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五代当皇帝

河西的那块地方与部族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那些部族也缺乏战斗力，不管他们归附周、辽的哪一方，都无法影响到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倒是顺义军这次成功的掳掠人口行动却可以实实在在地增强朔州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动员能力。
这样稳赚的事情，即便会有一点不良后果，却又怎么做不得呢？
真正让萧斡里感受到挫折和丧气的，还是“以牛羊换粮食”行动的失败，而且这个计划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周国方面的阻挠。
自从两国和议之后，在双方的边境上开辟了好几个榷场，其中成规模的有渝关、飞狐和灵丘，都是利于管理而不会影响到周国边防的地段。渝关是周国的整个燕山防线中最适合开关的，它处在山海之间，南北地势平坦有官道贯通，不过驻军的补给还可以依靠海运，所以商旅繁忙也不会损害当地的防御；至于飞狐和灵丘则是周国在最近的战争当中从蔚州一刀割下来的，突出于周国的整个防御体系，在这里开辟榷场并不会破坏防御体系的完整性，而这两个县城和蔚州的州城以及应州之间却又有山峦阻隔，所以又不是那么容易失守的。
只是这几个榷场距离朔州都太远了，最近的灵丘都相距有四五百里，而且有一段狭窄崎岖的山路，驱赶畜群到那边去换回粮食来，那是时间长成本高，这样还不如直接杀了牛羊吃肉了。
当然，没有正式开辟榷场的地方，也不是不能进行一些简单的贸易的，既然双方的朝廷已经议和并且准许通商了，下面边关的具体负责人当然会有一些临时处断的权力，朔州其实是可以直接和代州进行交易的。
事情就是坏在代州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卖给萧斡里他们，而且不光是代州没有，代州南面的忻州同样没有。
这就是战争的破坏力了。契丹的十万骑兵在忻、代之间盘桓数月，并且沿着滹沱河谷来去，不光是消耗了两州的大量存粮，也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当地种下的冬麦差不多全都被过路的契丹军马匹当成青草啃了个干净；而突袭占据了代州的周军人马虽少，他们却也一样没有带足辎重，所以同样要消耗州县的存粮，倒是之后从晋阳那边一路北进的周军都有自己的辎重供应，好歹没有加重当地的负担。
战争的消耗让忻、代两州的库藏几乎见底，而滹沱河谷最好的耕地又几乎绝收，忻州的百姓更是被契丹败军烧杀一空，那时候就连恢复生产都需要周军从山北掳掠人口来填充忻州，而两州百姓的基本口粮和种子也需要周人来供应。
经过了春季的抢播，早粟和高粱在夏秋的时候获得了正常的收成，八月里的冬小麦也已经播种下去，不过这一年的收获也就仅够当地百姓的口粮和偿还官贷了，来年的冬小麦能不能让当地百姓有所节余，一切还得看天气的。这还要感谢周国朝廷蠲免了当地三年的钱粮，否则的话两州百姓恐怕没有十年时间就别想翻身。
不过既然蠲免了三年的钱粮，忻、代两州的官仓就不大可能供应得出朔州需要的粮食了，当地百姓在秋天用早粟和高粱的收获偿还的部分官贷，也就仅够驻军和官吏维持而已。
官仓供应不了，没有余粮的百姓就更加不成，所以萧斡里他们的计划是算计得不错的，最终却因为难以抗拒的自然伟力而宣告失败了。
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萧斡里，最终也只得被迫着组织商队去灵丘高价换回来一些粮食茶药，尽管交换价格非常的不划算，而且换取的数量严重不足，那也只能以聊胜于无来自我安慰了。
顺义军的儿郎们在保宁二年还得吃一年的苦，保宁三年情况能否有所缓解，都还做不得准，这就是契丹朔州顺义军节度使萧斡里在契丹保宁元年年末的烦恼。值得他欣慰的就是，因为冬天里去河西掳掠人口的行动大获成功，至少到了来年的时候，儿郎们已经不再需要去干牧奴的活计了。
…………
本该是升官得意马蹄疾的萧斡里有他的烦恼，在他南面的周国官员也有他们各自的烦恼。
对于忻、代两州的官吏们来说，怎么迅速恢复民生收回官贷，最终让官仓再一次装满，这显然是他们治理地方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来自山北的威胁已经转淡的背景下，就连单纯负责边境军事的代州与三交口缘边巡检崔承孝都关心起当地的水利和耕作了，更何况是那些个知州、通判们呢？
