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焉

讲了两年“三论”，学校又开文科，让他兼讲世界通史，后来又讲文学史，逻辑学。反正学校已经习惯，什么课缺人就让他去，只要同学说好听就行。达摩呢，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先行半步，开讲之后与同学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给同学们讲完了，这一学科自己也学完了。屡试不爽。后来，他用笔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这种同步学习的教育方法的。其中说，让教师也保持一种与学生一样的陌生感，新鲜感，紧迫感，与学生一起共同探讨，共同获取，是一种新的教育思路。教师只是一个学习小组长而已，那种将自己嚼了几十年的知识呕吐物再麻木不仁地喂给学生，自己也了无激情，学生也了无兴趣，反倒剥夺了学生的自学权利。文章出来，曾引起不小反响，也有多年靠知识呕吐物吃饭的骂他。
这种崭新的教育思想最终不了了之。达摩私下说，等我有了钱，自己办一所学校，一个呕吐型的老师都不要。
好景不长，没过几年，职大就进入弥留期，没有生源，最终关门大吉。那年头，正是全民皆商连居委会老太太都p颠p颠忙着跑信息的时候，达摩教了几年的“三论”，终于有一个词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谁见了谁都会问，有什么“信息”？
一些老师调走，一些老师退休，一些老师回到企业另做了一份工作。
学校成了一个空壳，要几个人留守，达摩是留守者之一。留守人员有几百元工资，没有多少实事可做，看管图书仪器办公用具，处理租赁教室业务，联办补习班，发放相关人员的各种费用……后面这几项，多少有一些油水，是大家都想做的。达摩却一眼就挑中了当看管员。
图书室有几台电脑。前些年，他就是在这里对着当时那唯一的一台386完成了他的电脑入门教育。九十年代初，中国开通教育网，达摩最早的网络教育也是在这里完成的，那时还是电话拨号。达摩至今还记得，初上网时的那种兴奋。折腾一番之后，那只“猫”叽里哇啦一阵乱叫，浏览器上出现了一个网站的页面，那时网速很慢，看着那页面从上至下一点点显现出来，就好像一个孩子，一点点从产道里面露出来一样，头发，脑袋，胳膊，身子……终于，一幅有图片有文字的页面全打开了。那时互联网管制还不严，各种消息，各种言论，与传统媒体相比，又大胆又新鲜，就像刚刚有了汽车，还没有交通规则一样。
现在这几台老机器还在，蹲在图书室一角，落满灰尘。网络上，这一类设备叫做骨灰级设备，这一类网虫，叫骨灰级网虫。到了后来，发展就相当快了，再回过头去看看当时那几台硬盘不到一个g的机器，就像看一百多年前的蒸汽火车头。
这样的清闲日子过了两三年。达摩看起来极平和，其实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高到有些不求进取。这两三年对达摩来说，几乎是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神仙日子。上了班，四处一转，便钻进图书室，读书上网喝茶打字。可惜好景不长，接着厂子就整体给卖掉了。给了两三万买断钱，达摩和上千人一起，从此与这个企业永别。这时刻，正好遇上女儿读高中老婆动手术。眼见得那几万块钱一点点薄下去，达摩才知道读书上网不能管饱，骑马找马地混起差事来。
09
达摩的家，属于这个城市里最正宗的平民。父亲卖了一辈子茶叶。当年定成分，组织上给了一个“店员”，说是和工人阶级只差那么一点点，几乎就是工人阶级了。
达摩爱读书，是被茶叶店熏陶出来的。
多年来，店里除了那些高级听装茶叶，其余的都有自己印制的包装袋。三年饥荒时，纸张突然紧张起来，店里的茶叶袋就断了来源。连达摩的课本作业本，都是那种又黑又糙的回收纸做的，一写字，笔划就洇得粗粗的，笔尖在纸上停留的时间稍长，就是一片墨迹，像山水画。纸面上还有没化完的旧字迹小疙瘩，用手摸去，像盲文一样。上课时，达摩抚摸书页，觉得不舒服，就一粒粒抠它们下来，有时候是一截草梗，有时候是一团棉絮，还有一回竟是一只小甲虫的尸体。这些东西倒是抠了下来，书本作业本就露出了一个个小d眼，让人非常沮丧。明知道会把书本抠破，达摩依然禁不住要去抠，不抠掉难受，最后将书本抠得百孔千疮。达摩后来读心理学的书，知道那叫强迫症。
茶叶店买来一些废旧报纸书刊，粘成纸袋装茶叶，十六开的刊物纸，每页装二两，三十二开的书纸，每页装一两，半斤以上用质地较好的画报纸或对开报纸。
