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五代当皇帝

当然，郭炜想知道的可不仅仅是这些。
“嗯，既然观天镜确实好用，司天监可以递上条陈来，朕有了这个条陈就可以着三司拨钱，让军器监给多做几套，王卿可要用好啊……”
皇帝对本部门的重视让王处讷大为感动：“臣等自当尽心效力！”
不过郭炜还没有说完呢，王处讷开头说的话还有半截没有讲完，郭炜得追问一下：“王卿方才说，在观天镜下，太阴与天汉与肉眼所见大为不同，其中有不少地方可以为古人的某些猜想解惑，却不知指的是什么？”
“陛下，在以前的肉眼观察下，即便是司天监的几个很能看远的少年郎眼中，太阴也不过就是个圆盘，其间恍惚有些阴影，天汉就是银光泛滥的长河，两旁密布群星。可是在观天镜下，一切景物都放大了近十倍，太阴与天汉中隐藏的一些秘密就此大白……”
我理解你的激动，虽然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司空见惯，不过当年在我的技术领域内有什么新发现的话，我自己也会是同样的激动。可是你再激动也不要大喘气啊……郭炜心中碎碎念着，这边还要平心静气地追问：“哦……都有哪些秘密呢？”
“太阴内部确实有阴影，其明暗不一的形状很固定，而且月相变化应该不是出于太阴自身形状的改变。确实如同后汉张衡所说，‘月光出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太阴距离地面甚近，却不像太阳那般刺目不可直视，当是如明镜反射太阳光一般，所以月面有所不平也就有明暗不一，有其他阴影遮蔽而太阳照不到处，月面也就不反光，因此而有朔望之变。
至于天汉，《蜀都赋》中有‘云汉含星而光耀洪流’，如今臣通过观天镜观之，此论确凿无疑，天汉确实是群星密布，只因距离太远，肉眼不能区分，这才被误作光河。”
原来东汉时候的张衡就有这样的见识了啊，原来西晋人就有这么精到的见解啊……可叹在郭炜来自的那个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大量文人还是言必称希罗呢，希罗的那种水晶球和圆环套圆环宇宙，哪一点比得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概念了？可怜郭炜这种历史爱好者都不是很清楚。
更为难得的是他们一点都不教条啊，后世栽到他们头上的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圣人之言不可废”，其实拿去送给奉亚里斯多德教条和托勒密上千年的西方会更加合适的吧？
当然，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因为观测手段一直没有提高，到了明朝中后期就赶不上拥有了天文望远镜的欧洲了，起码观测精度是比不上欧洲的，所以具体到定历法的时候已经需要从传教士那里学习。
不过要是在中国的话，什么地心说、日心说可不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宗教信条，从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的兴替来看，中国的天文学家们最注重的还是理论是否符合实际需求。
盖天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宇宙结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是圆形的，像一把张开的大伞覆盖在地上，地是方形的，像一个棋盘，日月星辰则像爬虫一样过往天空，因此这一学说又被称为“天圆地方说”，著名的“不周山”就是盖天说里面撑天的柱子。
浑天说是在盖天说后面发展起来的一种宇宙学说。由于古人只能在肉眼观察的基础上加以丰富的想像，来构想天体的构造，浑天说最初认为地球不是孤零零地悬在空中的，而是浮在水上；后来又有发展，认为地球浮在“气”当中，因此有可能回旋浮动，这就是“地有四游”的朴素地动说的先河。浑天说认为全天恒星都布于一个“天球”上﹐而日月五星则附丽于“天球”上的黄道等几条轨道运行。
