叶’。”
“买梢叶？”李幺儿不懂这个词，一脸迷惑的看着他。
“这是术语。”赵引弓笑了笑，“你以后就是蚕业合作社的大当家了。本时空本地很多土话行话都得明白才行……”
“等等，我可是当农技员的，什么时候要给你当大当家的了？”
“我觉得你正合适。”赵引弓摆出一副“大任舍你其谁”的表情，“你懂技术，而且你是元老，知道该怎么组织人干活，我和你沟通没有障碍。而且这几天你带着蚕业生产队不也干得很好吗？你就当这个合作社是生产队放大十倍好了。”
“可是――”
“不要紧。”赵引弓继续给她打气，“你不用怕这怕那的。这些天你也应该看明白我们的时代了，这是个没啥人权概念的时代。蚕业生产队的那些妇女就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你就算打死一个也不会要你偿命……”
“别说了，我就是想到这个才害怕。”李幺儿皱着眉头说，“我总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社会――这里和临高差得太多了。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她说着瞪了一眼赵引弓，“我明白你的意思，在这里没什么人事安排，劳工保护之类的问题要考虑，我们就是开工厂的奴隶主，对待奴隶工人无非胡萝卜加大棒，只要好好的教给她们技术，让她们卖力干活就是了。”
赵引弓心里暗骂：文青小资情绪又发作了！但是他面上依然和颜悦色，他和女人打交道颇有经验，知道她们情绪发作的时候说什么都是错得，让她们发泄完了再说比较好。
没想到李幺儿说了这几句之后也就不言语了。她是个相当理性的女人，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说得话的荒谬性――要知道自己还答应给丈夫买女仆呢，而且还暗地里相当认真的考虑过女仆到位之后如何“训练”和“管束”她们，自己怎么才能摆出“主妇”的威严来，女仆们犯了错应该怎么惩罚她们……大致就是她以前看过的各种宫斗小说和宫斗剧的混合想象版。
说到底，自己也是满心喜欢当奴隶主，“上位者”的感觉的。刚才那番义正辞严的话倒好像在打自己脸一样――不由得面色一红。
“我知道了。这个任务我就接受了――为元老院服务！”
“为元老院和人民服务！”赵引弓纠正道。
“拉倒吧。”李幺儿说，“先不说这个了，买梢叶是什么意思，桑叶有保证吗？到时候供不上桑叶就只能弃蚕，损失太大了。”
“没有问题的。”赵引弓解释说买“梢叶”实际是一种原始的期货交易，客户按照一定的价格向桑园主提前付款，购入桑叶，等采摘后再取货。买“梢叶”交易实际和当时的“买青苗”十分相似。都是利用农民过年前后青黄不接，急需现款的机会，用较低的价格购买期货产品。当然，万一出现桑叶大丰收，养蚕户大幅度减少等等因素造成行情暴跌，买主自然就亏了。
不过在大多数年景下，生丝价格高昂，买“梢叶”对经营叶市的商人和蚕农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很多自己没有桑园或者桑叶产量不足的养蚕户往往借了高利贷也要买“梢叶”。因而还催生了一种专门的牙行叶行，经营桑叶的期货贸易，交易手段也很灵活，买空卖空，现金赊销，这些手段应有尽有。
“……如果不考虑投机的话。我们既然资金雄厚，买这种期货桑叶是相当核算的。虽然现在的行情必然比过年前后看涨，但是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年又遭了旱灾，市场上粮价高昂。春天一到农民还要开展生产活动，急需用款。这个时候买入，价格上肯定有相当的优惠。”




临高启明 第一百五十节 济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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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要保证桑叶的供应。不然什么计划都得完蛋。”李幺儿再三叮嘱。
赵引弓自然是包拍胸脯。他对买“梢叶”这么感兴趣，除了这是能比较稳妥便宜的购入桑叶的方法之外，他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当叶行向蚕农卖“梢叶”的时候，也可采用赊销的方式。约定以现银或者生丝作为还本付息的条件，如此一来，叶行实际上还扮演着放贷人的角色。
如果能够利用这个方法，那么他的小额贷款计划也就有了一条可以可靠方便的渠道可以执行下去。
说做就做，赵引弓当即关照蔡实准备拜帖和礼物，他要逐次去拜访本城的缙绅。这些缙绅中即是表示有意要参加招商局的，也有慈惠堂的“会董”。要办慈善工厂，拉住这两批人给自己保驾护航是最合适的。
赵引弓的招商局的招股计划在江南的缙绅圈子里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想入股的人不计其数，即使按照一千两一股这样的“天价”，也有许多人趋之若鹜，辗转托人想入一二股。
明末的白银通货膨胀还不象清代那么严重，五万两白银堪称巨款，一般的豪绅之家财产大多体现在土地上，要马上筹措出几千现银亦非易事。因而认购虽然踊跃，倒也没有出现太多的“大户”。这倒避免了赵引弓曾经一度担心的某些大户一出手就买下一半股份的状况。
赵引弓从广东来，卖得东西又都是“髡贼”的货物――对于一度把广东搅得天翻地覆的“髡贼”。江南的缙绅们如今也渐渐知晓了一二。
