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五代当皇帝

“嗯~此次汴水决于郑州、宋州，沿河民田有为水害者，有司具闻，朝廷俱以除租。急调民夫和禁军前往塞口自不待言……”郭炜随后宣布了两条具体的救灾措施，然后才转向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正题，“不过朕也常闻汴水之患非朝夕间事，汴水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岁易；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遇春首辄调数州之民，劳费不赀，役者多溺死；而河水多泥沙，致使漕运需年年疏浚，且京师常有决溢之虞。对此众卿可有治本之法？”
郭炜的真正想法，那自然是迁都了，只不过这种大事牵扯太多，平常没有什么由头提出来，现在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他当然想要将大臣们的想法引导过去。
在郭炜心中，对国家建都于东京是有一些想法的，而且对东京一带以及黄河的历史变迁也有少量的认识，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安心地将东京当成大周的永久都城。在郭荣组织扩建东京外城的时候，郭炜那是没有什么话语权插不上话，否则的话他都会劝谏郭荣少费一些人力物力，而自他登基之后的这十多年时间里面，他就从来没有扩建过皇城，始终都是将就地用着唐朝的宣武军节度使府衙，就是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过自己迁都的意图。
只不过登基之后，郭炜一开始忙着建立威信掌握实权，然后又是整军经武意在四方，也就抽不出空来忙活迁都这种大事了。随后几乎是持续不断的统一战争更是彻底牵扯住了郭炜的精力，也牵扯住了整个国家的民力财力，这种时候就别提迁都这等大事了，即便治河这样紧迫的大工程都不得不暂时让路，谁都知道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那时候郭炜只感觉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自己的时间很紧张。
好容易等到主要的割据势力被陆续削平，剩下来的一些目标要么偏远要么难啃，已经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了，郭炜这才就此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入了内政。
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是以改元永乐为标志的，尽管不是说从此以后就不对外征战了，但是征战的强度和频度肯定会比显德年大幅度降低。作为这种转变的象征，郭炜首先做的当然是治河修路这等立竿见影的民心工程兼基本建设，至于整理汇集天下图书、医书本草和各种农书、工书的修撰，这些文治倒是不太会和治河迁都之类的大工程争夺资源，一直以来郭炜都安排有专人负责。
现在治河差不多初见成效，根据束水攻沙之法修筑的河堤系统向群臣显示了它的威力和价值，后续的堤防系统完善与日常维护不会再有阻力和大的麻烦，郭炜的心思就开始转到迁都这个问题上来了，只是缺少一个契机而已——然而这一次汴水决口，在郭炜看来就是推出迁都议题的良机。
“治本之法？”王著皱了皱眉头，有点抓不住皇帝意图的感觉，“汴水必须自大河引水导入，斗门之设已经堪称巧夺天工，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以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这等漕运所系，除了夏秋涨水季节固堤防洪以及冬季枯水时浚河沙捣冰凌，臣却不知应该如何治本。”
“汴水原是大河的分洪河，古时梁、宋之地人烟稀少沼泽密布，陛下所说的情况均不成害。”工部尚书卢多逊沉吟着说道，“不过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时入河之水悉为横绝，散漫无所，致使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江南漕运虽然可以直达洛阳，汴州因此而兴，东南州县却多受其害。”
卢多逊不愧是善于体察上意的人，在这次会议之前就知道朝议将会集中讨论汴水决口的问题，于是在史馆好生查了一通，把汴水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弄清楚了，而且还让他查到了隋炀帝修好通济渠之后对汴州东南地区各水系的破坏，以及由此导致的宋州、亳州等东南地区地理条件的变化。
