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竹杂记
作者：周作人
苦竹杂记
苦竹杂记 小引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苦竹一条云：
“山阴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谢灵运《山居赋》曰，竹则四苦齐味，谓黄苦，青苦，白苦，紫苦也。越又有乌末苦，顿地苦，掉颡苦，湘簟苦，油苦，石斑苦。苦笋以黄苞推第一，谓之黄莺苦。孟浩然诗，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余。”苦竹有这好些花样，从前不曾知道，顿地掉颡云云仿佛苦不堪言，但不晓得味道与蕺山的蕺怎样。《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讲竹的这一条中云：
“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案绍兴制锡箔糊为“银锭”，用于祭祀，与祭灶司菩萨之太锭不同，其裱褙锡箔的纸黄而粗，盖即苦竹所制者欤。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冬心先生画竹题记》第十一则云：
“郦道元注《水经》，山阴县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岂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馁也夫。山阴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为是邑长，宜悯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画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与之，霜苞雪翠，触目兴感为何如也。”此蔼然仁人之言，但与不佞的意思却是没有干系耳。廿四年六月十三日，于北平。
苦竹杂记 冬天的蝇
这几天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一是永井荷风的《冬天的蝇》，是本年四五月间出版的。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说也凑巧，他们一样地都是东京人，就是所谓“江户子”，年纪都是五十出外，思想不大相同，可是都不是任何派的正宗。两人前不属自然派，后不属普罗文士，却各有擅场，谷崎多写“他虐狂”的变态心理，以《刺青》一篇出名，永井则当初作耽美的小说，后来专写市井风俗，有《露水的前后》是记女招待生活的大作。他们的文章又都很好，谷崎新著有《文章读本》，又有《关于现代口语文的缺点》一文收在《倚松庵随笔》中。我读他们两人的文章，忽然觉得好有一比，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不过这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至于详细自然并不全是一样。
说到文章我从前也很喜欢根岸派所提倡的写生文，正冈子规之外，坂本文泉子与长冢节的散文，我至今还爱读，可是近来看高滨虚子的文集《新俳文》与山口青村的《有花的随笔》，觉得写是写得漂亮，却不甚满足，因为似乎具衣冠而少神气。古来的俳文不是这样的，大抵都更要充实，文字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虽然如横井也有纯是太平之逸民，始终微笑地写那一部《鹑衣》者也不是没有。谷崎永井两人所写的不是俳文，但以随笔论我觉得极好，非现代俳谐师所能及，因为文章固佳而思想亦充实，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那种态度。《摄阳随笔》里的《阴翳礼赞》与《怀东京》都是百十页的长篇，却值得一气读完，随处遇见会心的话，在《倚松庵随笔》里有《大阪与大阪人》等一二篇也是如此。《冬天的蝇》内有文十篇，又附录旧稿八篇为一卷曰“墨滓”。卷首有序六行云：
