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本质上说，伏击者其实是以战斗队形和战斗状态去突袭处于非战斗队形与状态的被伏击者。也就是说，以有心算无心，以有备打无备。所以当被伏击者能看到敌人的时候，对方肯定已经以堂堂之阵压过来了。这时被伏击者还在手忙脚乱的变换队形，领取和分配兵器。这种态势一旦形成，基本就是对被伏击者的单方面屠杀了。

    可要想达到这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可不仅仅是藏在敌人视线之外就可以了。在任何时代的战争中，情报永远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军队在行军时，也往往会派出哨探来随时侦察周围的情况，他们的作用不仅在侦察行军路线，还要做好敌军预警。

    但是古代的哨探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实际上能够进行的侦察范围相当有限，也就有了哨探十里、二十里的区别，且伏击方也会派出斥候、游骑反杀对方的哨探，阻止其获得情报。而想要躲过敌军的侦察，就要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而事实上大部分的伏击，基本都是在敌军对于当地地形不熟悉的情况下进行的。

    因此行军路线是否会有敌军伏击，赵昺以为将领的判断时常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中情况下，将领对于行军路线的判断，往往不得不依赖于哨探侦察的结果，但哨探在必须优先于行军线路的探索的情况下，更难对敌军位置进行有效追踪。而一场成功的伏击战，除了要能够成功掌握敌军的行军路线以外，还要是能够保证自身的行动不被敌军侦知，并且还要对敌方将领的判断进行迷惑，当然还需要些运气。

    尤其是在一些环境相当复杂，比如丛林、山区等地形中，伏击战的效果往往更加显著。在蒙古征伐安南的战争中，安南一方就多次用伏击战术，将数量和战斗力都明显优于自己的蒙军打得溃不成军，其依靠的就是越南北部复杂的丛林和山地环境。

    不过面临完全陌生的环境地形的战例终究是少数，因而如果想要真正诱敌入伏，这就是技术活儿了。其实伏击战对于赵昺来说并不陌生，当年在七洲洋大战中大败刘深，严格的说也称的上是一场伏击战。此后在琼州保卫战等几次大战也皆有伏击战的影子，应该说他对于伏击战并不陌生，可他却知道这与陆地上的伏击作战还是有区别的。

    在海上，赵昺可以利用岛屿藏兵，也可以利用地球的曲率躲在敌军的视线之外，且水战还有风向、水流及潮汐可加利用，迅速完成对敌的围歼




第１０４９章 皆有学问
    赵昺获知敌军已经加强三峡的防御后，在西征军事会议上有针对性的提出‘水步共进’的策略，双方交替掩护，利用水军搭载的火炮提供火力支援，步军攻城拔寨清除沿途堡寨保护航道，为水军船队的通过护航，以图通过这段最为危险的水道。

    文天祥在达到江陵与西征军会合后，即可召开会议传达陛下的旨意和定下的作战方针，听取西征军的各项准备工作汇报，以便择日进军。会上众将表示坚决执行陛下的命令，夺取川蜀，解凌霄城之围。而文天祥也对西征军的各项准备工作给予了肯定，一切似乎都按照赵昺的意图在发展。

    可在此后的军事会议上，征西军都统祁斌却对皇帝‘水陆并进’的安排提出了异议。其以为从在一些险段，敌军设有关隘，水军船队经过时极易遭到两岸敌军夹击，而步军此时再行攻击将十分困难。且陆路通行十分艰难，难以跟上水军，以他之意是步军先行，一边疏通道路，一边攻城拔寨，掩护水军船队通过三峡险段。

    祁斌的建议等于颠覆了皇帝的既定战略，文天祥怎么敢擅自决断，但他也没有武断的否定祁斌的建议，而是立刻召集熟知川蜀地理的军民问询，并派随从到民间查访，以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连续几日的调查，他还真的发现实地与当初陛下所知还是有差距的。

    赵昺看了战报暗自叹息，暗叹自己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心中大骂搜括来的那些地方志和游记中的记载也太不靠谱了，而事务局那些探子倒是尽心了，连有关传说都搜集来了，但还是出了问题。

    从江南入川的道路何时有的早就不可查，最早是世代居住在峡江两岸的远古居民，在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时通行往来，沿江走出了许多断断续续的人行道。数千年前，峡江中就流传有大禹治水的故事。《淮南子修务》曾云大禹，“决巫山，令江水得东过。”大禹治水，就是沿江而行。巫峡飞凤峰下大禹接收神女天书的授书台，即伫立于江水边。