郭炜一时间又是对卢多逊大为钦佩，这种细节问题，就连他这个穿越者都不知道，虽然他接受过这种生态环境的教育，但是灵活运用的能力还是不够。现在有卢多逊的提醒，他当然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的确，杨广把汴水修得那么顺直通畅，用杨柳高堤护住了这样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纯粹靠黄河水辅助漕运，却彻底破坏了原先的汴水各支流水系，这个问题也很严重啊！
就像后来的京杭大运河改走东边，为了维持住这条人工水道，不知道给淮河流域增添了多少麻烦！黄河夺淮，除了战乱和金、元统治者的胡作非为之外，大运河在其中发挥的左右也不会小了。
“正如卢尚书所言，汴水于东京漕运大利之外，却也甚有害于宋、亳之地，而且漕运之利也非终年事。每逢夏秋河溢，汴水堤防常常告急，这且不提，就是漕运都不得不终止，否则汴水湍急，漕船多自相撞击粉碎，船工死伤无算，漕粮损失更是难以计数；而冬季河水浅涸，汴口至十月往往就要闭口，汴渠缺乏上游来水，很快即舟梢不行，为了冬运常常要征发役夫凿冰拉纤，更有常年的疏浚河沙之工，役夫苦寒，死者甚众，朕实悯之。”
难得有卢多逊这么会找资料的人，郭炜马上顺着他的话说了一大通，最后才缓缓地说道：“既然汴渠利弊难言，而东京又极为依赖漕运，不知众卿以为迁都以避之如何？”





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七章 迁都之争
第七章迁都之争
“迁都？”
在场的人听到皇帝突然冒出来的这句话，不由得都是一愣，这讨论汴水的漕运、防洪以及对沿河州县的利弊关系，怎么一下子就跳到迁都这样的大事上面去了？当然，以迁都避开汴水的种种问题，未尝不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不过皇帝这个思路的跳跃性也太大了一点，直让人瞠乎其后啊……
“陛下打算迁都以避水患？”还是王著反应得最快，当下一边思索着一边就开始应答，“可是要将京师迁往哪里，才能避开河患与汴水之害呢？关中久已残破，自开元时起就多要仰赖江淮漕米，汴水漕运之重只会超过现在；西京城池宫阙倒是完好，不过对漕运的依赖也不亚于东京。这两个地方也就是河患轻一些罢了，然则河患对东京的威胁也并不大，如今又有陛下所倡缕堤、格堤与遥堤之设，大河更是难以肆虐两岸，何况东京距离大河尚有百余里，河患亦非急虑。”
“是啊，陛下。关中残破，京兆府早已不是盛唐时候的景象，宫室阙然无存，民户凋零河渠湮废，如今仅能维持当地驻军和灵州等地的军粮，一旦朝廷和数十万禁军迁入，蜀道难以供粮，必仰食于江淮，漕运依然系于汴水，和定都开封府一般无二。而且漕船还要从汴梁上溯，汴口调水更形窘迫，至于沿大河上溯关中，砥柱之险更是中唐以来饱受诟病的漕路梗阻，唐主就曾多次率禁军就食洛阳，迁都关中实非良策。”
次相王溥也是找到了发言的机会，摇头晃脑地对迁都唐京长安的可能性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
吏部尚书薛居正沉吟了一会儿，在王溥说完话之后接上了嘴：“正如两位宰相所言，关中诚然有山河之胜，然而盛唐时已经难以自给，更兼安史之乱以后连年丧乱破败，民户凋零河渠失修，哪里还供应得来京师重地的数十万禁军、官吏以及数十万百姓？西京险固，城池宫阙尽皆完备，不过漕运所需却与东京差相仿佛，还多了途经汴口之险，未必能够合陛下避汴水之害的初衷。”
刚刚装作不经意地推出这个重大议题，迎头就遭到三声反对，而且反对者还都是文臣当中资历、职位甚高的人，两个宰相一个吏部尚书，郭炜真的是很郁闷。缓缓地扫视了殿中群臣一眼，郭炜决定暂时不说话，不表态和王著他们争执，他倒是要看一看在自己没有明确表态之前，大臣们里面有谁对迁都的主张是比较赞同的，这些人倾向的迁都地点又是在哪里。
不过听前面这三个人的话，看样子迁都长安是不用想的了，估计关中残破已经是时人的共识，而即便是盛时的关中都不足以支撑百万人口的京城，必须得仰赖东南漕运，在这个时代也是不易之论了。
对于这一点郭炜倒是没有太多的遗憾。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若是在秦汉时期，建都关中确实比建都关东地区有利，因为秦的统治基础就是关中，主要的外来威胁匈奴的活动重心就在漠北，需要打通的贸易交通线也在西部，而且当时的气候和关中的水利设施也足以支持大量的人口。
而要是到了郭炜穿越之前的时代，建都关中也没有问题——除了缺水，因为那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水平不再会把长安的人口规模限制得那么小了，开拓西部的战略需要也不会和建都地点相矛盾，就算是最严重的缺水问题，既然能够南水北调，却又为何不能东水西调？不过是能源问题和成本问题嘛~
