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赵孟锦到来后又彻底清查，动乱中百姓伤亡两千余人，烧毁房屋四百余间，城中商铺十之七八皆遭损失。而豪门大户损失最重，几无幸免，家中贵重财物劫掠一空。府库大火扑灭后，经点验金银皆被掠走，而粮食尚能食用的有五万余石，丝帛万匹，其它杂物损失不大，名册账簿皆被抢了出来。

    稍后，派出的斥候也查明，敌军自徐州撤出后没有前往应天府，而是去了沛县。派往符离方向的哨骑在夹沟集发现谷中敌尸遍野，臭气十里可闻，而我军已经尽数撤离，暂不知去向。赵孟锦立刻将徐州的情况上报行营，待一军和五军到达后马上重新调整防务，收复徐州周边诸县镇。

    赵昺看后便想明白了，分明就是留守徐州的敌将在发现哈喇鲁卫在夹沟集被全歼，而已撤走的宋军又去而复返，便意识到已经中计。在哈喇鲁卫军被歼灭后，他们吓坏了，既不想与城池共存亡，又担心弃城而逃会被惩处。因此便自导自演了这出戏用以逃罪。

    对于唐古等三人的精彩表演，赵昺虽然遗憾没有能将他们揽入团灭的名单，但兵不血刃的占领徐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幸事。

    从战术上来说，作为淮北战场的三个支撑点之一，徐州快速的被收复，导致了符离和应天府‘铁三角’防御体系的崩溃，使敌军无法相互增援，而己方却可以轻松合兵夹击其它任何一个节点。从战略上来说，徐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无需置疑，不仅成为两淮的屏障，也使得江东地区不再直面蒙元的威胁。同时徐州也会成为淮东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撑点，进而成为宋军北进的桥头堡和后勤供应基地。

    所以从大局上讲，敌军弃城而逃，赵昺还并不特别上心，毕竟利要远大于弊。但是他心中还是有些酸涩，自己后院的那些‘戏精’们在他离京亲征的日子里，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没有安生的时候，与他们的表演比之蒙元这三个货就要拙劣许多，让人觉得可笑之极。

    赵昺对于夺取两淮和淮北地区其实很有信心。早在战略制定完毕，战役展开的时候，他就已经‘放权’，交由几员大将自由发挥，自己更多的是作为决策者和协调人的身份来指挥这场战役。而他的心思更多的放在了对新收之地的定位和发展之上。

    在绍兴和议后，大宋其实就已经丧失了地形上的优势。因为大散关以北的




第１２３８章 另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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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骑兵落后，决定了其兵种构成只能是以步兵为主，而步兵行动迟缓，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战法单调而呆板，很难进行远程奔袭、机动作战，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从宋与夏、辽、金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比较来看，宋军一味地消极防御势必取失败之道，这方面历史已作了最佳注脚，也成为共识。

    古人说，南舟北马，南耕北牧。南方人善于使船耕种，北方人善于驭马放牧。而说南方人不善于骑马，赵昺以为并不是说南人掌握不了骑马技术，事实是没有马可以骑！人们总是将宋军缺马归咎于丧失了燕云十六州，从而丧失了养马地，导致宋朝只能通过榷买来获得战马，而偏居江南后更是无处牧马，获得马匹的途径更加狭窄，使缺马成了常态，后期骑兵更是名存实亡，导致与外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

    赵昺前世也接受了由于没有养马地的缘故，导致缺马的观点。而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为了战车所用就已经在两淮地区养马。而蒙元更是在全国各省各县都有大马场。需要注意的是，不仅有很多官办，还有很多蒙古贵族的私人马场。其中不及在江南地区建立马场，两淮地区也有诸多马场，尤其以淮西马场为最。

    究其缘由，赵昺以为其实还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及观念的问题，而根由还是利益。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经济形式是以农耕为主体展开的，土地是十分珍贵和短缺的，可养马需要大量的土地，如此两者间就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因而中原王朝受限于国力和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骑兵建设总是困难重重，这是农耕文明的苦涩，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就不一样了，一来对于他们来说，马匹是生产生活中的刚需，放牧离不开马匹，二来他们草场多，遍地都是草，所以也不用为草料操心太多。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元在进入中原后，就有人建议将中原的土地全部变成牧场，这一建议被耶律楚材否决。然而，虽然被否决了，但此恶政却在小范围之内实行了！蒙古人可以毫无顾忌的毁掉农田，然后建马场，甚至蒙古军抢夺民田，将之变成牧场，并且“久不归”。