茶叶是雅物，字纸也是雅物，这两样达摩儿时最早接触的雅物，让他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子弟沾染了许多儒雅之气。他喜欢到父亲的店里去，闻着茶香，似懂非懂地看那些尚未拆散的报纸书刊。到了六十年代，许多书刊外面已经看不到了，父亲的茶叶店还有。五十年代的，三四十年代的，各色各样早已消失了的人和早已消失了的文字，不时都可以看到。对于茶叶店来说，那只是商品包装；但是对于达摩来说，却是学校里得不到的“非法信息”。有一次，他见到一本多年前的国语课本，就是后来的语文课本，发现十多年前的语文，竟是这么有意思，要拿回家去。父亲说，这里的一张纸，一片茶叶，你都别想带走。父亲是那种最本分最清高的店员，因为干了这一行，他一辈子不喝茶，全家都不喝茶。直到今天，达摩烟酒都会，就是喝茶不会，喝也喝不出味道来。达摩拿了那本国语课本便坐下来读，读到父亲下班。第二天放学后，继续来读，又读到父亲下班。
父亲见他这般痴情，于心不忍，便去和柜长商量好，凡有儿子喜爱的书刊，算成双倍的重量来换。茶叶店的秤小，几两几钱都称得出来，那时候，老百姓买茶叶，常是一两二两地买。还有一样东西，达摩印象很深，店里专门为那些爱茶又喝不起的人，备下两种特殊品种——从茶叶里剔除的茶叶梗和筛落的茶叶末，价格极廉，泡一泡，也有茶叶味道，特别是那种茶叶末，比茶叶出味还快。数十年后，大宾馆用的那种袋装快冲茶，其实就是茶叶末。
达摩一点一点积攒着自己的图书库。他早年的那一批书刊，许多封皮上都有重量记载，三两七钱、半斤、一斤一两……也有五六斤、七八斤的，那是一摞书刊的总重量。五花八门优劣混杂，后来足有上百斤。父亲说，你这上百斤，就是我的两百斤，一毛六一斤，三十二块钱哪！是你妈一个月的工资。一直到了文革，那些藏书万卷的人家开始烧书了，达摩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攒书。平民人家，也有独享特权的时候，谁会关注这样的一个孩子有什么书呢？达摩后来说，在那一批书中，居然有当时省军级才能读到的那种黄皮书、灰皮书，如《托洛茨基回忆录》，《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有的读来像天书，有的终于没有啃完，有的读了等于没读。他也没想到，当时根本没有注意的那个哈耶克后来竟得了诺贝尔奖，还成了数十年后中国一批思想家的精神教父。可惜那书后来借丢了，不然拿了这本封皮上写着“六两五钱”的“善本”，可以冒充一下中国的哈耶克权威，比那些八十年代后靠哈耶克红极一时的专家们，资格老到天上去了。
达摩另一个无意间的收获，是学会了读繁体竖排本。他无师自通连蒙带混地硬学会了简繁转换，学会了那种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读法，这一点，在那个主要依靠阅读获取信息的时代，达摩得到了比别的孩子多得多的东西。
10
说到达摩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不能不提到一个人。
达摩父亲工作的茶叶店，店名叫“陶陶斋”，是一家百年老店，古色古香的，大门两侧有一对木刻楹联，褐底绿字。一边是：琴里知闻唯渌水，一边是：茶中故旧是蒙山。店名和楹联据说都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父亲说，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呀！什么讲究，他也没说明白过。字是清代一位名士写的，所以落款上有道光多少年的字样。
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将们沿街一路横扫而来，远远已经听得嘁哩咣当的打砸声拆卸声，接着就有浓浓的烟火在街那头升腾起来。店里几个与店铺共存数十年的老职工情急之下，赶忙去拿了大红纸，写上一副对联，将那百年楹联严严实实地蒙上，一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一边是：五洲震荡风雷激。那块牌匾则贴上：毛主席万岁！还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竖上一块标语牌：革命小将辛苦了！请喝一杯革命茶！店里一干职工都站到门口，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侥幸躲过一劫。