缙绅们和一般百姓不同，同年同僚关系密如蛛网。通过彼此往来的书信可以掌握很多地方上的消息。广东地方传来的各种消息和开始流入江南的各种澳洲货都把赵引弓和“髡贼”联系在一起了。赵引弓和髡贼私下必有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已经成为不少缙绅私底下谈论的共识。
有了这么一层背景在，无疑除了日本方面的航路之外，他多半还有现在热门的“澳洲货”的渠道。这使得许多缙绅们对赵引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人开始在寻找和他合作赚钱的机会。招商局的募股说明书一出，不少人就闻风而动起来。
江南天主教缙绅们对他的动作大为赞成――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教会的大力支持使得他已经成为隐隐的杭州“教会柱石”。而且杭州教会的天主教传教士们，还把打开前往日本的航海通道视为教会重新进入日本的重大机会。因而杭州的几家奉教的缙绅是最快响应的，很快就募集了六千两银子的股份。其中孙元化的家人拿出了二千两银子――其中有一千两是徐光启家私下里出得，不为获利。指名这股的获利全部由教会支配使用。
至于其他一贯胆大包天，油锅里的钱也要捞得缙绅们自然也不在乎赵引弓和髡贼有什么关系，反正白花花的银子到哪里都是一个样，有人帮着赚钱何乐不为。
包括来江南为自己的功名活动的吴芝香，也出了一千两银子。
甚至在复社中也有人出了银子。孙淳不哼不哈的直接找到完璧书坊，直接入了一股。赵引弓原本以为会引来张岱、方以智等复社重量级人物的入股，并且也特意向他们散发了募股说明书。
没想到来得却是孙淳！孙淳这个人赵引弓知道。是复社中的骨干人物，相当于是干事长一类。但是名声不显，即使在复社中，有很多社员对孙淳的真正地位依然没有正确的认识，只把他视为一个类似“端茶递水”的后勤骨干而已。
复社由这样一位人物出资入股，倒是颇为耐人寻味。赵引弓感觉到。复社对自己的态度依然是重视而不是信任。张溥这位“通天教主”依然在观察自己。
赵引弓很快就募集到了五万两白银，出资人共三十六人，不仅有南直隶的缙绅们还有一些与赵引弓打过交道的商人。
不过这批股东并不是招商局的董事会成员，赵引弓不需要这么多的决策人。这三十六位只要坐等分红就可以。实际的董事会成员只有二家：他自己和沈家。其他股东只是坐享红利而已。
这种红利的损耗暂时是可以容忍的，首先元老院迫切需要靠日本的资源。其次，下一步在杭州开展的活动也需要这样的利益网络加以保护。
赵引弓诸事具备。便和杭州教会内的几位缙绅一起动身，去杭州府和钱塘、仁和二县衙门拜客。
原本凤凰山脚下的慈惠堂的会董们主要是来自杭州城内的奉教缙绅，善堂的影响力并不大。赵引弓在凤凰山脚下修建规模宏大的难民营的时候，很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
然而很快赵引弓和他的慈惠堂就出了名。在1633年的浙北大旱中，慈惠堂以其最快的反应速度、高效的管理，迅速的开展了救济难民的活动，开办粥厂，收容难民，掩埋路倒……特别是一度对地方造成很大困扰的四乡的饥民，几乎都得到了慈惠堂的救济，才得以活命，成千上万的难民还被组织外送开荒――大大减少了本地爆发“民乱”的可能性，社会秩序的稳定，得到了本地缙绅和普通市民很大的好感。
因而在十月旱灾稍有缓解之后，慈惠堂就被重视起来了，不但赵引弓得到了杭州一府二县官员的嘉许，热衷沽名钓誉或者真正热心桑梓的缙绅们也纷至沓来，要在慈惠堂插上一脚，挂个会董的名头。
于是这慈惠堂的名义就大了起来――杭州府、县二级都有官办的慈善机构，但是管理不良，浪费严重。有的设施老化，形同虚设――虽然号称有慈幼局、养济院等种种设施，但是建筑多半还是明代初期建造的，中期翻修过，早就不堪使用，更别说安置难民了。至于经办人员多半是州县衙门里的主官次官的幕僚、亲属，要不就是有钱有势的地方人士把持。县衙虽然按月拨给一定的钱米，有一定的收容名额，实际全被经办人员吞没，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所以历来救荒虽然需要官府的赈济钱粮，具体经办却往往是委托给地方上的缙绅办理。在明末这样朝廷日趋困窘的经济状态下，赈济钱粮的大头也得靠地方自筹。因而缙绅在救灾度荒上的作用被进一步提高。
赵引弓虽然是个外来户，但是他通过积极活动，特别是通过经营奉教缙绅和复社的士子关系，在士绅圈子里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这次办理救济有声有色，便成了大家眼中的“济荒人才”。
因而在去年年底，旱灾结束之后，杭州府成立了善后局，赵引弓也当了善后局的一名委员。由于慈惠堂在收容救济难民上办理出色，善后局便把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全部包给了慈惠堂。说起来，他这位委员是当得很亏――这工作即费钱粮，又耗精神，一个闹不好又容易激发民变。善后局募集的钱米和官府的拨款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慈惠堂最终依然办理的有条有理，进入寒冬之后，竟然做到了路上无大群流民聚集，连每天收拾的路倒尸体都比平时少了一半以上――要知道这可是灾后的荒年，要放在往日，一早从城里拉到义冢掩埋的尸体至少有上百具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