    其次马匹在所有驯化的畜类算是饲料转化率偏低的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牛羊和骆驼这三种畜类都是偶蹄目动物，偶蹄目动物都有三四个胃，而且会反刍，对粗纤维的消化率很高；而马作为奇蹄目动物无法反刍，对粗纤维的消化率只有四成不到。要想保证马有足够的生长速度就要不停吃，晚上还必须要供应饲料，对精饲料的需求也更大。

    这也就是“马无夜草不肥”俗语的由来，所以在古代，某些精锐骑兵部队的战马都是喂的粟米，这个伙食标准别说和一般畜类比了，和灾荒年间的活人比都高出一个档次。至于黑豆更是几乎成了马料专用词，还有苜蓿一类的高档牧草，在古代几乎也都是专供战马的，可见农耕民族养马实在耗时耗力，还费钱的事情。

    另外，在古代，马匹还有一个问题使得农耕文明很难接受，就是马匹的用途太单一了，只能作为役用畜类。马匹肉质从来没有受过欢迎，马皮和马毛没有太大利用价值，马奶的产量也不足以令农耕文明青睐，甚至在粪便方面，马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其他畜类的粪便大多能作为肥料来肥田，马粪不行，马粪是酸性的，直接扔田地里的话对土壤有害而无益，因此马匹作为役用畜类性价比被牛甩开了三条街啊，甚至连毛驴都不如。

    再有马匹是食草动物中的另类，性格是非常差，咱们都说人脾气倔起来像头驴，实际上马倔起来比驴还驴。发狂的马比疯牛还可怕，弄死几个人跟玩儿似的，马匹爆发冲突的时候，除了尥蹶子外，还非常喜欢用啃咬来解决问题，且牙口还贼好。所以雄性战马是要阉割处理的，否则让人难以驾驭。然而阉割过的马，传宗接代对于它来说就成了奢求了，所以你也很难要求骑兵部队自行繁殖马匹，那比让太监逛青楼还缺德。

    此外战马的体力巅峰只有七、八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普通士兵的巅峰期还短的军事消耗品。毕竟人类士兵从二十到三十岁整整十年都可以称为体力巅峰期，极端情况下四、五十岁的老卒也会被拉去戍边，但是马匹过了年限是真的不能上战场的。由此可见，想保持一支精锐骑兵的话需要长期投入，不存在一劳永逸解决骑兵问题这么一回事。

    由此可见，马匹对于



第１２３９章 深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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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野关于马场的争论中，赵昺发现其中的论点最终都会归于一点，就是‘与民争地’，而什么徒耗国孥、增民间负担等等理由皆是为此做铺垫的，反正就是要改变当前的土地政策，不抑制买卖，恢复祖制。总之就是反对沿用自琼州时开始实施的留取官田的做法，而是将土地推向市场。

    当前的土地政策是当初进入琼州，赵昺为了解决粮食自给和财政困难制定的，将原有荒废的官田和弃荒的民田皆化为官有，然后通过优惠政策召集流民耕种，朝廷收取分成地租来获得固定的收入。后来收复江南后，他延续了这种做法，将没收蒙古人侵占的、汉奸及叛官的田地，除部分分配给失地百姓外，余者皆划为官田，以同样的政策交给流民耕种，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短缺和得到稳定的军粮来源。

    这项土地政策为解决如何在琼州立足和进入江南初期财政困难及此次北伐军费问题，效果可以说是十分显著的。所以赵昺在处理新收取的两淮等地区依然延续了此项土地政策，实施‘均田制’实现人人有其田，并将大量荒弃的土地依然划为官田。

    赵昺在梳理了上疏者名单，又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最为积极的人除了朝廷官员外，所谓的百姓就是在乡士绅及士子们。而普通百姓对土地先行政策并没有意见，据事务局的反应还是十分拥护的，显然在这场争论中他们都是被代表的。由此及彼，他恍然大悟，明白自己这是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了。

    大家都知道古代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一个统治着农耕文明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而言，保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生产者不至于“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无疑是生死攸关、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哪个王朝忽略了它，哪个王朝就等于在找死。

