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时间:2023-05-22 来源: 作者:让你窝心
“高兄……”李姓士子还想再问,而其已经起身绕过他迎了上去,而此人他也识的,却是陈普,自认与难以说上话,便噤声长叹一声道。
“呵呵,热脸贴到了冷屁股!”赵昺说起来是久闻陈普其名,却无缘见面,而不等他细看,座上的人已经纷纷起身围了上去。那高姓士子虽然腿快也只来得及到其跟前施了个礼,连自我介绍都来不及就被扒拉到一边去了。
“都是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而已!”王德在旁给皇帝斟上茶,撇撇嘴道。
“唉,难得见石堂先生一面,竟无缘说上一句话!”眼看着陈普如众星捧月般被人拥着走向主位,高士子却连边都沾不上了,回到座位后连喝了两杯茶,无比惆怅地道。
“这位石堂先生很有名气吗”赵昺装作不知,探头问道。
“很有名气吗石堂先生乃是当世理学大家,汝居然有此问!”高士子听了一副见了鬼似的惊问道。
“是吗,小弟初到京城,孤陋寡闻。敢问这石堂先生可否是兴办德兴初庵书院,又主讲建阳云庄书院、福州鳌峰书院、长乐鳌峰书院的陈尚德山长”赵昺有些惶恐地拱手施礼道。
“正是,石堂先生乃是其号!”高士子撇了赵昺一眼,又拿起了‘前辈’的架子颔首道。
“多谢高兄指教,否则旁人听了真是贻笑大方了!”赵昺再施礼道,“吾听闻石堂先生数月前不是应诏进京为官了吗,敢问其现在官居何职啊”
“这……石堂先生乃是高人,不肯入仕,陛下也是再三挽留,但坚辞不就!”高士子犹豫了下言道。
“吾怎么听不明白了,据说石堂先生闻知陛下有诏,兴奋异常,言称终有报国之机,定然鞠躬尽瘁为国出力,怎么又坚辞不就了难道是嫌官小!”赵昺皱着眉一副不解的模样道。
“兄台定是听信了传言,石堂先生乃是大义之人,怎会计较官职的大小!”高士子听罢愣了下,却又替其申辩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是圣学之精髓。石堂先生不仕蒙元乃是深明大义,但时下皇帝重复江南,立志中兴大宋,正是用人之时,其坚辞不就恐有违圣人之说,吾看其已了大家风度!”赵昺提出自己的质疑道。
“这位兄弟说的有理,吾也听闻皇帝有意让石堂先生主持研究院为国育才。但其自诩有辅君治国之才,可执宰权柄。而其未得圣上恩许,这才坚辞不就!”李士子符合道。
“皆是谣言……文行先生也到了,汝等可知其盛名!”高士子当然不肯认错,强辩道。而恰好此时又有人进来,他急忙转移话题。
“据吾所知其不过是连番落第的士子,蒙元南侵后便避居洞霄宫,不问世事了,怎么也来参加诗会了”李士子问道。
“哦,其也到了!”赵昺与邓牧曾经照过面,虽然觉得其不一定能认出自己,但还是有些心虚,含糊的应了声便转身避过。偷眼看去,只见其果然仍是独特例行的做派,到寺中却身着道袍,而头上却没有束冠,披散着头发,左右各有一个道僮相随,一个抱琴,一个捧瑟。骤然见之,还真摸不准这位吃几碗干饭。
“淫荡之徒!”王德却是冷哼一声道。
“带着两个道童就成了淫荡之徒,那些搂着尼姑,带着歌姬的又是什么”赵昺看其一副极度厌恶的样子,笑嘻嘻地道。
“公子,那两个道童却非寻常!”王德低声说道。
“他们的相貌虽然清秀,举止妩媚些,总不会是女子吧!”经其提醒,赵昺多看了两眼,却是看出些不同,就像个娘炮,但觉得也正常,以那货的非常人个性搞个女扮男装也非不可能。
“公子,那是,其有龙阳之好!”王德犹豫了下言道。
“不会是人妖吧”赵昺听罢脸上眼色几变,有种吃了苍蝇的感觉,他没想到这些风流才子们居然还有这种变态的爱好。而他也想明白了王德为何会是那么个样子了,也许想到了自己,有些同病相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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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5章 愤怒和无奈
赵昺来的目的是考察当下士人的状态和思想,本来看到的已经颇让他失望,可旁听了陈普等人的话才明白,其不肯就任‘科学院’院长一职,非是因为‘才疏学浅’,而是根本从心底就瞧不起这个培养科技工程人才的工作,更是视工匠为贱役。
前世的赵昺便是学工的,对于这个职业可以说十分热爱,且引以为豪。而来到这个世界后,他也利用自己曾经的所需在改变者世界,依靠造出的坚船利炮挽救了亡国边缘的大宋朝,借着科技的力量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并逐步渗透到社会的点点滴滴,改变着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即便如此,赵昺的行为仍然会遭到极大的阻力,臣僚们觉得他的是‘不务正业’,喜好技巧之物乃是玩物丧志,行的是贱役之事。不过随着他的坚持和效果的显现,还是赢得了部分臣僚的理解和认同,而今天在听了这些人的议论后,本来打算只听不说的赵昺还是没有沉住气,出言反击。可也知道,他的反击在诸多保守的士人面前是多么的苍白和无力,要想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绝不是自己怒火就能轻易改变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或曰制造业横向比,在唐以前领先于世界,纵向比到了宋代已是高峰,从此之后,几乎没有太大进步,不但被西方各国赶超,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就以建筑和冶金两大能代表传统制造业水准的行业为例,直到唐代时,中国至少在亚洲可傲视诸邦,以令人信服的高超技艺证实了古代“中国制造”之灿烂辉煌。
为什么到了宋代就开始落后呢赵昺以为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必须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去找答案,制度的变革而造成利益分配的变化和阶层的分化,因此会引起一些行业的兴旺和一些行业的衰败。或者可以简单地说,科举制是中国人重文轻工的一个重要的“指挥棒”。
古中国的春秋和后来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一家。孔子亦不轻视各类凭手艺吃饭的人,他也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建筑业以及木匠的鼻祖鲁班,即鲁国的公输盘,凭自己的技艺做到了楚国的大夫。《墨子》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彼时的墨子像是一位工匠界的行业领袖,他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他见到公输盘之后,两人进行工程器械的推演,“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认输了,于是放弃了为楚国造云梯的计划。