“讨人厌而长生着的人呀，冬天的蝇。想起晋子的这句诗，就取了书名。假如有人要问这意思，那么我只答说，所收的文章多是这昭和九年冬天起到今年还未立春的时候所写的也。还有什么话说，盖身老矣，但愈益被讨厌耳。乙亥之岁二月，荷风散人识。”谷崎今年才五十，而文中常以老人自居，永井更长七岁，虽亦自称老朽，纸上多愤激之气，往往过于谷崎，老辈中唯户川秋骨可以竞爽，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若岛崎藤村诸人大抵取缄默的态度，不多管闲事了。《冬天的蝇》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喜欢，第二篇云“枇杷花”，末云：
“震灾后自从银座大街再种柳树的时候起，时势急变，连妓家酒馆的主人也来运动议员候补这种笑话现在想听也听不到了，但是这咖啡馆的店头也时常装饰着穿甲胄的武士土偶，古董店的趸卖广告上也要用什么布珍品之炮列运廉卖之商策这种文句了。
我喜欢记载日常所见闻的世间事件，然而却不欲关于这些试下是非的论断。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与趣味是太辽远地属于过去之废灭的时代也。……
在陋屋的庭园里野菊的花亦既萎谢之后，望着颜色也没有的枇杷花开着，我还是照常反覆念那古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地，我这一身便与草木同样地徒然渐以老朽罢。”上文里仿佛可以看出些感伤的气味，其实未必尽然，三年前在《答正宗谷崎二氏的批评》中云：
“大正三四年顷，我将题为‘日和下驮’的《东京散策记》写完了。我到了穿了日和下驮（晴天屐）去寻访古墓，实在早已不能再立在新文学的先阵了。”所以他这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二十年来已是如此，他之被人讨厌或是讨厌人因此也由来已久，《冬天的蝇》不过是最近的一种表示罢了。前年出版的《荷风随笔》中有《讨厌话》与《关于新闻纸》两篇文章，对于文人记者加以痛骂，在《日和下驮》第一篇中也有很好的一段话，这乃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所写：
“日本现在与文化已烂熟了的西洋大陆的社会情形不同，不管资本有无，只要自己想做，可做的事业很不少。招集男女乌合之众，演起戏来，只须加上为了艺术的名号，就会有相当的看客来看。引动乡间中学生的虚荣心，募集投稿，则文学杂志之经营也很容易。借了慈善与教育的美名，迫胁软弱的职业艺员，叫他们廉价出演，一面强售戏券，这样开办起来，可以得到湿手捏小米的大赚头。从富豪的人身攻击起手，渐渐得了凶头子的名望，看到口袋充满的时候巧妙地摇身一变，成为绅士，摆出上流的模样，不久就可做到国会议员。这样看来，要比现在日本可做的事多而且容易的国家恐怕再也没有了。可是，假如有人看不起这样的处世法的，那么他宜自退让，没有别的法子。想要坐市内电车去赶路的人，非有每过车站时不顾什么面子体裁，把人家推开，横冲直撞地蹦上去的蛮勇不可。若是反省自己没有这样蛮勇，那么与其徒然在等候空的电车，还不如去找汽车不经过的小胡同，或是得免于街道改正之破坏的旧巷，虽然龟步迟迟，还是自己踯躅地去步行吧。在市内走路，本来并不一定要坐市设的电车的。只要忍受些许的迟延，可以悠悠阔步的路现在还是多有。同样地，在现代的生活上也并不一定如不用美洲式的努力主义去做便吃不成饭。只要不起乡下绅士的野心，留了胡子，穿了洋服，去吓傻子，即使身边没有一文积蓄，没有称为友人之共谋者，也没有称为先辈或头领之一种阿谀的对象，还可以经营优游自适的生活的方法并不很少。即使一样去做路边摆摊的小贩，与其留了胡子，穿了洋服，用演说口调作医学的说明，卖莫明其妙的药，我也宁可默然在小胡同的庙会里去烙了小棋子饼卖，或是捏面人儿也罢。”
一抄就抄了一大串，我也知道这是不很妥当的。第一，这本不是《冬天的蝇》里边的文章。第二，永井的话在中国恐怕也难免于讨人厌。抄了过来讨人家的不
苦竹杂记 谈金圣叹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孟心史先生在《心史丛刊》二集中收辑得不少。有些记圣叹临死开玩笑的事，说法不一致，但流传很广。王应奎《柳南随笔》云：
“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许奉恩《里乘》转录金清美《豁意轩录闻》云：
“弃市之日作家信托狱卒寄妻子，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云：
“金圣叹临刑时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圣叹平日批评诗文每涉笔成趣，故临死不忘趣语，然则果痛耶快耶，恨不起圣叹问之。”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一云：