深夜，几个老职工偷偷潜来，费尽气力将楹联和牌匾拆下，用油纸包裹好，放到仓库货架上，当作货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给忘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说要恢复老店名的文件下来，才记起当初这一壮举，可惜当时的几位当事人，除了达摩的父亲，其他全都谢世。达摩的父亲也已退休数年，报社的记者还专门找到家来，向他采访当年人民群众抵制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这一动人故事。那天达摩的父亲一边兴奋不已地念着那篇文章，一边抹着老泪。文章还配发了一张照片，达摩的父亲站在重新挂上的楹联前，指着上面在说什么。这是他老人家七十多年来第一次上报。没想到达摩在一边笑着说，爸，你也不想想，那时有四人帮吗？那个王洪文当时还在上海滩当个虾米保卫干事呢。一番话，弄得老人多少有些扫兴，嘀咕说，我管他四人帮五人帮呢，这东西保了下来，总是个好事吧？
陶陶斋店堂很大，进门后，迎面一排齐胸高的柜台，黑大理石台面永远擦拭得镜子一样，光可鉴人，上面镶嵌着一排碗口大小的白色大理石，据说是专门给客人察看茶叶的。店堂左右各有一张八仙桌，隔着木窗棂，可以看街景。一道屏风后面，又各有两套茶几座椅。外面是给普通茶客歇脚解渴的。很长时间里，店堂里都设有免费茶水，冲泡好后，倒入一只棕榈包裹的洋瓷桶中，放在一只矮几上，旁边置有一盘白瓷茶盅，墙上钉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茶水免费。屏风里面大都是一些老茶客，一些宾馆酒店政府机关的采购，来了也在里面坐，一样样品过，歇过，聊过，然后再一样样采买。没人的时候，达摩就常常在屏风后读书，渴了，可以喝那免费茶水。
达摩的父亲为儿子的好学苦读欣喜，又觉得长此以往打搅了店里，所以常让达摩帮店里干一些活，搬搬拣拣，或粘粘茶叶袋之类。店里老职工多，卖茶叶又是一桩温和雅致的生意，所以大家都喜爱这个孩子。
解放前，陶陶斋是那种前店后场楼上住家三位一体式的。后院有几间作坊，将购进的新茶再作加工，有些秘技，只有一两个当家师傅才能知道。茶叶店有四层楼，当年在这条街上，也算很气派的。二楼办公，三楼住老板一家和账房先生一家。店里的几个贴心老职工，住四楼，达摩家也在其中。公私合营后，住家的人就从后门上楼了，与公家分开。但对达摩来说，依然方便，下了楼从后街绕到前街，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
11
文革前一两年，一日，达摩正在店堂一角读一本旧杂志，进来一位四五十岁的清癯长者，高个子，穿一身灰色四口袋干部服，不合体，松松垮垮，常洗又从未洗干净的样子，脸庞瘦削，鼻梁上架一副近视镜。达摩知道他是一位常客，和店里人都熟，大家叫他卫老师，说是附近一家中学的。那家中学很普通，连一中二中这样的编号都没有，而是以街为名。这样的中学，在达摩看来，该是等而下之的中学，是那些成绩不好或出身很坏的学生才去的地方，所以并未特别注意他。只听大家说，此人有一怪癖，只喝特级香片。香片分六等，特级香片每两两块多钱，可以买五号香片一斤多。那年月，大多数人的工资都只有三五十块钱，不吃不喝也只够买两斤。
多年来，到店里买特级香片的，大家大多熟识，除了前面说的宾馆酒店政府机构，私人买的，无非是些还有点家底的旧时有钱人，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大干部，再就是偶尔买上一点待客的。这位卫老师，从他衣饰打扮看，不像有钱人，每次一两二两地买，也不像有钱人。但是他只要特级香片。几次，店里人对他说，其实，特级与一号差不多，就那茉莉花讲究一点，可价钱便宜一半呢。卫老师只是谦和地笑笑说，天壤之别天壤之别。即便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卫老师也决不降格。父亲说，有一次，这个卫老师身上只有一块多钱，却硬是只要特级香片，结果给他称了五钱。在不知道卫老师身份之前，店里人私下都叫他“特级香片”，猜不出这个怪人究竟是何方神仙。直到有一天，他一个毕业数年的学生在店里碰上他，听他们聊天，才知道是一位中学老师。那个中学隔了陶陶斋几条街，他们附近就有几家茶叶店，不知为何他总要舍近求远，跑到这里来买。后来问他，他也只笑笑，不语。