同时期的齐国相国管仲则提出著名的“四民分业论”,即“士农工商”四种身份的人分开居住,分别培养,使各自的技艺能臻于完美。对于工匠,他的建议是:让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观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别器用质量的精粗美丑,估量它们的用途,选用材料时要比较其中的好坏并使它恰到好处。
意思是“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年少时就学习技术,他们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见异思迁。所以父兄对子弟的教诲不必经过严肃督促便能完成,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就能学好。这样一来,手工业者的弟子就总还是保持手工业者的身份。
如此士农工商的职业世代相传,当然会导致社会僵化,不利于阶层流动。但从职业培训的角度而言,在交通与教育不发达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艺养成与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
然而,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作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时代是以农立国,以士治国。士和农是统治者的基本盘。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处”,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镇里,而商人则是四处流动,不利于统治。
在此长达两千年,工与商是被统治者歧视的,帝国各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其进行打压和防范的。这两种职业之所以还存在,那是社会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货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许这类人的存在。可以说,中国的工匠和商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是在夹缝中生存。
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制度,使得普通人也可以进入统治阶层,促进了社会平等,阶层流动。但是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赵昺以为科举制的兴起,使工匠群体被日趋边缘化,士与工匠的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更为严重的是改变了人的思想。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许多贫寒家庭子弟的人生梦想,“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成为了社会的价值评判的标准。可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付出了代价,其中包括制造业技术进展缓慢,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显而易见社会上的聪明人都想着去读书,应考,当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贫寒子弟——如果家有几亩薄地,能够好好当农民,便很少去当学徒,去忍受几乎是当师父奴仆的虐待。而一个能工巧匠如果凭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手头宽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让儿子去读圣贤书,参加科考,脱离工匠阶层而做官。
于是后果就是,整个工匠阶层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体力劳动者,工艺的好坏完全靠工匠的经验和敬业的态度。偶然出现的大工匠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能以某种教育培训体系来批量地养成。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领域确实相对同时期的其它国家水平较高,但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经验之上的,没有从科学层面进行总结、归纳。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很快发现,发达的造船业是工匠代代相传的手艺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
第1056章 沉痛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时,除了惶恐,还有失望。在他的印象中宋代是中国科技文化的巅峰时期,而以他所见到的几座大城,无论是初时的广州、泉州,还是收复江南之后的临安城,遍布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和废墟,其中自然有刚刚经历兵火之故,可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没落。
以赵昺的眼光看,那些建筑虽然不失高大、雄伟,甚至依旧富丽堂皇,可是在他这个缺乏审美的理科生眼里都没有艺术概念,没有艺术品位和美感。这折射出大宋无论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对艺术的追求已然丧失,也变得毫不重要。而原材料价格高低和加工难易程度才是决定工艺品价值的要素。
从这些情形中,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工匠的素质,赵昺想想也就释然,那些没读什么书的工匠,从事如此“贱业”,只可能因循守旧,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不但工艺技术上难以有进步,审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复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卖个好价钱。
所以在赵昺眼里这幅人人称赞的画作,虽然技法娴熟,色调鲜明,可仍然带着衰败之气。作者依然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怀念,却没有能够冲破固有的执念,没有反思和创新。在加上一帮附和者的称赞,他更觉陈腐之气盈院,处处弥漫着腐朽的味道。