“当人瑞在狱时，付书于妻曰，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四《金圣叹先生传》云：
“临刑叹曰，砍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柴舟生于清初，甚佩服圣叹，传后记曰，“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如此云。”查卷七有《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后记云“予于丙子岁来吴”，计其时为康熙三十五年，距圣叹之死亦正三十五年，此种传说已在吴中流行，如或可据则自当以廖说为近真耳。传中又记圣叹讲《圣自觉三昧经》事，说明圣叹字义及古诗十九首不可说事，皆未见他人记述。《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有矍斋二序，一曰“才子书小引”，署顺治己亥春日同学矍斋法记圣瑗书，有云：
“唱经仆弟行也，仆昔从之学《易》，二十年不能尽其事，故仆实以之为师。凡家人伏腊，相聚以嬉，犹故弟耳，一至于有所咨请，仆即未尝不坐为起立为右焉。”二曰“叙第四才子书”，即杜诗，署矍斋昌金长文识，无年月，盖在圣叹死后矣，末曰：
“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句，余感之，欲尽刻遗稿，首以杜诗从事。”此又一说也。我们虽不能因此而就抹杀以前各种传说，但总可以说这金长文的话当最可靠，圣叹临死乃仍拳拳于其批评工作之未完成，此与胡桃滋味正是别一副面目也。顺治癸卯周雪客覆刻本《才子必读书》上有徐而庵序，其记圣叹性情处颇多可取，如云：
“圣叹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又云：
“每相见，圣叹必正襟端坐，无一嬉笑容，同学辄道其饮酒之妙，余欲见之而不可得，叩其故，圣叹以余为礼法中人而然也。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圣叹之为人盖甚怪，在其临命时，与同学仍谈批书，故亦不妨对狱吏而说谐语欤？而庵序中又记圣叹刻书次第云：
“同学诸子望其成书，百计怂恿之，于是刻《制义才子书》，历三年又刻王实甫《西厢》，应坊间请，止两月，皆从饮酒之暇诸子迫促而成者也。己亥评《唐才子书》，乃至键户，梓人满堂，书者腕脱，圣叹苦之，间许其一出。书成，即评《天下才子必读书》，将以次完诸才子书，明年庚子《必读书》甫成而圣叹死，书遂无序，诸子乃以无序书行。”廖柴舟传中亦云：
“兹行世者，独《西厢》，《水浒》，《唐诗》，《制义》，唱经堂杂评，诸刻本。”但《制义才子书》至今极少见，问友人亦无一有此书者，查《才子书汇稿》卷首所列唱经堂外书总目，其已刻过者只《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必读才子书》等四种，亦不见制义一种，不知何也。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二有嵇永仁与黄俞邰书，说圣叹死后灵异，眉批云：
“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尺牍新钞》刻于康熙元年壬寅，批当系周雪客笔，时在徐而庵为《才子必读书》作序前一年。矍斋而庵雪客的话应该都靠得住，总结起来大约制义还是刻而未成，所以说有亦可，说无亦未始不可也。
世传有鬼或狐附在圣叹身上，曰慈月宫陈夫人，又曰泐大师，钱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三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记其事云，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乩，是也。释戒显著《现果随录》一卷，有康熙十年周栎园序，其十九则纪戴宜甫子星归事，附记云：
“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与宜甫友善。”这可以考见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的时和地，也是很有兴味的事，但不知为何在他各才子书批评里却看不出一点痕迹，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只查出《水浒》序题崇祯十四年二月，或者事隔十三四年，已不复再作少年狡狯乎。