宣夜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卓见的宇宙无限论思想。它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则已明确提出。不论是中国古代的盖天说、浑天说，还是西方古代的地心说，乃至哥白尼的日心说，无不把天看作是一个坚硬的球壳，星星都是固定在这个球壳上的。而宣夜说则否定了这些看法，它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中充满着“气”，所有的天体都是在“气”当中漂浮运动。星辰日月的运动规律是由它们各自的特性所决定的，决没有坚硬的天球或是什么本轮、均轮来束缚它们。宣夜说打破了固体天球的观念，这在古代众多的宇宙学说中是非常难得的。宣夜说主张“日月众星，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其行其上，皆须气焉”，创造了天体漂浮于气体中的理论，并且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认为连天体自身、包括遥远的恒星和银河都是由气体组成。
著名的成语“杞人忧天”，其实反映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几种宇宙论之间的论争在民间产生的反响，在这个故事里面可没有西方那种宗教狂的存在。
其实最早的盖天说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的圣人之言吧，等到观测数据积累得足够多，精度足够高以后，盖天说的谬误就充分显现出来，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很快就抛弃了盖天说，转而采纳了更能准确说明天文数据的浑天说。
如果从郭炜的角度来看，宣夜说才是最符合“现代宇宙观”的一种古代天文学说，不过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宣夜说始终停留在宇宙结构体系的观念程度，没有能够提出自己独立的对于天体坐标及其运动的量度方法，它的数据都是借自浑天说。显然，多余的假设是不必要的，既然浑天说已经能够完美地解释宇宙了，人们有怎么会多此一举？
只要观测手段上去了，对行星视运动和太阳视运动的观测精度达到一定水平了，有第谷布拉赫那种程度的观测数据，再加上郭炜在理念方面的一些提点，王处讷他们是不是可以复活宣夜说，从而一举超越和地心说同样僵化的日心说，达到类似现代宇宙论的程度呢？
从第谷布拉赫到开普勒，需要的只是观念的转变而已，比起在西方需要克服地心说迈进到日心说的强大阻力，中国从浑天说发展到数据完善的宣夜说完全不必担心宗教狂。当然，古希腊以来的西方重几何，而中国重算术，不过从算术发展到解析几何总是可以的吧？像西方那样用圆环套圆环来拟合行星轨道数据，就真的比中国用算术来拟合更高明？
郭炜对此是相当的期待。





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七章 圆锥曲线和方程
第七章 圆锥曲线和方程
自从意外地来到这个时代开始，郭炜就一直很想接触了解当代各个领域的高端人物，以便为自己的知识嫁接寻找一个合适的渠道。随着郭炜地位的稳固和抬升，在政治军事和工程应用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就连商业和农业方面都有了自己的代理人了，可是在郭炜极为看重的数学工具方面，却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在这个时代，除了极个别天才的爱好者以外，高水平的数学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司天监和国子监的算学部里面了，户部和三司那些丈量田亩、统计丁口和收取税赋的工作都只是算学的一些低端应用，里面没有什么高等级的数学人才。
但是郭炜一开始需要数学人才去解决的却是弹道问题，这种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开端的话，是很难激起司天历算和国子博士的兴趣的，光靠郭炜搞行政命令根本就是动力不足，所以第一批火炮的射表根本就没有用到什么高级数学工具，纯粹就是靠着工匠们的经验和生硬的试验数据来堆砌。
本来郭炜还一直是在做着循序渐进的打算，之前让司天监配合着军器监根据单摆原理去搞计时工具，然后又自己用内帑做出来两套观天镜给司天监使用，就是想逐步地介入到司天监的历算工作中去，最终让自己的数学知识与这个时代接轨，从而引发真正的数学进步。
单纯地依靠肉眼来观察星空，再加上传统习惯的思维定势影响，基于浑天说宇宙论的缀满恒星的固定天球配合上黄道（太阳的视运动轨迹）、白道（月亮的视运动轨迹）、天赤道（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也就差不多已经足够说明整个星空的运行了，郭炜想在这个体系里面插入自己的观点，很难；想要引入更多的数学工具，似乎也没有必要。