的确，朝廷为了河东北境的安定，会努力地从其他地方调运粮草来支持忻、代两地，不过这样的转运毕竟路途遥远道路难行，在战争期间短时间应急是可以的，但是在和平时期长年累月地这么耗费巨大地支撑着，显然不是什么良策。
滹沱河谷又不是什么蛮荒之地，当地的农业开发不说有几千年，那至少也有上千年了，支持这里的边防，最终还是得依靠当地。
好在晋阳周边汾水河谷已经迅速地恢复了生机。当初围城的周军可不像北面的契丹军那样胡来，遵循着周军这些年的正常军纪和郭炜的特别叮嘱，除非是有作战的必须，他们都尽量避免伤害田地耕稼，所以最后除了太原城周边一圈军营和围城壕堑之外，整个汾水河谷的庄稼几乎是在照常生长，这战争一结束以后的恢复自然是快得很的。
自家的生业不曾被兵火破坏，官家还特别免了两年的租赋，晋阳外围的农户们入冬之后倒是有些闲情逸致，经常跑到太原城郊外去看周军那些个隆隆作响的雷公砲，即使隔着营栅看不到形状，远远地听个响也是回乡之后的吹嘘资本。
这样的情形，倒是让知太原府王祜的心情放松了许多，民众对刘氏失国没有什么怨言，对朝廷的接纳十分自然，前一年的战争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虽然暂时还不能收取租赋，让王祜开支晋阳的府库时依然非常谨慎，但是河东再次成为国家的北部重镇这个前景已经非常清晰可见了。
至于河东节度使向训就更是悠闲了，南北和议已成，大战在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有的，而且北面还有一个崔承孝呢，需要他特别操心的事情并不多，倒是禁军的攻城炮兵在太原城郊外的训练分去了他的不少精力。
……





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二十一章 远藩赴阙
第二十一章 远藩赴阙
和悠闲的向训比起来，那些个赴阙的藩镇可就忙得很了。
今年是个特别的年头，年初皇帝完成了亲征河东的任务，基本上将汉唐的重要直属州郡收回了朝廷管辖——除了一些个边边角角以外。吴越和清源军倒是不被群臣看作外藩，尽管朝廷眼下还不能直辖，但这只是早晚的事情，众人普遍是这么认为的。关键还是其他一些地方，譬如汉朝的辽东四郡，现在就处于契丹和高丽的统治下，大周现在连渝关都出不去呢，想要收回大汉的辽东四郡却是谈何容易；还有就是凉州、交趾，甚至西域，这也是汉唐故土，以现在这个年轻皇帝的志向，说不定都是念兹在兹的。
然而那些终究属于边边角角，从群臣的角度而言，中夏的核心地域如今已经尽入朝廷掌握，不啻于一次伟大的一统，或者说中兴，所以皇帝在今年冬至有事于南郊，并且预备改元，在众人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样两件空前的大事合在一起，再加上十一月十七日的天寿节，还有来年的正旦，各处藩镇莫不趁此机会赴阙赞拜，就算是实在离不开的，那使者也是带来了一车车的贡礼。
向训当然属于走不开的行列了，无论他在太原城里面怎么悠闲，河东节度使北面负责着对契丹的守备，西面负责着对定难军的提防，和契丹再怎么有和议，和定难军再怎么进入了难得的和平期，那都是不能稍有疏忽的。更何况晋阳周边乃是新定疆土，尤其需要节度使和知府知州善加抚绥，首先将此地迅速地安定下来，赴阙这种常规的优先次序自然得靠后排了，再说向训才刚刚移镇，皇帝也真不必在现在动他。
和向训的情况差不多还有范阳军、卢龙军、义武军以及朔方等边镇，尽管他们已经任职有年，不算新近移镇的，但是职责所系，在他们后方的节度使大量离镇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必须坚守岗位了。
好在郭炜也不怎么猜忌这些边将，毕竟在他而言，无论是边镇的设置和监察，还是边镇之间的制约，乃至于万一边镇有变自己出兵平乱的信心，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打消一些无谓的猜忌。
回到京师的那些个节度使、守臣们可就忙碌了。
显德最后一年的南郊大礼、中国初步一统之后的新纪元，种种繁文缛节都在等着他们，他们偏偏还趋之若鹜，绝对没有一个人肯缺席的。
在远离朝堂多年之后回京，肯定是要陛见的，要给这个威福日重的皇帝一个特别好的印象，或者争取移镇到更肥的地段，或者争取在老岗位上继续为朝廷奉献几年，至不济也要争取回京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安排。至于挑战当今皇帝的权威赖在某个地方不动，如今可没有谁敢做这种美梦，想要维持自己的权位，必须得争取皇帝的好感，还不能少了朝臣的美言。