    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早已为世人熟悉，人们在悬崖绝壁上凿孔开道，铺设木材，将沿峡江的小路连接。但由于地震、泥石流、滑坡、坍塌等原因，三峡沿江古道时断时续。同时，也因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三峡沿江古道在许多历史阶段得到过修治与延伸。

    三峡沿江古道，主要是由人行道、纤道与驿道发展而来。为方便峡江两岸通行，人们对古道进行了无数次整治与修理。由于峡江古道的复杂性，人们将古道按通行功能分为:纤道、驿道、人行道，又按着道路的结构特点分成:砭道、槽道、栈道。

    峡江滩多水急，古代木船逆水而上，大型船队若无纤夫拉纤相助，很难通过三峡天险，小型船只在遇到险滩时，亦需要盘滩起驳，靠船工和纤夫拉船才能平安渡过，纤道应运而生。因此三峡自有木船通行，峡江边便有纤道存在。

    有时纤道在无路的江边沙滩石梁上，有时纤道利用了江边的人行道。峡江地势险要，中有大石沿岸矗立，犬牙交错，水不能直流，行船极为艰难。纤夫在无路的岩石峭壁上拉纤，必须攀缘向前。为保证生命安全，减少拉纤危险，纤夫们会对常走的纤道进行挖凿、垒石、铺石、凿眼等方式进行修治。

    驿道，是古代封建王朝传达政令、维持统治的交通道路。在古代，驿道的主要作用是人行、货运、通邮、军事通道。栈道指沿悬崖峭壁修建的一种道路，又称阁道、复道。绝大部分修建于悬崖峭壁、绝壁湍流之上，凿孔架木、在石岩上开凿的台阶、小道。

    “砭道”在方言中指山坡上的道路。这种砭道是人们方便行走的道路，如同鲁迅在《故乡》中所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槽道是开凿于峡谷区域绝壁或临江绝壁上，形如槽一样的通道。槽道一般向江面开口，当开口封闭时，也称隧道。

    不过这些道路最初的形式只是悬崖绝壁间零星的、断续的、不完整的小道，供纤夫或行旅之人行走其间。但是赵昺从古籍中的记载获知，峡江中的道路统治者或是商旅为了便于运载货物，或是行军，或是传递信息，皆对纤道和栈道及驿道进行修整。以他所知就有多次:

    按《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将兵下江关，破威虏将军冯骏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等大败，述将王政斩满首降于彭。可见此战岑彭讨伐公孙述之战是溯长江而上破荆门的。而自古以来三峡航运艰难复杂，要想溯江入川，非纤夫挽船相助不可。所以，此记载亦可作为三峡纤道早有整修的参考依据。

    三国时期，关羽大意失荆州，被东吴将领马忠捉住后杀害。章武元年，刘备亲率七十万大军自蜀中沿长江三峡东进伐吴，替关羽报仇。当年蜀军沿江而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也留下许多沿江通道。只是后来刘备被东吴火烧连营，兵败夷陵，“追者甚急，备乃烧铠断道”，使三峡古道遭到毁坏。

    在唐代，邮驿空前发展，三峡内已有宜昌至巴东界二百三十里通驿道，已有上都至黔中道的黔州驿路达归州的记载。宋代对西陵峡栈道亦有记载。宋人黄庭坚作《黔南道中行记》，记其在下牢关游三游洞，文曰:“……至三游间一径，栈阁绕山腹，下视深谿悚人，一径穿山腹，黝暗，出洞乃明。洞中略可容百人。”黄所说道路环境与今相同，说明该处栈阁式栈道在宋时已经修复，形成他文中所说穿越三游洞山腹的一径之说。

    而在川蜀抗蒙的战争中，为联通夔峡与阳口城的南岸陆路通道，宋廷也曾组织蜀中军民在以前山上乡民取水的道路基础上加以改建，在长江南岸瞿塘峡的绝壁上以人工开凿方形石孔，一个接着一个，自上而下成“之”字形排列由山腰到江边，延伸到崖顶的栈道。

    此外山川早水还记载了另一条重要的三峡古栈道--夔峡纤道。按书载:北岸崖壁脚下有一条小径，下可以通向大溪口对岸的白菜背，上可以到峡谷以外的瀼溪口。还有一条称为‘川鄂大道’的巴东