有了观天镜以后，对群星的观测精度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同了，宣夜说由此而出现了复活的机会，圆锥曲线、三角函数也有了用武之地。
只要郭炜给司天监提供不同放大倍数的观天镜，按照现在能够实现的水平来看，完全可以做到从一倍到十倍的系列，以后还能做到更大的倍数。由于宇宙确实不是浑天说所表示的那个样子，太阳、月亮、五星和其他恒星确实不是在同一个天球上面，它们和大地之间的距离绝不等同，所以在不同放大倍数下的星空一定会有所不同，这样的话，只要郭炜进行一些提示和指导，在事实面前，司天监完全可能弄出来基于宣夜说体系下的群星轨道。
对于辽远的恒星与大地之间的距离，因为大多数恒星距离地球实在太远了，因为对恒星本质的认识水平不足，从而对绝对星等、相对星等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即使应用了一些三角几何，即使有不同倍率的观天镜作为对比工具，机械工程行业出身的郭炜也很难指导司天监做出十分准确的计算。郭炜能够做到的就是，让司天监的官员们认识到，不同的星星和大地的距离是不同的，最起码银河是由千亿颗星星组成，而这些星星与大地之间的距离还是清晰可辨的，这种定性的认识就足以让司天监的官员摒弃浑天说的天球而接受宣夜说的无限虚空中漂浮着众多发光体。
但是太阳、月亮和五星则不同，在郭炜的知识结构中，这些都是距离地球极近的太阳系天体，郭炜相信在观天镜的辅助下，司天监或许可以测算出它们与地球的准确距离和各自的视运动轨迹。如果说距离地球极远的众多恒星因为视差不明显而可以被浑天说当成了缀在天球上的光点，那么太阳、月亮和五星的视运动早就是这个天球中的例外了。
例外太多的理论是不完美的，纷纷在天球上独走的太阳、月亮和五星昭显了浑天说的这种不完美，太阳和月亮圆周视运动的不均匀突出了这种不完美，五星视运动的顺逆无常更加说明了这种不完美。只是古代的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对于天堂的执念，没有想当然地去定义“最完美的圆周运动”和天堂的水晶球，也就没有必要用繁复的本轮、均轮系统来表示这些天体的复杂视运动，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古代的中国天文学家直接承认了这种例外，并且依靠插值运算方法来计算这些天体的视运动。
不过只要郭炜把太阳系和椭圆轨道这两个概念传导给司天监，所谓的例外也就消解了——太阳、月亮的视运动之所以不均匀，那是因为地球绕太阳公转和月亮绕地球公转都是椭圆轨道，地球和月亮在近日点、近地点和远日点、远地点的线速度是不同的；五星的视运动之所以顺逆无常，那是因为它们和地球是以不同的公转周期环绕太阳运动，这样以地球为参照点的时候才会显得一会儿顺行一会儿逆行。当宣夜说具备了自己的天体运行规律假说，可以准确预言各种天体的视运动的时候，没有宗教信条束缚的司天监搞出来一套完整的宣夜说宇宙体系并非难事。
如果司天监接纳了椭圆轨道的概念，再接受了一些几何证明和解析几何方法，再有长年积累的天文数据，甚至都可以把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给整出来吧？而且一旦司天监精研起椭圆轨道来，其他的圆锥曲线也会有所涉猎的吧？只要他们在闲暇之余研究研究抛物线，炮兵们就可以从中受益了。
只是这样的发展郭炜原先是打算循序渐进慢慢来的，不过现在好了，借着司天少监王处讷汇报岁星犯月天象的契机，郭炜就可以提早进行这个步骤了。
近代科学的发展和工业革命，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的合流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哲学家不再歧视劳动、工匠们有能力学习理论，这两种情况一起出现，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工业革命的发生就是不可阻挡的了。
但是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又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面的。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手工业中的技术应用越来越多，那些格物致知追寻人间至道或者终极原理的哲人中有一部分才会去关注生产劳动，而这些哲人也就不会再是有钱有闲阶级的专利；也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才能大幅度提高，识文断字不再被富贵阶层垄断，工匠们才有机会去了解相关的理论。
