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历史小说作品全集（共10册）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道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他说：“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措辞严厉而尖刻，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太平未及亲裁，所以藐法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比寻常案情，专就故入、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这是说，胡、杨二人的罪名，已超越司法，而有欺侮“孤儿寡妇”之嫌，换句话说，便是有“不臣之心”，这样的措辞，不独胡瑞澜、杨昌濬吃不消，而且对丁宝桢、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及帮胡、杨说话的人，亦有杜口的作用。尤其是各省督抚，谁要说胡瑞澜、杨昌濬做得不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这是一道“明发之谕”，人人可以看得到，有人称快，有人发愁。逗留在京，打算过了年等结了案再回浙江的袁来保，一看有此上谕，不免为杨昌濬担心，当即找到浙江驻京的提塘官，请他派人将王昕的原奏连同上谕，尽快送回浙江。
最快的途径，便是由天津上海轮，经上海到杭州。但一来一往至少亦须二十天。到了第二年——光绪三年的元宵，杨昌濬派了人来了。
派的是他的一个亲信，携带重礼，遍送军机大臣及刑部的堂官与承审本案的司官。袁葆恒与绍祺辞而不受，浙江司的三司官，亦复如此。见此光景，桑春荣与皂保等人亦就不敢受礼了！
一开印，翁曾桂便即着手草拟复奏。动笔之前，先跟林拱枢与刚毅商量，杨昌濬与胡瑞澜应该得何罪名？
“照例，一二品大员应得处分，应该请旨。不过，处分根据罪名而来，事实上等于我们在定拟处分。”
翁曾桂说，“失入固然不可，失出亦非所宜！此案观瞻所系，务必斟酌至当，请教两位老兄的高见，宗旨定了，我才好下笔。”
“原奏指杨中丞目无朝廷，在刑部来说，是题外之话。”林拱枢答说，“照我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不涉其他。”
最后商量定规的三点宗旨是：第一，案子一定要弄清楚，疑问一定要有明白的解释。第二，就事论事，不涉其他。第三，从刘锡彤到杨昌濬，能够开脱的尽量开脱；如果证凭确凿，亦就无所用卫护。
接着，又将职司分配了一下，翁曾桂主稿草拟复奏，亦就是草拟全案的判决书；林拱枢负责整理供词，查看律例；刚毅则主持审判，因为案情虽然已很明白，但犹有许多疑问，必须澄清，譬如葛品莲病死的经过之类。
这样一面审，一面草拟复奏，到了二月初，终于可以结案了。翁曾桂的复奏，洋洋洒洒，何止万言之多。光是叙述案发经过到胡瑞澜奉旨复讯，以至王书瑞、边宝泉等人的参奏，首尾之间，就花了许多笔墨。
最要紧的部分，当然是刑部提审的经过，首先是提出疑问：“臣等自提到犯证宗卷，先将全案详加综核，因其谋毒本夫，虽属秘密，总由恋奸情热而起，何以学政讯时，王心培供词，坚称未见杨乃武到过葛家；且沈喻氏控县原呈，亦未提及杨乃武一字？钱宝生卖砒霜既系杨乃武在杭州府供出，自当提到钱宝生与杨乃武质审，何以仅在余杭县传讯取结，即行开释？葛品莲果系毒发身死，沈喻氏当时即应看出情形，何以事隔两日，始行喊控？案情种种可疑，虚实亟应根究。”
接下来便应解决关键性的疑问，即是葛品莲到底中毒也未。复奏上说：“讯出银针颜色未经擦洗，仵作门丁互执尸毒，则县官之相验未真。钱宝生出结，系幕友函嘱、生员劝诱，则砒毒来历未确。当经奏提葛品莲尸棺到京，复加检验，骨殖黄白系属病死，并非青黑颜色，委非中毒。取具原验知县、仵作甘结，声称‘从前相验时尸已发黑，致辨认未确，误将青黑起泡，认作服毒’。讯据尸亲邻佑人等，佥称尸身发变，由于天气晴暖。检查学政七月间讯取沈体仁供词，亦有‘天热’之语，是原验官仵作称因发变错误等情，尚可凭信。”
这是确定了葛品莲病死而未毒死，初次相验时，辨认不真。何以辨认不真，是否知县意图索贿？这一点，对刘锡彤的关系甚大。如果意图索贿，则是有意失之，罪在不赦；倘无此动机，就是无心之失，情有可原之处。翁曾桂这一层上头，很帮刘锡彤的忙。他说：“复经提犯环质，得悉全案颠末，历历如绘，臣等诚恐原审各员，有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讯据杨乃武，坚称伊与知县及役吏人等，素无干涉事件，毫无嫌怨；研诘刘锡彤，供与杨乃武无仇，实系葛毕氏自行诬报。且杨乃武于十一日夜间甫经到案，次日即行详革，如果意在索诈，自必缓办详文，既欲挟案索赃，断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审办委无勒诈重情。质之杨乃武，亦称前供串诬索诈等情，系因图脱己罪，捏词妄诉，并无其事，实不能指出诈赃确据。”