那天，达摩读的旧杂志是一本民国刊物，叫《中学生》，有白描c画，还有一些旧时广告，雪花膏、鱼肝油、肥皂洋火之类，广告上都是那种烫了头发、抹了口红、穿了旗袍、光着大腿的摩登女郎。那时中国大陆的报刊上，早已见不着这些稀罕物了，所以达摩看得很新鲜。卫老师买好茶叶，与店员笑笑正要出门，仿佛有一种感觉，就朝达摩走来，生生地从达摩手里将那本《中学生》抽了去，眼里便放出光来。
翻看几页后，他问达摩，哪来的？
达摩被他问得有些发慌，忙说借的。
他又问，哪里借的？
达摩一时编不出谎言，只好说，跟店里借的。
他说，这里？
达摩点头。他笑笑，还给达摩，连连说，奇事，奇事，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它。说着，又从达摩手里抽过书来，细细翻看，自语道，一晃数十年。然后指着目录上几个名字问达摩，这些是谁？知道吗？
达摩说他知道冰心，叶圣陶。
卫老师连说不简单不简单，还说出了两个。我们那些中学生，怕也没有几个能说出来。我跟你说，这上面的人，大作家大名人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上了大学还读它。
卫老师说上劲了，就在桌边坐下，一一跟达摩介绍里面的作家、学者、名人，还有那个画画的丰子恺。
达摩说，不喜欢这个人的画。
卫老师惊讶地说，大画家呀，你还小，你还看不懂。这个人啦，全才呀！诗文乐理样样精通。
卫老师与达摩好说了一通。说得达摩的父亲和其他店员暗自诧异，这个向来只笑笑，不多言的怪人，今天怎么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谈得如此投机？最后，卫老师向达摩提出一个请求，将书借他看一天，明天此时此地一定奉还。达摩有些为难，说，这是……店里的书。卫老师便上前去和刚刚卖给他茶叶的店员说，借借行不？这样，我把茶叶放在您这儿，明天还书的时候再拿？那店员笑了，您是我们的老顾客了，您就先拿去看吧，茶叶也拿回去。达摩的父亲也过来说，您要喜欢，书您就拿去，我明天拿一本别的来顶上就行，总是一个包茶叶。听达摩父亲这么一说，卫老师赶忙说，那我明天给您这儿送几本纸张好些的来。
达摩父亲说，您就别来回跑了，您说个地址，我让我儿子去取。
第二天，放学后，达摩按卫老师留下的地址找到他家。卫老师的家在他学校附近一条小巷里，走到一个大杂院门前，就见卫老师在门口站着等他。卫老师忙说，我怕你找不到呢。达摩说，我知道这里，我们有同学也住在这条巷子里。卫老师便将达摩领进自己的家。大杂院住了十多户人家，杂乱得很，卫老师的家在后院一角。进门后，达摩发现这哪像一个家呢？昏昏暗暗的一间房，外面隔出一小半做厨屋，一只煤炉，架着一只没洗的铁锅，一张矮桌，断着一条腿，靠墙用砖垫着，上面杂乱放着碗筷油盐，地上几根萝卜，已经发黑。里面半间更暗，进去后，卫老师便开了灯。达摩一看，用一句成语来说，叫家徒四壁。一张木板床，用两条长凳架着，后墙有一扇窗子，又高又小，窗下有一张小条桌，一只方凳。再就是一只藤书架，上面有一些书刊，有几摞作业本。地上有一只大木箱，是用糙木板钉的包装箱一类。大木箱上放着一只质地做工都很好的牛皮箱，电影里，有钱人上船时提着的那种，与这个家的环境很不协调。
卫老师叫达摩在方凳上坐下，自己坐到床沿上。卫老师拿出几本《红旗》杂志给达摩说，我用这个换吧，还是新的。达摩收下《红旗》，就准备走了。
卫老师突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本书？
达摩摇摇头。
卫老师眼睛放出光来，神秘地说，这上面有我的处女作呢。
说着，卫老师就翻开叠出一角的那一页，指着上面的作者名字说，这就是我。
达摩凑过去一看，是一个叫“斯卫”的人。
卫老师说，这个斯卫就是我。那一年我十七岁，刚上大学一年级。这篇文章，叶圣陶先生还亲自给我修改过。卫老师接着说，这事你要保密，别对人家说。然后，卫老师又问达摩看过哪些书。达摩就给他说了一些。魏老师一边听一边说，好啊好啊，你这么小的年纪，看了这么多书，百~万小!说好啊。然后又说，谁谁谁的书不要看，什么什么书也别看。
达摩问为什么？卫老师说，不好，没意思，误人子弟。然后说，哪些哪些书要看，谁谁谁的书要看。可惜，我那些书都没了，不然我可以借给你。
卫老师说的那些书，那些人，达摩隐隐约约记住了一部分。文革第二年，无政府主义了，学生便去抢图书馆，混乱急迫中，当年卫老师给他说到的那些书名人名，让他抢得的书质量都很高。这使他日后的读书生活少走了许多弯路。
此后，卫老师每到陶陶斋来，若遇上达摩，一老一小便会聊上一阵子。卫老师不像达摩学校的老师，他说的话都很新鲜，达摩听了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达摩见了自认为卫老师会喜欢的书，也会给他看看。
12