可惜能源问题、成本问题、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交通运输水平的问题……这都是郭炜穿越而来延续了生命力的大周面临的大问题。
唐朝天子经常性地就食于洛阳，不就是因为关中的农业生产力已经支持不了京城人口，而东南供应长安的漕运艰难，砥柱山梗塞漕路的问题太严重么？
农业生产力的问题，咬咬牙在关中重修甚至新建一些水利设施灌溉系统，或许可以缓解一点。但是作为穿越者，郭炜深深地知道，汉唐两朝气候暖湿的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到了后世环保主义者甚嚣尘上大力渲染温室气体危害的年代里，关中的气温和降水量也从未恢复到汉唐盛时的水平，这可是最大的天时问题，在这样的天时下，所有试图恢复关中农业生产的努力都是在逆天，而没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化，逆天是不可能的。
至于放任当地的农业衰退，而全面依靠漕运提供的江淮粮食，那确实如同王著等人说的一样，耗费的民力物力比建都于汴梁还要大得多。砥柱山或许可以用**炸开——就算是黑火药顶用的话，但是从汴梁经汴水过汴口入黄河，再溯流而上进入关中，经渭河到长安，这几百上千里的水道可都是逆流而行，而且很可能为了确保汴口的通航而继续加大汴水的危害。
所以光是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此时的关中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建都的好地方了，“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这只是不知天时的机械论观点。
更何况因为天时的变化是全球性的，从应对外来威胁方面来说，建都关中也不再合适了。
随着西部亚洲大陆的内陆地区日趋干冷，从西亚和中亚农业地区向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析出的人口越来越少，而东北亚地区的原始农业却在此时逐步发展起来，供养的人口在日益增长，中国北方的游牧部落的人口重心越来越东偏，最终也导致了草原游牧军事政治联盟的中心东移。这一点，经过草原帝国的核心从匈奴到东胡系再回到突厥，然后又一次转移到东胡系的契丹这种反复，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当然，身处历史发展趋势当中的人们，除非是特别的天才，很难有什么人能够一眼看透这种发展趋势的，但是郭炜有穿越者的先天优势啊……他仅仅从自己所知的历史就可以推断出来了，后世能够威胁到中原政权的草原游牧帝国无不是掌握了东北亚的力量才真正强盛起来的。
所以从应对外来威胁的角度看，中原政权的军事政治中心也必须东移。
可惜这些分析都必须依靠“后世历史学家”才能验证，郭炜现在讲出来可没有什么说服力，未来的一千年内地球气候的总体走势是趋向于干冷的？中间小有反复的温暖期再也达不到汉唐那种暖湿水平？因而北方戎狄的入侵重点也会从河套及其西部地区转向燕山、恒山一线？这种话郭炜敢讲也没有谁敢信啊……
好在反对迁都关中的意见似乎已经是朝中的共识了，起码洛阳的缺点前面三个人并没有说出来多少，长安的缺点可是说了一堆一堆的，倒是不必劳烦郭炜来做一个伟大的预言者了。
的确，他们说的长安那些缺点都只是现状，甚至有些还偏于感性，只有郭炜知道其中的必然性，后世少不了会有几个书生继续唠唠叨叨地重提“汉唐故事”，不过只要在朝议上没有这种书生就足够了。
关键还是建都于关东地区的话，到底选择哪里为好。
汴梁就是目前的都城，也是前面四个小王朝当中后梁、后晋、后汉的都城，其理由不外乎此地乃关东冲要、地富人繁。自中唐以来，关中残破、河北战乱，江南却渐渐发展起来，国家赋税、军国费用取资于江淮，而江淮财赋的输送全部通过汴渠，而汴梁正是依靠汴渠发展起来的水陆大都会，位居汴渠要冲，这样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城市最终成为国家的都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可是汴梁的缺陷也太多太大了……
前面郭炜已经提到的漕运麻烦，以及汴水水患对汴梁的威胁、汴水对汴梁东南地区水系的破坏，其实都只是郭炜借机提出迁都讨论的由头。真要说废除汴水的漕运，让汴水回归自然水系，让整个汴、宋、亳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恢复，那洛阳同样没法做都城的，除非是把都城迁到淮河以南去。
至于说到水患的问题，其实汴水大堤保一个汴梁还是保得住的，顶多就是像这次一样，牺牲掉上游的郑州和下游的宋州而已，敌军要学王贲决汴水灌大梁，那得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和战略优势。而要像端平入洛时蒙古军决黄河水灌进入汴梁的宋军、李自成围开封的时候发生的黄河水淹开封城内外，那得等到黄河改道，这个时代的黄河与汴梁的关系正如王著所言——东京距离大河尚有百余里。