妄供杨乃武买砒霜一节，更应有详细的交代：“并据葛毕氏供：因县官刑求与何人来往谋毒本夫，一时想不出人，遂供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委非挟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诬报。并据刘锡彤供称，卖砒霜之钱宝生，系凭杨乃武所供传讯，如果是伊串嘱，断无名字不符之理。现经钱宝生之母钱姚氏供称：伊子名钱坦，向无‘宝生’名字；铺伙杨小桥供亦相同，可为杨乃武畏刑妄供之证。”
“至原题据陈鲁、刘锡彤会详，有沈喻氏向葛毕氏盘出听从杨乃武谋毒情由报验一节，检查沈喻氏控县初呈，并无是语。严鞫刘锡彤，供称因沈喻氏在杭州供有是话，率谓该氏原报不实，遂凭现供情节叙人详稿，致与原呈不合，委无捏造供词情事。提质沈喻氏供认府谳时，曾妄供有盘出谋毒报验之语，与刘锡彤所供尚属相符。反复推究，矢口不移。”
因此可以下一结论：“是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宝生；因钱宝生被诱捏结，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濬照依起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办审不实，皆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先后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原验官仵作，亦无有心捏报情事。”
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为起祸之因，不能不作说明：“至杨乃武与葛毕氏同住逼奸等情，检阅浙江案卷，供吐明晰，似非无因。屡经详审杨乃武、葛毕氏，坚不承认；质讯沈喻氏、喻敬添等，佥称葛品莲仅见杨乃武与葛毕氏不避嫌疑，教经同食，料有奸私，并未撞破等语。既无奸所捕获确据，律有‘不准指奸’明文，应毋庸追究，照例勿论。”
叙毕案情，判明责任，自然依律定罪，是从余杭县仵作沈祥开始：
一、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入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央入死罪，”但以职位低微，“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二、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虽讯无挟仇索贿情事，惟始则任听仵作草率相验，继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等诬服；并嘱令章浚致函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仅依‘失于死罪未决本律’拟结，殊觉轻纵，应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
三、杭州府知府陈鲁，“于所属州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及解府督审，凭刑讯供，具详定案；复不亲提钱宝生究明砒毒来历，实属草菅人命。应依‘承审官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拟革职。”
四、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拟革职。”
五、候补知县郑锡滜，“系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复，拟革职。”
六、浙江按察司蒯贺荪，“失入死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免议。”
七、刘锡彤门丁沈彩泉，“在尸场与仵作争论，坚承砒毒，实属任意妄为，合依‘长随倚官滋事，怂令妄为，累及本官罪至流者，与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八、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四年。”