说话间就到了1966年夏天，也就是革命小将沿街扫四旧陶陶斋老职工冒险救楹联的后几日，那时学校已经不上课，一心一意闹革命了。达摩刚上初一，在学校里啥都不算，连个小组长都不是，就落得个自在，便四处游逛，四处看热闹。
一日，在一条大街上，见到浩浩荡荡一支大队伍开了过来，大红旗，小彩旗，横幅，语录，领袖像，口号声，战歌声，乒乒乓乓咚咚锵锵的敲打声……用一句作文里的话来形容——街道像一条五彩的河。等那游行队伍走近，才发现中间还夹着一支奇特的队伍，一个个剪了头发，抹了花脸，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纸牌牌，上面写着各种字样：封建把头，逃亡地主，交际花，资本家，cc特务，妓女，流氓，坏分子……根据个人不同的身份，身上还有许多装饰物，资本家脖子上系了几十条皱巴巴的领带；交际花脚上穿着高跟鞋，前胸后背也挂着高跟鞋；逃亡地主胳肢窝里夹了一卷纸，上面写着“变天账”；cc特务就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歪戴大礼帽，鼻子上架副黑墨镜……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锣鼓镲钹一类响器，也有的就拿脸盆痰盂，敲一下，喊一声，我是张某某，我是不法大j商！我是王某某，我是一贯道分子……各喊各的名字与身份。两旁的队伍，就喊打倒他们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情此景，达摩曾在几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影里见到过，没想到现如今能看见真格儿的。游行队伍走着走着，达摩就看见了卫老师，他也在中间那一溜，胸前牌牌上的字又长又特别：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动骨干分子卫立文，“卫立文”三个字很大，每一个都打上了大红叉。那时达摩对胡风集团知之甚少，只隐约记得儿时见过一些漫画，胡风光脑袋，太阳x上贴着狗皮膏药，p股后面挂着一把小手枪，手里抱着一支硕大的笔，笔尖尖上滴着血……该是一个y险狡猾亦文亦武的特务之类。没想到这温文尔雅近乎迂腐的卫老师竟是这一类人，还是骨干。八月骄阳似火，达摩却打起寒颤来。再看一眼卫老师，面如死灰，眼光呆呆地透过镜片只盯着自己的鼻尖，他一手拿根柴火g，一手提只铁锅——就是达摩在他家厨房见过的那只铁锅——一下一下敲着，锅底已经敲出一个d来，声音就沙夸夸的。
从此以后，卫老师再也没来陶陶斋买特级香片了。
13
达摩再一次见到卫老师，已经是五六年以后了。那时，达摩已经在广阔天地的泥里水里摸爬滚打了三四年，早已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汉子。只是读书的嗜好一直没改，而且近乎成癖。由此还结识了几个书友，有的在一个公社，有的在外县，还有在城里的。历尽磨难，阅尽人世，也早已不是少年时那样，单纯得将一切看得如童话般美丽。此时的读书，已不是少年时代的好奇求新，而是渴望寻找一些生活的答案。几个人在一起，便会把书中读得的感想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或思辨，或质疑，或彷徨，或慨叹。偶尔也会写下长长的信函，互相探讨一些问题。
那一年春节，达摩回城探亲。几个友人聚会，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成为马哲理论家的毛子。毛子说，带你们去见一个人。达摩问什么人？毛子说，一个高人。你去见了就知道，上过毛选的。问为什么上毛选？毛子诡秘一笑，却不作答。大家心里多少明白了毛子说的是个什么人了。
跟着毛子走进一家大杂院时，达摩发现，这不就是卫老师卫立文的住处么？果然，毛子就敲了角落的那扇房门，出来的，正是卫老师。卫老师见一下来了三五个人，有些警惕，毛子说，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有几个我原来跟您说过的。卫老师就将他们让进屋去。屋里的一切几乎都没变，就是多了几张可以收放的小马扎，看来这儿还是一个常有聚会的地方。
一直到大家坐定，卫老师也没有认出达摩来。也是，眼下这个又黑又壮的汉子，和当年那个文静矜持的小男孩，已是判若两人。
卫老师和毛子寒暄几句后，达摩说，卫老师，还认不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