    落实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耕者有其田”。于是自汉至唐，不断出现“名田制”、“授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等，其核心目标均是抑制兼并，限制乃至禁止土地买卖，以保障大多数人口拥有最起码的生产资料。但土地兼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因为在封建社会，一开始的时候政治清



第１２４０章 决不妥协
    按照前世的说法，皇帝是大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僚的头子。一直受到这种教育的赵昺也以为如此，但是皇帝当了十来年后，觉的由皇帝背这个锅还是有点儿冤枉，按照他现下的理解皇帝与官僚们应该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且双方并非是那么和谐。

    历史上入宋后，赵匡胤定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人的地位应该说才开始真正进入黄金期，而其也应与皇帝和平相处，可事实上在宋朝皇权与相权的争斗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且愈发激烈，几乎不可调和，甚至引发政治危机。当然其中也有进步的因素，因为大宋的皇帝也非各个英明神武，反之却出了不少昏君。

    皇帝与士人间的对抗存在的原因其实也逃不出利益之争的套路，因为皇帝代表的是国家，维护的是‘家天下’的局面，这就要求其要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起码表面上要如此。而士人阶层中不乏有心怀天下的名臣、大儒，可他们却也要通过维护整个阶层的利益，来保证获得所处阶层的支持，更不要说士人中的败类和奸佞了。

    在土地政策上，皇帝不论是为了富国强兵，还是个人享受，始终希望能通过土地获得稳定和不断增加的税赋，维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希望因为土地兼并使得主要承担国家税赋的平民地主和自耕农破产；而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其实获利最大的却是士人阶层，且从事兼并的主角就是官僚地主。

    官僚地主，以现代的理解应该就是其家族有人当官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者，人们也常将这个社会的精英阶级称为“士大夫”，这个称谓侧重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则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

    这个精英阶级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于一身，既热衷于各级领导岗位，又不厌其高地寻觅各种学历，还擅长聚敛生产资料，可以说权、钱、文通吃。依托于强大的官僚机器的士大夫们，屁股一旦坐歪了，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王朝整体安危于不顾，放手兼并土地，大搞“原始积累”使得极少数豪强“富者连阡陌”，而越来越多的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种情况下，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困难，只能通过横征暴敛来维持运转，从而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国家动荡，威胁到皇帝对国家的统治。从这个角度讲，赵昺以为‘只有佞臣，没有昏君’的说法，还是十分正确的。那么当权者不论是昏君，还是明君，都不会任由被士大夫们恣意妄为，必然会实施打压，君臣对抗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土地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而作为以农耕为主业的平民百姓来说那几乎与命相当，所以赵昺的土地政策自然要‘抑制兼并’，使土地无法通过买卖集中于官僚士绅手中，当然也有获得稳定财政收入的目的在其中，否则他又凭什么养活那么多的官员，让士兵们为他冲锋陷阵啊！

    从另一个角度讲，皇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是站在士大夫一边，还是站在百姓一边。而赵昺无论是因为从现代带过来的理念，还是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他必然会站在‘人民’一边，通过为他们谋福利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换句话也可以说，如果皇帝想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制造阶级矛盾，而赵昺讨好广大的普通百姓，就必然要打压官僚士绅集团。其实这种手段很平常，当年的沙俄皇帝就非常擅长搞这个，比如他要证明强大的沙皇是有道理，就跟工人说，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强大的皇权，你们怎么能够得到八小时工作制

    这是我们强大沙皇逼你们主人实行的。然后他又跟主人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沙皇，工人组织工会你们怎么能对付我们就是帮你们对付工会的。他跟这两拨人都说，政府是你们的靠山，而对工人说，你们的敌人是雇主，对雇主说，你们的敌人是工人。

    赵昺的土地政策与这个逻辑差不多的。不过他以为自己的政策还是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皇权，着眼于社会安定，也可以是所谓的‘可持续剥削’概念；而士绅集团则着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非是国家大义和百姓的利益。

    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位高权重，对方却是人多势众，若是不加以打压，社会资产就会迅速向少数特权士人阶层集中。且再也没有能力遏制他们的发展，结果就会威胁到王朝的生存。如此想，也绝非空穴来风，当年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其中的政策就是针对那些特权阶层，可惜终究因为士人集团的势大，形



第１２４１章 人心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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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赵昺琢磨透了事情的原委和实质，笑笑将手中的奏章放到一边，喝了茶颇有看破世事沧桑地喃喃道。