九、训导章濬即章抡香，“系余杭县幕友，受刘锡彤之托，向钱宝生药铺函嘱，亦有未合，革去训导。”
十、陈湖即陈竹山，“劝令钱宝生诬认卖砒，本干律议，业经监毙；应与在籍病故之钱宝生，均毋庸议。”
这些人的罪名，翁、林、刚三人，一致同意。此外还有五个人，应作何处置，可就意见不一了。反复辩论，总算又有三个人有了着落，第一个刘锡彤的长子，虽然许多地方都隐隐约约牵涉在内，但既已在福星轮遭海难时葬身鱼腹，不必再议。
另外两个是杨昌濬与胡瑞澜。一二品大员有罪，应得处分，定制，除了奉旨交议以外，不得擅拟。但指出的罪名，为处分的依据，仍旧大有关系。刚毅主张从严，拿王昕所指责的那些话，叙入文内；但翁曾桂认为事实应该分明，而语气不妨平和；最后由林拱枢折中，才决定这样措辞：“浙江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重辟。惟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这一来，大费躇踌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葛毕氏。
“这两个人有没有罪呢？”承办之司官不断这样自问问人，最后意见取得一致，是有罪的。小白菜的罪状是，不该诬供！虽然此诬供是出于万不得已，但诬供杨乃武授予砒霜，则杨乃武就大受其害。因为意图自己免刑，而累及他人，这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能免除责任的，所以有罪。
杨乃武的情形，亦相仿佛。同治十三年四月，他为了想翻案，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个亲供，指称“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固然无足为非，但说“有何春芳在葛家顽笑，余杭县长子令阮得索诈”等情，并无证据。其后自己在浙江司供认“图脱己罪，捏词妄诉”，这“妄诉”就是杨乃武的罪名。虽然何春芳、阮得等人，并未受到牵累，但不能不说他是做了一件律法所不许的事。
不过，有罪是一回事，能不能原宥又是一回事。而原宥到如何程度，更是需要衡情度理、斟酌至当的一件事。为此，翁、林、刚三人商量过好几次，但看法不一，总无结果，而复奏的限期，却一天一天地越逼越近了。
于是，翁曾桂说：“我们拣一个比较闲一点的日子，下定决心，把这一案做个结束。”
“哪一天都忙，要特意找闲日子，除非封印以后。”刚毅性子急，“拣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咱们拼着一宵不睡，也得弄完它。”
当时约定，由翁曾桂做东，在他家晚餐，饭后烹茗剪烛，摊开案卷，开始作最后一次的研究。
“我们先谈杨乃武。”翁曾桂说，“诬指平人，有违定制，依律应杖一百。这一点，两位都同意了？”
“是的。”林拱枢答道，“子良跟我都同意。”
“已经受过好些酷刑，再打一百板子，恐怕舆论不服。”
“在法言法！”刚毅很快地说，“管什么舆论？”
“不然！”林拱枢的声音缓和，而语气却很坚决，“刑期无刑，舆论不能不顾，否则，就不能收儆戒之效。”
一上来意见就相左，翁曾桂怕闹成僵局，急忙自我转圜，“我说错了，不是谈舆论，还是论法。”他问，“法有可原否？”
“谈到这一点，”刚毅让步了，“当然有可原之处。”
“那就是了。”
“如何原谅，”林拱枢说，“大有出入。若说因为受刑已多而免责，这话当然也说得过去，可是，杖责宽免了，杨乃武的举人呢？”
“举人？”刚毅不解，“什么举人？杨乃武的举人不是已革掉了吗？”
“就因为革掉了，才有疑问。”林拱枢想了一下说，“我作个比方，譬如甲欠乙一笔钱，乙又毁坏了甲的一样古董，如今乙不要甲还那笔钱了，可是毁坏了人家的古董，不应该赔吗？”
“那就两下扯个直好了！”
“对了！扯个直就是个理由。”
“好了！”翁曾桂提笔说道，“我赞成这个理由。”
接着，他在纸上写下来：“杨乃武诬指各节，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这很顺利。”翁曾桂很高兴地说，“再谈葛毕氏，作何处置？”
“若说情有可原，她比杨乃武更值得同情。纤纤弱质，在拶指敲打之下，何求不得。我觉得决不能再对她有何处置了。”
“不然！”这一次是刚毅驳林拱枢，“依律而论，她比杨乃武的罪，重得太多！”
“是的。”翁曾桂附议，“难就难在这里。”
翁曾桂指出，本案有三个人诬告，一个是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沈喻氏，怀疑儿媳行为不端，与葛品莲的死因有关；一个是杨乃武，在狱中所做的亲供，说余杭县长子到他家索诈等；再一个就是小白菜。
小白菜并非首告杨乃武，而在供词中“咬”出杨乃武，即与诬告无异。按她的诬告性质来说，似乎与杨乃武相似，都是情急无奈，但此一诬告所应负的责任，亦即从诬告的后果而论，应该与她的婆婆相比附。