再说许多节度使、守臣在出镇地方之前都在禁军任职，互为上下级同僚的袍泽关系特别多，有些人的关系还是非常亲近的，多年未见之后在京师的盛典前后碰面，怎么也得欢聚宴饮一番——在不引起皇帝和朝臣疑虑的基础上。
守太尉、魏王、大名尹、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来了，建雄军节度使杨廷璋来了，兼中书令、真定尹、成德军节度使李重进来了，兼侍中、南昌尹、镇南军节度使张永德来了，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荆南军节度使赵匡赞来了，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武胜军节度使宋延渥来了……
还有韩通、袁彦、王彦超、魏仁浦、张美、李继勋、武行德、白重赞、郭从义、杨承信、韩德枢、冯继业、高继冲……等等等等，太平时节就是不同，这些节度使竟然都能够安心地将地方军政扔给幕府，然后施施然地赴阙。当然，这里面高继冲比较特殊，他在徐州是一点都不管事的，帅府事务一切由节度使掌书记决断。
这些节度使、守臣镇所距离京师远近不一，年龄大小和精力强弱也不一样，所以他们离开镇所的时间和到达京师的时间也多有不同，不过在进入十一月之后也就差不多都到齐了。
自然，在这些人里面，到得最早、使团规模最大的，还得数吴越国王钱弘俶和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了，尽管他们距离京师可算是最远了，但是他们出发得最早，也到得最早。另外，两个人不仅是官阶甚高头衔一大串，随从众多贡礼丰厚，而且还各自带了一个儿子来，钱弘俶带来的是世子，官封镇东镇南等军节度使、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两浙制置营田发运等使的钱惟濬，而陈洪进带来的是次子南州刺史陈文颢。
郭炜给他们的信号，他们想必是心知肚明的，尽管召他们赴阙的理由只是南郊和改元，但是朝廷这些年削平天下的威势，不昏聩的人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吴越和清源军的半**地位即将结束，对这种前景的感觉没人比他们自己更明了。
然而他们自知已经是无力抗拒，先不要说常驻在京师的那支百战百胜的禁军了，就是以杭州港和泉州港为驻泊港的定远军，那就已经不是他们有信心对抗得了的。所以这一次两人倒是相当的光棍，不光是自己来了，还把儿子都带了来，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向郭炜表示恭顺——当然，如果能够以这种态度争取到继续维持住自己的半**地位那是最好，如果不能，特别是如果郭炜决心把他们扣留在京师，那么他们也认了。
…………
“自太祖皇帝改元显德，先帝与朕沿用至今，此举不光是对太祖皇帝的追念，也是绍述太祖皇帝安定天下拯救万民的遗愿。先帝也曾发愿以十年开拓天下，惜乎中道崩殂，终未能伸平生之志。朕自登基以来，勉力承继父志，幸赖众卿辅佐、将士用命、百姓归心，如今终于小有所成，一统天下可望成真……”
滋德殿中，郭炜正在追述着自己扫平割据的历程，也就是向在场的重臣们陈述改元的理由。不过看看殿内群臣信服的神情，郭炜就知道长篇大论已经没什么必要了，自己的武功固然是让他们心悦诚服，恐怕他们比自己还更早就期望着改元呢。
嗯，既然是这样，那么就长话短说。郭炜定了定神，迅速地结束了预备好的长篇论述，开始直入主题：“现在北虏已经服膺，可信短期内再不会骚扰北疆，吴越和清源军也是归服在即，已经是以改元向万民宣示，今后将是休养百姓致天下太平的时候了。”
王溥抬头看了看在座的同僚，罕有地第一个说话：“陛下武功盖世，北伐幽蓟、平荆湖、定西蜀、收江南、定河东，并且迫使北虏还书求和，誓言从此不再南犯，此诚开拓天下大功告成之举，改元昭告天下理所应当。只是不知道陛下属意的新年号都有哪些？”
拟制年号本就是礼部和太常寺的职权，自从郭炜透露出改元的意思之后，这几个月里面有司吏员可真是忙得个一塌糊涂，尽管这些熟读历代典章的儒臣只需要根据经典找些寓意美好的词汇出来，然后交给郭炜去选择，但是这个皇帝的性情爱好，还有各种避忌以及对历代年号的规避，仍然让他们焦头烂额。
现在王溥就希望皇帝不要给自己出难题，简单地从有司提交的那些个选择项当中挑一个出来就好了。