    这句话赵昺在前世常常听到，但可能自己过去太年轻，无法理解其中的意味，总觉的过于消极。可如今已经能体会到人生的无奈，他无意间在这个时代重生，便被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那时面对陌生的一切，心中只有惶恐和无奈，想的只是能否在乱世中活下去，丝毫没有建功立业的觉悟。

    而历史还是迫使赵昺这个只是想奋斗几年，过上有车有房日子的小人物走向了前台，扮演着一个王朝的拯救者。可那时这一切始终让他有种不真实感，觉得不过是场梦，醒来的时候仍然在那艘已经锈迹斑斑的货轮上，依然持续着无聊而又抱着侥幸的日子。

    不过随着自己的舞台从游离在海上的大船，到弹丸之地的琼州，再到江南，及当下的两淮，赵昺的舞台是越来越大，重回现代的梦却越来越少了，那艘货轮也逐渐变得不清晰起来，甚至偶入梦中也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他也感到自己是入戏太深了，已经融入了舞台。

    现在舞台是大了，上台的‘演员’亦是越来越多，赵昺也终于从台前转到了幕后，集编、导、演、策划于一身，可以从俯视的角度看着整个舞台，看着他们在自己面前表演，有的人演技拙劣，能让他一眼看穿其内心所想，可也有的人深沉老练，使你无法琢磨透其心思。但是他已经不再是十八线的小演员，而是掌握着台上人命运的人物，可以让某人一夜爆红，也可以让某人再无出现在台上的机会……

    “恭喜陛下，符离大捷！”正当赵昺品位人生沉浮之时，王德小跑着进入舱中，面上皆是喜色地大声道。

    “哦，符离已经被攻克，那收复应天府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赵昺接过呈上来的战报，也是欣喜地道。徐州前时已经收复，符离再被拿下，而土土哈部也已经被御前护军围在柳子镇，应天府只剩下些蒙元镇抚军，也掀不起风浪来了。

    “收复应天府，我们归京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几位娘娘临产在即，皆盼着陛下呢！”王德笑意盈盈地道。



第１２４２章 不作考虑
    在战略上，世人皆知当时赵匡胤决定立都开封是个错误的决定，而其也意识到了这点，曾有意迁都洛阳，甚至连皇陵都选择在了离洛阳更近的巩义。但是由于其的暴毙及以赵匡义的为首的群臣反对，始终没有能够完成，从而也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长城非是一日建成，而开封的尴尬位置也非一日铸就。战国魏惠王为躲避西方秦国的侵扰，又能同时向东进取，魏国都城由安邑迁至仪邑，称“大梁”，开封城市历史从此开始。而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貌似强大，实则危机重重，韩魏交恶则河西必丧于秦，加之向东又败于齐，魏国由盛转衰。

    但当时开封地势低平，易积水成涝。魏惠王建都大梁以后，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开封城市的治水引水工程。其自荥阳引黄河水入圃田泽，然后开大沟，引圃田水东流，经大梁城北再折而南入颖水、涡河，形成沟通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的鸿沟运河。

    这道鸿沟对开封的城市命运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由此大梁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中心，各河道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大梁因地处鸿沟水系的中心，成为了中原水上交通的枢纽。形成所谓“北距燕赵，南通江淮，水路都会，形势富饶”的形势。此处通向南方诸地，一旦南方叛变，梁国可以先作抵抗。

    此外鸿沟建成以后，还提高了开封地区的泄洪能力，排除了附近的积水，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促进了魏国的农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仅数十年间，大梁附近已成为魏国主要的农业区，魏国政权也因此得以稳固。而也为城池构成威胁，后来秦将王贲久攻大梁不下，便引鸿沟之水灌城，历经百年繁荣大梁城市惨遭破坏，魏国也就此灭亡。

    隋朝建立后为加强南北物资运输能力，隋王朝开挖通济渠，由洛阳开始，引谷水、洛水达于黄河，经过一段黄河后，于板渚引黄河水东南行，经过开封城下，到现江苏盱眙县北入淮河，沟通了当时全国北方的政治中心长安洛阳和鱼米之乡淮扬一带，逐渐成为了一条富饶的血管中枢。汴州位居该渠咽喉，在漕粮的运输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再迎来一次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