在郭炜曾经的那个时空，这样的临界点大概在宋朝和明末都有过，可惜都被野蛮扼杀了，如今郭炜治下的大周离着这种境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不过想想也就是和平两三百年即可的事，如果郭炜再定向促进一下，这样的临界点可未必不能提早出现。
郭炜想做的就是：主动引导司天监官员这样的专业天文和数学人才，让他们把理论注意力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尤其是要把他们的数学工具通俗化；在军器监的工匠中教授数学和文化知识，让他们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外还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既然还达不到全社会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合流的水平，那么就先用行政手段在司天监和军器监实现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显德八年的整个年底，郭炜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司天监和军器监，这才发现有些事情并不是想想就能成的。
这个时代的数学语言和郭炜学过的那些数学语言相差可是太大了……郭炜发现自己首先要做的不是引导或者教会司天监官员们使用一些数学工具，而是必须先学会怎么用筹算算式和天元术、四元术把自己所知的数学知识给表达出来，一如初到贵境的时候学会工尺谱并且完成从五线谱和简谱到工尺谱的接轨。
好在郭炜是工科生，是数学用得相当不错的工科生，是做了资本家之后还没有丢掉本行的工科生。也好在经过继位之初的争衡和郭炜亲征收取幽蓟以后，群臣对郭炜已经开始敬畏起来，即使郭炜一时放手了大部分的朝政，他们也还是不怎么敢弄权。
军器监那边暂时就教不了什么了，民间的工匠或许有很多不识字的，军器监的工匠可都能够识字，至于经史子集就没必要教他们了，而在郭炜找到合适的简化的数学语言之前，教工匠们数学的事情也难以进行，毕竟郭炜可没空去做一个数学老师，虽然对工程师、技术员的应用数学郭炜比这个时代的其他数学家更通。
不过王处讷提到的“军器监新制的漏刻”郭炜却是看过了，利用了单摆原理、优质弹簧钢储能和擒纵器，这种所谓的新漏刻已经够资格被称作时钟，可惜体积还是颇为庞大，距离随军应用的水平还差了很远。遗憾的是郭炜也无法继续指点他们了，虽然穿越前的郭炜在童年时候拆过许多钟表，但是除了单摆、发条和钢齿轮以外他也看不懂更多的。
年底的这段时间，郭炜主要还是不断把司天监的技术官员召到广政殿来，一面学习筹算算式和天元术、四元术的表达方法，一面把自己的数学知识逐步用“天竺手算”等名义透出去。代数方程？西文字母用梵文或者特定汉字代替也是一样的嘛……




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八章 显德九年
第八章 显德九年
显德九年正旦，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
这已经是郭炜继位以后的第三个元旦了，他在这三年里面一直都没有改元，却不是因为懒。
改元，也就是改换纪年的年号，每一个年号开始的那一年称为元年。中国的皇帝使用年号开始于汉武帝，后来形成了一种传统，有的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有的皇帝在位却多次改元，不过新皇帝登基的时候通常都会改元，到了明朝以后就是登基改元、一帝一号了。
然而在这个时代却有一些例外，很多新皇帝登基之后暂时并不改元，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不过很有唐末五代的时代特色。
在这些特色当中，在梁、晋争霸阶段，晋王及其同盟治下坚持使用唐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天佑年号，那是为了彰显正朔，表明其不忘大唐，突出其复兴大唐的旗号；有刘知远这种新王朝为了显示对前朝的继承性而沿用前朝更老的年号，他就是在建立后汉之后使用后晋高祖石敬瑭和后晋少帝石重贵早期的天福年号，而没有用石重贵后期的开运年号，一方面表示和石重贵后期的乱政划清界限，一方面表示自己延续了后晋的法统，直到临终的时候刘知远才改元乾祐；有继位的皇帝因为根基不牢而暂时沿用先帝的年号，譬如石重贵一开始沿用天福年号，譬如刘承祐一直使用刘知远的乾祐年号，譬如郭荣一直使用郭威改元的显德年号。