郭炜皱了皱眉头：“嗯，朕看了有司交上来的那些东西，众卿在其中辛苦了，选出来的文词寓意多半都是很好的，只是朕总觉得略有憾意。”
他心里面确实挺遗憾的，因为太常寺和礼部交给他的那些选择项里面，文词古雅美好是没得说，但是他读起来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劲头，而且都很陌生有没有？
就算是其中偶尔有几个眼熟的，结果也是“开宝”啊“太平”啊“兴国”啊“端拱”啊什么的，让郭炜十分的膈应，难道这些个年号当真是时代潮流？他实在是不想用啊！！！
王溥心里面念叨了一句，果然如此！然而他并没有接话，只是抬头默默地看着郭炜，他知道，皇帝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说明皇帝心中已经有了一些主张，眼下就是想看一下群臣怎么评价呢，那么他王溥只需要安心地等着皇帝说下去就好了。
“嗯，为何有司交给朕的拟制当中，没有‘永乐’这样的年号啊？”
转眼看到众臣都没有接话，郭炜果断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永乐，在郭炜的印象当中，有亲征朔漠扫荡残元，有跨海远征宣扬国威，更有远赴南洋西洋宣播文明教化，还有《永乐大典》这样的文教盛世，无疑是郭炜很想山寨的一个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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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二十二章 改元
第二十二章 改元
“这个……”王溥有些尴尬，虽然说他是乾佑年间的进士甲科，现在又主管着礼部，但是他还真是不知道，“为何没有‘永乐’，臣也是着实不知，或者先向有司询问一下，嗣后再定年号？”
“‘永乐’年号有些不妥，因为十六国时期前凉桓王张重华就已经用过了。”
出言补充的是首相王着，其实也是一个乾佑年间的进士，然则他对史传的记忆力却远非王溥可比了。
吕胤也在此时适时地插话补充道：“不光是十六国时期有人用，天福年间岭南流贼张遇贤僭号‘中天八国王’，伪王年号也是‘永乐’。”
“唔……”
郭炜暗中一嘬牙花子，当然在外形上还是保持了一贯的威严，嘴唇紧逼着，只是轻轻的唔了一声。
难怪历史上的赵大曾经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他当时感叹的就是年号问题吧……历史上宋朝的第二个年号“乾德”，就是命宰相赵普等人撰前世所无年号以进的，结果在灭蜀以后的战利品当中发现背有“乾德四年铸”字样的铜镜，结果再去问赵普也没有寻到答案，最终还是问过了翰林学士窦仪才知道，原来前蜀王衍就用过这个年号了。
这件事很扫赵匡胤的面子，当然，赵普回答不上来的窘态和赵匡胤随后的那句话又很扫赵普的面子，难怪赵普以后要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来给自己解嘲了。
不过眼下看来，这还不光是读书人的问题，赵普那是小吏出身，在经史方面远不如窦仪这等宿儒那很正常，不过进士甲科的王溥在这方面被进士王着比下去了，多半就只是因为记忆力的问题，所以郭炜就大可不必去发“宰相当用读书人”的感慨了。
再说吕胤虽然也算读书人，却不是应举而是以父荫出身，他可不还是知道点史籍都未必记载了的逸闻？当然，这或许和他兵部尚书的任职有关系，平定岭南之后的一些图籍都过了他的手，所以知道张遇贤的事情倒是并不奇怪。
当然不奇怪了，其实郭炜自己都知道张遇贤其人其事呢——一个崇拜郭威的军史爱好者，对五代的历史多有涉猎是很正常的，再加上“农民起义”的特殊性，这个知识点被他掌握了当真不算稀奇。
然则郭炜确实不知道除了张遇贤之外，更早就还有人用过“永乐”年号了，这可真是丢脸啊……主要是让人颇有挫折感。张遇贤这事吧，主要还是离得近，所以大臣们或许有些敏感，否则的话，一个只闹腾了一两年却根本没有成事的流贼，他们用过的“年号”啥的有必要去避忌么？再说郭炜原本是寄希望于大臣们不会去关心二十多年前远在岭南发生的一点小民变，所以压根就不会知道呢。
可是现在一看，不光是有人知道张遇贤在二十多年前用过了“永乐”年号，更要命的是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就有人用过了。前凉……张重华……真要说起来郭炜也是有一点印象的，那是西晋崩溃以后少有的在北方站住了脚的汉人政权，而且还是在凉州一带，当时可是托庇了不少从中原、关中流落出来的汉民呢，不过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永乐”年号啊？！