汴梁真正的缺陷就是形势涣散无险可守，或者干脆一点说，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就是一个四战之地。
以四战之地作为都城，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兵为营卫，极力增强中央禁军的兵力战力。这么做，若是昔日的魏国这等小国还无所谓，前面的几个小王朝也将就，反正出京不远就是边境，中央禁军也可以当边军用，可是放到如今的大周，东京距离诸边都有一个月以上的路程，太多的禁军戍守京师，那就要成为冗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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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八章 洛阳？
第八章 洛阳？
“关中残破，迁都长安固非良策，不过汴梁也确实不是大国都城的好所在。 （未完待续 89免费小说阅《》）”
郭炜的等待和期盼并没有落空，薛居正的话音才落下不久，卢多逊就开口了，这一开口虽然和前面三人一样认同了长安并非迁都的好去处，但是他的重点显然落在了“汴梁不适合作为大国都城”。
“今之东京，在战国时为魏之大梁，在汉时为陈留。张仪说魏哀王曰：‘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限。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郦生说汉王曰：‘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实为四战之地，非关中秦关之固，亦非洛阳居天下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以此为都则只能以兵戍守四方，京师戍军兵力竟远过于边军，汴渠漕运过半为禁军而设。”
卢多逊的特长还是知古论今，朝议之前在史馆的突击读书一点都没有白费，不管他自己实际上懂不懂军事战略和军事地理，反正引经据典的古人都是这么说的，那么大约总不会错了。
不过卢多逊的引经据典还没有完，看着皇帝那似乎带着鼓励的目光，卢多逊心中隐含兴奋地继续说道：“汴梁建都，不过起于唐末朱温受封于此，之后几朝规模卑狭，或要以重兵制山东，或要以重兵控魏博，故而不以京师兵多为忧，反以河汴流通、挽输便易为都汴梁之美。然则前代争斗，石晋更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与强虏共平原之利，终至戎狄乱华，其患正是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延至今日，都汴梁则必依重师而为国，利漕运而赡师旅，然则大周已经平定四边，山东、魏博不再为害，国中形势已经大不同于往日，在京师保留数十万禁军殊无必要，未来恐成冗兵之害。”
将汴梁成为都城的历史原因追溯了一遍之后，卢多逊顺理成章地指出了时势的变迁，并且非常合理自然地预见到了冗兵的问题，倒是让郭炜对他又高看了一些。
“若是迁都洛阳，京师形势则与都汴颇有不同。洛阳居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噤喉，而赵、魏之走集，河山控带，形胜甲于天下，盖四方必争之地，据之足以控扼天下。 （未完待续 89免费小说阅《》）而且洛阳北有太行、大河之险，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河乡伊、洛，其固足恃，不需假于雄兵，京师戍卒减去数万也无大虑。虽然洛阳与汴梁一样要仰赖于东南漕运，但是京师驻兵减少，士庶亦可减少，汴水的漕运之任也就能够略略减轻一些，水患自然也就更好治理了。”
论述到最后，卢多逊还是着落到了迁都洛阳的主张上去。
按照他的论述，王著和薛居正二人讲的洛阳与汴梁对漕运的依赖性差不太多这个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和汴梁比起来，洛阳有山河险阻作为屏障，京师需要的驻军当然就可以少得多，那么为这些禁军服务的百姓也就可以少得多，最终京师的人口当然也就不必像汴梁那么多了，因而对东南漕运的需求肯定就可以降低，汴水的漕运压力自然大为降低，治理汴水沿线水患的工作也就容易得多。
郭炜欣慰地点了点头……这话由卢多逊这样的大臣说出来，和他这个皇帝强力推行自己的主张比起来，效果明显会好得多。