《心史丛刊》二集中云，“袁枚《随园诗话》，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按圣叹所著之文皆存于所批书中，其诗仅见随园称道一首。”刘继庄《广阳杂记》卷四，说蜀中山水之奇，后云：
“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圣叹在《杜诗解》卷二注中自引一首，云：
“曾记幼年有一诗。营营共营营，情性易为工，留湿生萤火，张灯诱小虫，笑啼兼饮食，来往自西东，不觉闲风日，居然头白翁。此时思之，真为可笑。”又圣叹内书《圣人千案》之第二十五中云：
“昔者圣叹亦有一诗。何处谁人玉笛声，黄昏吹起彻三更，沙场半夜无穷泪，未到天明便散营。”但此一首亦在《沉吟楼借杜诗》中，为末第二首，题曰“闻笛”，未到作不得。我却喜欢最末一首，以首二字为题曰“今春”：
今春刻意学庞公，斋日闲居小阁中，
为汲清泉淘钵器，却逢小鸟吃青虫。
矍斋识语云，“唱经诗不一格，总之出入四唐，渊涵彼土，而要其大致实以老杜为归。兹附刻《借杜诗》数章，岂惟虎贲貌似而已。”《借杜诗》只二十五首，然尝鼎一脔，亦可知味矣，但刘袁二君所引不知又系何本，岂唱经堂诗文稿在那时尚有写本流传欤。
圣叹的散文现在的确只好到他所批书中去找了，在五大部才子书中却也可找出好些文章来，虽然这工作是很不容易。我觉得他替东都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序最好，此外《水浒》《西厢》卷头的大文向来有名，但我看《唐才子诗》卷一那些谈诗的短札实在很好，在我个人觉得还比洋洋洒洒的大文更有意思。《杜诗解》卷二，自《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至《蚤起》，以四绝一律合为一篇，说得很是别致，其中这段批语也是一首好文章：
“无量劫来，生死相续，无贤无愚，俱为妄想骗过。如汉高纵观秦皇帝，喟然叹曰，大丈夫当如此矣。岂非一肚皮妄想，及后置酒未央，玉卮上寿，却道，季与仲所就孰多？此时心满意足，不过当日妄想圆成。陈涉辍耕垄上曰，富贵无相忘。此时妄想与汉高无别，到后为王沉沉，不过妄想略现。阮嗣宗登广武观刘项战处曰，遂使孺子成名。亦是此一副肚肠，一副眼泪，后来身不遇时，托于沉冥以至于死，不过妄想消灭。或为帝王，或为草窃，或为酒徒，事或殊途，想同一辙。因忆为儿嬉戏时，老人见之，漫无文理，不知其心中无量经营，无边筹画，并非卒然徒然之事也。羊车竹马，意中分明国王迎门拥篲，县令负弩前驱。尘羹涂饭，意中分明盛馔变色，菜羹必祭。桐飞剪笏，榆落收钱，意中分明恭己垂裳，绕床阿堵。其为妄想，与前三人有何分别。”又《蚤起》题下批语亦佳，可算作一篇小文，原诗首句“春来常蚤起”下注云：
“此句盖于未来发愿如此，若作过后叙述，便索然无味，则下句所云幽事皆如富翁日记帐簿，俗子强作《小窗清记》恶札，不可不细心体贴。”读之不禁微笑，我们于此窥见了一点圣叹个人的好恶，可知他虽然生于晚明却总不是王百穀吴从先一流人也。
附记一
一两个月前语堂来信，叫我谈谈金圣叹及李笠翁等人。这事大难，我不敢动手，因为关于文学的批评和争论觉得不能胜任。日前得福庆居士来信云，“雨中无事，翻寻唱经堂稿为之叹息。讲《离骚》之文只是残稿，竟是残了。庄骚马杜待何如，可叹息也。”看了记起金长文序中所说的诗，便想关于圣叹死时的话略加调查，拉杂写此，算是一篇文章，其实乃只几段杂记而已。对于圣叹的文学主张不曾说着一字，原书具在，朋友们愿意阐扬或歪曲之者完全自由，与不佞正是水米无干也。
买得日本刻《徐而庵诗话》一卷，盖即《而庵说唐诗》，卷首有文化丁丑星岩居士梁纬跋云：“余独于清人诗话得金圣叹徐而庵两先生，其细论唐诗透彻骨髓，则则皆中今人之病，真为紧要之话。”星岩本名梁川孟纬，妻名红兰，皆以诗名。六月八日记于北平。
附记二
闲步庵得《第四才子书》，有西泠赵时揖声伯序；又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十余则，多记圣叹事，今录其七八九则于下：
“邵兰雪（讳点）云，先生解杜诗时，自言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唯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遂以为戒。后因醉后纵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而绝笔矣。明夷辍讲，青草符言，其数已前定也。