不爽，郭炜心中是相当的不爽。
“既然如此……那么‘永昌’这个年号如何？”
虽然心里面是特别青睐“永乐”，而且郭炜自家也没有什么避忌的意思，毕竟他本人是不迷信这些的，而且在曾经的历史上，后来的朱棣用这个年号也没有妨碍国富民强么……但是入乡随俗，时人的一些忌讳可以慢慢地去移风易俗，却万万不能对面硬撞。
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吧，永乐不行就永昌了，郭炜就不信自己用了“永昌”便会和李自成一个走势，再说这些人肯定不会知道李自成的。
“‘永昌’年号就越发不妥了。”然而王着的话当场就打破了郭炜的幻梦，让他的心咯噔一下子，隐约地已经知道自己肯定又是疏忽了什么，“在前朝武周时期，女主便用过了这个年号。”
这这这……不会这么寸吧？！
郭炜简直要仰天长叹了，好容易自己琢磨了两个很满意的年号，不光是有主打的，另外还有一个备选，结果这样的双保险都被破了！武则天竟然用过“永昌”这个年号！难怪李自成会败亡了……被打击得有些迁怒情绪的郭炜，这个时候已经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不怎么迷信预兆的了。
怎么办？
有司交上来的这些拟制都缺些劲头，而且还有几个郭炜相当不喜欢的，尽管“太平兴国”也不赖，不过历史上宋朝的那些年号在他的心目中都已经被打上了“软绵绵”的先天印记，能不用他肯定是不会用的。
自己去想既有气魄又有文采还不会和历史重复的年号？郭炜可没有进士甲科的自信，这不直接山寨的两个都被驳了么？
难道要再退而求其次，去山寨“宣德”或者“弘治”？这两个年号的寓意倒也不差，不过郭炜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总感觉它们差着一口气，既衬不上自己的志向，估摸着也衬不上自己今后的作为。这样的两个年号，分明是留给自己的子孙用的么……
再者说了，有了前面的两个教训，郭炜可不敢保证“宣德”和“弘治”就不会发生重复的事情了，本身就不算是优选，如果还会发生重复而屡屡暴露自己在经史教育方面的缺失，那可真是没有意味。
眼珠子一转，再略略扫了一眼殿内的众臣，郭炜的心情慢慢地宁定下来。重复算什么？好年号就不怕重复！只要摆正了道理就行。而且……就算多少有些强词夺理又怎样？反正自己现在的威望如日中天，在和契丹进入暂时的和平时期之后，自己还正筹谋着在国内搞搞制度建设呢，到时候多少是会伤害一些既得利益阶层的，不如就趁现在用不伤及实际利益的年号问题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威望，将来真动手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了。
郭炜清了清嗓子，努力平缓着语气说道：“武周的女主曾经用过‘永昌’年号？牝鸡司晨，本非正道，想来她的年号都是虚有其表，既不足以表征国运，也不足以干扰后世，所以我朝不必去避武周年号了……而且武周的年号繁多，后世却又何必因此变乱之政而多有顾忌？”
郭炜的这番话倒是歪打正着了，其实他原先就不知道武则天用过了“永昌”年号，却又怎么会知道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年号繁多呢？他说这话完全是出于面子问题，加上他有一些小聪明，直接就推测出武则天用过很多年号——不然的话，武则天称帝也就是二十年的样子，为啥在他的印象里面就没有什么武周的年号呢？唐高祖的武德和唐太宗的贞观一以贯之且不说，唐玄宗也有开元和天宝这样名垂青史的年号嘛~
不过看看众臣的表情，郭炜就知道自己并没有能真正地说服他们，不管是因为武则天这个女主很独特也罢，还是因为武周属于李唐的变态也罢，总之他们的确是不怎么赞成改元“永昌”的。想想也是，武周的国号也是“周”，要是再用一个相同的年号，很难不让人误会的。
“若是说武周篡自李唐，同属于一统汉土的大朝，所以我朝不合适用和它们重复的年号，那么前凉张重华只是边鄙小国，又只是称王而非僭位，总不至于影响我大朝声威吧？若是这也要避，那么东瀛、高丽乃至交趾都效仿中夏使用了年号，难道朝廷还要去搜寻了解这些蛮荒小国的仪典而便于回避么？至于张遇贤辈，一个只存在了两年的流贼何足挂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