“诬告反坐”，是多少年来不变的一个宗旨。所谓“反坐”，就是告人家什么罪名，判了什么刑，如果审明的是诬告，就应该受什么刑。其间又分已决、未决，诬告获准，被诬的人已经判决，并已处刑，后来发觉诬告，判刑必重。譬如诬告他人为盗，因而判了死罪，并已处决，则诬告的人，照道理说，应该偿命；如果未决，则错误比较易于弥补，诬告的人的罪过就轻得多。
杨乃武诬告之罪轻，则因为第一，所诬的罪不重；第二，审明诬告，并没有人受害，即是未决。再看沈媒婆，情形就不同了。
对沈媒婆所拟的罪名是：“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
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看来是十分可原谅的事，但仍旧判了四年的徒刑，可说很重，何况是在丧子以后，又入囹圄，处境更为悲惨。
“然而这是没法子的事！”翁曾桂说，“沈媒婆请县官相验没有错，错在杭州府那一堂，明知砒毒之说，大成疑问，居然供称，如何向儿媳妇盘问，逼出她如何下毒的情形，完全是撒谎。这一下不但是诬指她的儿媳，间接亦等于诬告杨乃武。结果，杭州府判了一个凌迟，一个斩决，这诬告的关系太重，所以判沈媒婆徒刑四年，是她罪有应得。”
这番分析，刚毅自然同意，林拱枢亦无话说。从而想到小白菜的诬指杨乃武授予砒毒，足以致人于死，而且亦已判了死罪，是为“已决”，情况与沈媒婆相同，则诬告之事，亦应同科。
“话虽如此，若要再判小白菜入狱，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事。”林拱枢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冤狱已经平反了，而结果如此，观念一定大变。刑法不能收教化警劝之效，又何贵乎有此刑法？”
这话将刚毅也打动了。他一向重视执法惟严，但更重视个人声名。如果这件大出风头的事，一变而为遭人唾骂，他是怎么样也不能甘心的。
“可是，在法理上也要交代得过去。”翁曾桂说，“我们三个人办这件案子，花的心血不少，凡是想得到的疑问，固然都有解释；就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漏洞，我们亦都一一找到，究问到底，确可以毫无愧怍地说：已做到了‘毋枉毋纵’四个字。但如小白菜的应得罪名，略而不提，未免轻纵，就有瑕疵为人指摘了。”
“不是轻纵，是情有可原！”
“对！”翁曾桂接着林拱枢的话说，“不过，情有可原，也得有个理由啊！”
到此地步，意见才算趋于一致。但是，要找个情有可原，而且原谅到可以免罪的理由，却非易事。因为，不是很正当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苦思久久，终于是刚毅突有灵感——是从一个疑问上牵引出来的。他问翁曾桂和林拱枢：“小白菜熬不住刑，只求能够免于受苦，一切后果，皆所不问，这话不错。但个人死生固无所顾惜，牵扯到别人，总要转一转念头，譬如，有人告我是江洋大盗，问官刑讯窝家是谁？我总不会说是翁某人或林某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翁曾桂反问，“小白菜为什么不咬别人，而咬杨乃武！”
“对！”
这一下，翁、林二人也恍然大悟了！小白菜不诬指他人授毒，而指杨乃武，当然因为本有奸情之故。
照此说来，就是情有可原了！换句话说，倘无奸情，平白受诬，致人于大辟极刑，则是万不可原谅的一件事了。
“好吧！”翁曾桂向林拱枢说，“有奸情一节，势非叙入不可。”
林拱枢原来的主张是，妇女以名节为重，暧昧之事，既然双方都不肯承认，而依律例又不准“指奸”，则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可以略过。如今既有诬指无辜须受重刑的关系在内，替小白菜设想，两害相权取其轻，林拱枢只好放弃原来的主张了。
于是，仍由翁曾桂动笔，将小白菜的罪名拟为：“葛毕氏提供杨乃武商会谋毒本夫，讯由畏刑所致，唯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奸私实据，究属不过妇道，拟杖八十。”
虽说“杖八十”，事实是可以宽免的。林拱枢对“虽无奸私实据”这一句，颇感满意，认为这样处置，应该说是非常公道的了！
奏稿呈上堂，桑春荣与皂保都不肯即时画行，托词原奏太长，而案情复杂，关系重大，需要细看，一搁搁了五六天。
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刚毅还想去催问，翁曾桂认为不必，复奏的限期一到，自然会发下来，此时不妨静以观变。
这样迁延到二月初，袁葆恒与绍祺二人，忍不住发话。桑春荣与皂保无奈，只好将奏稿画行，缮正呈递，不过另外录了一个副本，送交宝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