第１０５０章 看似废话
    如今公文满案，还有这么多看似不相干的奏表要处理回复，赵昺的‘工作量’是大大增加，每天可谓是废寝忘食，也让身边的人，尤其是几个老婆心疼，但又十分不解。因为这些奏表都是未经中书，而是直接从地方送入宫中的，也就是说与大宋上奏的制度有违，且这样事无巨细都要奏一下的样子，在他人看来更像是小皇帝自找麻烦。

    不过究其根本这麻烦还真是赵昺自找的。当初他初到这个时代就赶上了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和‘特殊地位’拉起了一支队伍，并逃到了琼州。其中虽有像应节严和江璆及邓光荐、陈则翁这样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如蔡完义、蔡乔、黄显耀及庄思齐等这样的小官吏及小地主出身的人，可更多的是出身军旅和草莽及底层社会的人。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过在开始时并无什么影响，那时候人数少，大家又是聚居一处，有什么事情无论的公堂议事，还是私下里讨论，基本无需动笔，即便行文也是简单明了，就事论事，无非是用词缺乏斟酌，看着有失文雅。

    但是随着队伍壮大，尤其赵昺继承大统，行朝迁至琼州，定府城为行在后，他也住进宫中。如此一来，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且一切都正规起来，公文往来也亦要依照旧时的定制。随迁而来的官员的文化素质要比帅府一帮人要高的多，且又多有官场经验，这对他们来说不叫事情，对帅府一班人可就要了命啦！

    按照大宋的奏疏的规制，人臣对上行文须符合“奏议宜雅”的写作要求，也就是要符合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和语言雅正的语体规范。于是公文作者要多引经据典，就是以此来表明自己所言援自古人，符合道统，起码可以保证不出格，不失范，不容易被人挑剔或驳斥。

    同时在写劝谏类文书时，常引用古训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道统的框架之内，符合“大道”。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长久以往便形成制度，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开篇必须要引用圣人之言，否则便无法成文。

    另外宋代文人推崇古人，喜欢引用古人经书中的语言来说明当下的问题，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无疑更具有说服力，你的能力和学问总不能超越先贤，让你无法驳斥。而作者也正是通过引经据典，援古以证今，是思不出位的构思方法，而使文章的论证无懈可击，虽有‘绑架’之嫌，却也达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

    由此大宋官场形成了固有的文风，公文大量引用经书，几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经书如《论语》《孟子》《周易》《尚书》《春秋》《礼记》《诗经》等都被反复引用。完全抛弃了汉代用经简洁利落的特征，喜欢引用较长的文字，喜欢大量铺陈，在说明同一论点时经常反复援引经文，同时对引用的文字大加阐释、随意演绎。

    还有一些作者为了翻陈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经传语句，这就对阅读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总体来看，宋代公文的用经给人以繁琐之感，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难度。这种用经方式弊端显著，不仅有害文意，还妨碍公文的传播。

    在赵昺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公文作为实用文体，只有写得浅切直白、干净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反观宋代公文，其无节制用经的写作方式，使得公文丧失了固有的价值，不利于公文效力的发挥。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赵昺最直观的感觉是看不懂。他前世只是个理工男，写作水平本就不高，对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这些奏疏在他看来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测，所以骤然接触这么‘高深’的东西，为了防止出现误读，起初都是在几位老师的辅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后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废话连篇。

    如赵昺这么大的‘知识分子’都不知所云，他手下的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家伙们看得更是云里雾里的。而此时诸将也分赴各方，即便在京中的，他因为住进行宫，像过去那样在一起说话也几无可能，只能遵照制度上疏言事。

    但奏章是国家正式公文，在程式、运转关系以及缮写的字体等方面，也都有繁琐的规定，违者就会受到处分。他们那写作水平根本过不了中书省的审核，从而直接就被驳回，根本到不了他手中，另外有些话也不便在公文中陈述。

    如此情况下，赵昺不便，众人也抱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会误事。于是他下旨要求上疏要简单明了，行文少用艰涩难懂的用词，但积习难改，短时间内难以见效。另外奏表的呈递流程也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他只能另辟蹊径，让亲信诸将可以将不能明言的话另行呈文直接送到宫中的御前办，而不必经过中书省呈报。

    赵昺这样做本就无奈之举，此类奏表更似私信的公文，无一定的规则与程式，也为列入国家正是文书之内，就是为了君臣之间沟通方便而已。奏表送入宫中后，他起初读后会另行回复，但后来觉得太过麻烦，就直接在原来的奏章上空白处直接批阅回复，然后由送书人或驿传送回具奏人。