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故论画独得神理，如所评王宰山水图及画马画鹘诸篇，无怪其有异样看法也。
先生饮酒，彻三四昼夜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谈禅谈道，仙仙然有出尘之致，殆以狂自好乎。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之自为狂也。”
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七月二十五日又记。
苦竹杂记 醉余随笔
从友人处得见《国风》杂志，登载洪允祥先生的《悲华经舍杂著》，其一为《醉余随笔》，据王咏麟氏跋谓系宣统年间在上海时所作。全书才二三十则，多明达之语，如其一云：
“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洪君盖学佛者，又性喜酒，故其言如此，虽似稍奇，却亦大有理。韩愈的病在于热中，无论是卫道或干禄，都是一样。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云：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盛大士《朴学斋笔记》卷七云：
“明鹿门茅氏论次古文，取唐宋八大家为作文之准的，……而韩之三上宰相应科目与时人诸书颇为识者所訾议，乃独录而存之。”又云：
“昌黎与于襄阳书，盛夸其抱不世之才，卷舒不随乎时，文武惟其所用，此真过情之誉也。而曰志存乎立功，事专乎报主，古人有言，请自隗始，又隐然以磊落奇伟之人自命矣。乃云愈今日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足下一朝之享而已，又何其志之小也。唐人以文字干谒，贤者亦不以为讳，但昌黎根柢六经传世不朽之作后人不尽选读，而反读其干谒之文，何耶。”讲道统与干谒宰相，我看不出是两件事来，谢盛二公未免所见不广，乃欲强生分别，其实这里边只是一味烦躁，以此气象，达固不是诸葛一流，穷也不是陶一路也。如谢氏言，似歆羡公相亦不甚妨碍其为有道之士，如盛氏言，又似被訾议的干谒文字亦可与根柢六经之作共存共荣，只是后人不要多选读就行。或者韩愈对于圣道的意识正确无疑，故言行不一致照例并不要紧亦未可知，我辈外人不能判断，但由我主观看去总之是满身不快活，辟不辟佛倒还在其次，因为这也只是那烦躁之一种表示耳。关于李杜，不佞虽并不讴歌杜甫之每饭不忘，却不大喜欢李白，觉得他夸，虽然他的绝句我也是喜欢的。这且按下不提，再说洪君的随笔又有一则云：
“《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极精。《颜氏学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却没有说得这样彻透。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又一则云：
“去年游西湖深处，入一破寺，见一僧负锄归，余揖之曰，阶上冬瓜和尚要他何用？僧曰，只是吃的。曰，恐吃不下许多。曰，一顿吃一个饱。曰，和尚也要饱。曰，但求一饱，便是和尚。至今思之，此僧不俗。”此僧与此居士真都不俗。十多年前曾在北京某处教员休息室中每周与洪君相遇，惜不及共作冬瓜问答，真是失之交臂，至今展读遗语，更觉得真真可惜也。（六月）
苦竹杂记 关于王韬
《扶桑游记》三卷，王韬撰，明治十三年庚辰（一八八〇）东京栗本氏出版，铅印竹纸，凡三册。王氏以清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春往日本，至秋归上海，所记自闰三月初七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凡一百二十八日，罗尔纲先生所见《东游缟纻录》盖其一部分，即上半也。黄公度作《日本杂事诗》成即在是年，《游记》卷中四月二十二日致余元眉书中亦云，“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但他自己只是“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几不知有人世事”，对于日本社会文化各方面别无一点关心。在四月三十日条下有一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