俗话说世事难料,但赵昺觉得形成今日局面也是有例可循的。在前世他记的有位叫‘灭霸’的威漫英雄,其秉持着中‘资源有限,无法支持人口扩张’的观念不断挑起战争。他觉得这种观点在大宋似乎也得以验证,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反而不断降低,技术发展陷入停滞,工艺难以得到创新。
现代学者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上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发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个观点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就回到起点。结论就是在传统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赵昺觉得两种观点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评价一个时期社会繁荣的标准之一,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我们皆知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很低,并以为这个比例是常态。
而人口的增长同样被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有学者认为除非有灾难**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赵昺以为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在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而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乱后,朝廷南渡江南,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战乱的影响,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的人口暴增,社会繁荣却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和繁荣。
其中原因,赵昺以为从现实考虑,江南在宋朝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饱和,军事上的失利又使他们无法通过战争获得新的土地。从政治上考虑,当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
不过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统制阶级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纺织业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
赵昺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当他前往琼州时,那里尚是荒芜之地,人口稀少,处于难以自给的状态,这就需要以机械来填补人力的不足,借以提高生产力。而这也便是他能够得到臣属们的默认和支持,任由自己‘胡闹’,发挥他的所长,却没有过于干涉。
但是收复江南之后,形势已然改变。江南地区虽然也经历了蒙元南侵,不过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加上蒙元政策的改变,江南人口损失相对来说较少,并不足以改变土地供给不足的现状。反而是蒙元的侵占及北方人口的南迁导致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稀缺性并没有缓解。
如此情况下,科技的发展就变的不是那么迫切,加上固有的思维作祟,从而导致赵昺推行技术创新变得消极,甚至反对。那么他设立科学院,培养科技人才和工匠队伍的计划自然受阻,觉得没有必要去再花费钱财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赵昺却是不这样以为。一方面,土地不能增加,那么田税的收入基本也无增收的可能,而妄加税赋则会导致百姓负担增加,民心不稳;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增加,导致他们成为流民,而人口流向城市求生成为必然,这同样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赵昺的策略是通过发展工商业吸收失地的流民,将这些人的身份转换为产业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正可通过外贸销售出去,获得更多的
第1057章 不彻底
众人在皇帝脸色渐渐平静下来,但是无不心有余悸。刚刚这些士人们的话可谓是大逆不道了,在世人眼中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权力之源,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执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如此可谓是将皇帝的权力全部剥夺,当菩萨供起来了,而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几个伴驾的人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担心再度引发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们想的还是有些偏差,对于权力赵昺当然是不愿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给这些士人。而另一方面,他前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共治并不排斥,问题是当下最多只能说萌芽,却没有共治的基础。
再有就是对士人遭此大变,并没有反思他们在其中是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皇帝,以为正是没有实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导致亡国。依然强调士人昔日的功劳,怀念当年的‘美好’生活,丝毫未触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只是一味的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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