    后来御前办二室的主事蔡乔觉得这样太过随便，且应该抄录一份存案备查，然后再行发还具奏人。赵昺想想也是，便同意了。于是御前办便针对此事专门拟定了一个章程，凡是奏折经朱批后，在发还具奏人遵行之前，照例要由御前办抄录一份，以供传抄执行和存案备查。个别事关机密之件，或因具奏人的请求，或皇帝认为不宜公开的即留原本在宫中，不做抄录，不加批示。

    此外为了方便传递和保管，御前办还对此类奏表的样式和呈递程序做了规定，这样一来本是非正规的文书形式就成了半正式公文，被‘圈内人’称作‘密札’。赵昺也希望以此多一个了解地方情况和信息的渠道，弥补自己无法周知的不足，同时也借此联络君臣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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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５１章 北伐也要算账
    赵昺并非不愿大举北伐，一战而定天下，但也有诸多的不得已。这不仅是他独自的看法，朝中不少大臣与有识之士皆认为时机未至，每当形势紧张时，应节严甚至几次入宫劝他不可轻信人言，万勿轻举妄动，千万不可因一时之气而冒险。而他也非糊涂之人，深知其中的危险，当前非是北伐之时。

    首先从政治上看，自收复江南之后，赵昺对叛官和附敌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其中不乏士人阶层。使得江南士人阶层认为他太过残暴，苛待士人，从而心生不满。接着便是陈宜中谋逆案，又有一大批江南士人被镇压，还牵扯到行朝中的一部分官员。其后又借与吴家大婚对江南官僚世家进行了打压，导致江南士人对他十分愤恨。

    所以说现在江南政治局面看似风平浪静，但却危机四伏。而在回复江南后，经历多年战乱的百姓也是民心思定，不愿意发动大规模战争。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里，战争怎么打战争离不开政治。面对这种险恶的政治局面，战争还怎么继续

    再就是经济上的考虑，战争是要有经济保障的。“十万之师，日费千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经济困难也是难以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极重要原因。

    当前军队的开支是大头，现下禁军兵力有四十万之众，按照每人每人给粮三升，伙食钱五十文计算，就需要粮食一万两千石，以时价每石八百文计算，两项合计就达到近三万贯，这个数目只多不少，因为军官和水军的伙食费还要高于普通士兵，仅此一项每年就达到一千一百万贯。

    再一个是穿衣和装备，当兵的总不能光着屁股空着手上战场吧！装备不必年年更换可以另算，但每人夏冬各两套军服，还有靴帽是不能少的，即便每套保守的算也要五贯钱左右，一年就是八百万贯。武器虽然不用年年更新，但是训练也要有损耗，需要时时维护，消耗弹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就是官兵的薪酬，现在实行的是募兵制，是要给工资的。考虑到当前的生活水平，一个三口之家月需六贯才能维持生活，所以赵昺将新入伍的士兵薪酬定为每月六贯，随着其服役年限的增加，到七年退役时最高可得十二贯。而军官也会随着职务的晋升而增加，最低的队正起薪是十贯，而最高的枢密使可达三百贯，所以每年薪酬开支最少也要四百万贯。

    但是这些仅仅是最基本的开支，每逢重大节日和国家大事要赏赐，作战要有战时补贴。受伤、牺牲要有抚恤，退役要给补助金。而这些仅仅是人头费，每年的开支就达到二千万贯之多。另外武器和装备更新也是大头，且需要进行储备，以备战时损耗。今年还没有过完，赵昺投入到军器监的钱就已经超过五百万贯。

    除禁军之外，还有厢军近二十万，他们的待遇和武器装备上虽然要少于禁军，但也不是个小数目。为了防止泉州军背国投元的事件重演，赵昺也将厢军所需列为由朝廷供给，而不是由驻地州府负担，每年也需要费用在千万贯左右。

    所以当前就是维持这样规模的军队，每年朝廷花费就要在四千万贯左右。而有的人会说，反正闲着也会花费这么多钱，何不出兵征战，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

    有这种想法的人，赵昺只能说其脑袋让驴踢了，战争一起可以说无人能置身事外。和平时期，军队的额外的消耗无非是训练所需的弹药和装备更新。但是打起仗来，物资消耗就不是成倍增长了，而是成几何线性增加，伤亡更是不可避免，相应用于抚恤和治疗的开支也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