其实说真的，加强中央集权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守内虚外的方针，在周边基本安定的都城聚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禁军，在平时纯属浪费粮食，到了战时却又因为久疏战阵而实际派不上用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禁卫军当然是要的，但是其兵力只要能够遏制某个方面可能的入侵或者叛乱军队就足够了，只要国家的政治能力还正常，即使暂时挫败不了突如其来的军事威胁，那么就守住京师几个月，等待四方军队勤王就是了。想要单纯依靠京师的驻军解决国家面临的所有军事问题，即便是在铁路交通非常发达并且还有空运机动的后世，那都是不太可能的。
而守住京师几个月，在平坦无备的汴梁可能需要几十万人，在山河形胜的洛阳则有个几万十几万应该就差不多了。
至于说加强对各地驻军的控制，防止地方割据的形成，与其把精力都投入到不断增强京师驻军、削减边军这些方面，既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又削弱了边防力量，还不如扎扎实实地搞制度建设，用各种制衡方式限制住野心家的作乱空间。
首先，目前正在进行过程中的削夺节度使的行政权和财权就是一个好办法。
将行政权交给地方文官，人事权和财权收归中央，这就已经让节度使作乱的能力大幅降低，节度使们平常能够指挥调度的州郡兵编制和战力都不足，多半只有守城和护送后勤的能力而缺乏攻击力。
真正有战斗力的都是驻防禁军，这些禁军平常由兵马钤辖统御，只有在战时才归节度使或者知州、知府统一调动御使，对于他们，朝廷不光是严格控制其补给和指挥系统，而且还会实行更戍法，以指挥为基本单位，隔几年就调防一次，务使禁军始终保持中央直属军队的特征，不会和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纠缠成一个利益集团。
当然，这种做法似乎会造成所谓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不过一方面更戍是以指挥为基本单位，一个指挥是不会被打散的，所以基本战术单位的战斗力应该不会下降；另一方面今后的各级军官都将是武学出身或者经过武学进修的标准品，在平级之间挪一挪位置应当不会严重影响配合。
再者说了，今后各个战区都会有比较固定的参谋机构，会针对具体战区推演多个应变预案，到时候主将根据预案做出各种决断，军队平日根据预案进行各种训练，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双方的生疏。
而且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搭积木一般的军队战斗力肯定不如那种将士一体如臂使指的军队，不过后者必然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叛乱和割据风险，这种风险对国家和百姓的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因为制度缺失而导致的叛乱和割据随时都会将国家拖入残酷的内战，而不管这个朝廷的衰退失能状况，而边军战斗力略微下降一些，在多数时候并不会引起太大的危机。
更何况，现在大周的军队已经用上了初步成熟的火器，而且可以逐步因应火器的使用发展出合适的军事教育与动员机制，这种最适合农业文明的武备和军事制度必然可以弥补更戍法导致的边军战斗力下降，只要郭炜主导得好，只要大周的前几代皇帝不犯浑，农业文明面对游牧部落的军事脆弱期是可以顺利越过的。
另外，火器的发展，除了给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以极大增幅之外，同样会更有利于中央集权与文官政治。比起控制边军的粮饷来，朝廷和文官们控制军队的火器生产与补给显然更为容易一些，越是技术水平要求高的火器，也就越要求更发达的经济、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城市、更多样的产业，当然也就越发要求一个更广大的国土、更有力的中央朝廷和更高效的文官政府。
总之，此时的郭炜比历史上的赵匡胤更有底气实行更戍法以加强中央集权，更有底气迁都而不担心京师的驻军人数太少。
或许是看到了郭炜在那里连连点头，也或许纯粹是因为卢多逊的长篇发言引起了共鸣，次相兼兵部尚书吕胤这时候才开声：“西京三面有大山为固，北面则有大河为阻，河北且有太行之险，依山负水，和四面畅通的东京比起来，的确可以省去许多戍卒，即便同样仰赖于东南漕粮，汴水的负担也会轻上不少……迁都洛阳的确可以考虑。”
“只是迁都涉及到十余万禁军以及朝廷官吏，还有赖此为生的数万士庶百姓，骤然兴事，恐怕一时间钱粮与民力都耗费甚巨，而且会引起民间扰攘，臣以为应当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