郭炜在刚刚继位的时候，也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这才继续沿用了显德年号。不过他至今还不改元却并非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大臣提议改元了，郭炜亲征收复幽蓟的成绩已经让一些大臣觉得他有了改元的资格。
但是郭炜并不这么认为，只是收复幽蓟区区一地而已，距离一统天下还早着呢，算不得什么丰功伟绩，不值当用改元来欢庆和纪念，郭荣当初取了秦凤和淮南之后也没有改元嘛。
更重要的是，郭炜还想为后世的学生们减轻一点学习负担。
随着近三年来亲政的进展，郭炜对自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他相信只要没有重大的意外，自己主导的这个统一进程将会在后世的历史书中有那么一笔，会是学生们历史学习的一个重点，那么在这个统一进程中频繁地改元会给学生们增添多少烦恼啊……
“周朝的显德、xx、○○……年间是自汉唐以来的又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周世宗和周○宗前期的国家统一进程……”，后世历史学家说出这些话来，会多折腾掉学生的多少脑细胞啊……
像“周朝的显德年间是中国自汉唐以来的又一次大统一进程……”，后世的历史学家要这么说话，那多带感、多精简！
所以郭炜已经在心里面做出了决定，不统一就不改元，“显德”这个年号要一直用下去，一直用到中国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关于这个意思，郭炜在批复几个大臣关于改元的奏疏中已经进行了一些暗示。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句话大家每逢新年元旦都在说，然而新年新气象也就是说说的，对于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候来说，新年只不过就是旧的桃符换上一个新的而已，要做的事情还是那些，一年一个循环罢了。
鞍辔库使梁义、殿直孙全璋分别出使南唐和吴越以后回京复命，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等人加阶爵，这些都已经是属于常态化的政务了，两府就可以处理得妥妥当的，郭炜只需要点点头圈阅一下。
扬州、泗州等地遭遇连旱饥馑，冬麦有可能绝收，郭炜只得命淮南道官员发州县的官仓赈灾，结果官仓的储备不足，地方官只好请求朝廷准许民间以秋粮作为抵押贷出贮备在淮南的军储以度过荒年，这个却是需要郭炜亲自来拍板的。
显德八年十一月二十三的岁星犯月天象难道就是应在了淮南的饥荒上面？司天监的官员将信将疑，朝廷和地方的有些官员是信了，郭炜却是不相信的。
这时候的淮南还不是后世黄河改道冲毁了淮河水系以后的淮南，这时候的淮水还很清，水害还很少，唐朝中后期的扬一益二那是有口皆碑的。从唐朝中叶开始，淮南就一直是京师的漕粮重地，可是这里从南唐的保大十年（西元952年）起就经常发生连年大旱，这与其说是天灾，毋宁说是人祸。
确实，显德八年的后半年淮南一直都是少雨天气，这的确是天灾，但是这里的径流量十分丰富，只要有一定规模的水利灌溉，那就完全可能克复这种程度的天灾，唐朝中后期淮南成为漕粮重地和当地的水利建设是分不开的。即使是在郭炜穿越前的那个世界里，黄河在历史上的几次改道彻底破坏了淮河水系，让凤阳从大明的中都变成了乞丐流民的输出地，可是一旦政府决心治理淮河并且搞起了苏北灌溉总渠以后，淮南的农业生产水平也是不错的。
可惜在唐末的军阀争战中，有几家吃人军阀先后肆虐于淮南，让淮南一度处于人口凋敝土地抛荒的境地。后来建立了吴国的杨行密一统淮南才让这个吃人的阶段得以终止，后面的几任统治者都在淮南遂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了吴国和南唐烈祖李昪的几代经营以后，淮南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得以恢复。但是随着南唐中主李景对闽、楚的穷兵黩武，和淮南当地的官吏利用职权侵夺民田上下交加，让当地的农业生产又渐趋破败，而周军和南唐军在淮南将近三年的拉锯战更使得当地残存的水利设施被彻底毁弃。
破坏远比建设要来得容易，经过了连续好几年的荒废，淮南原先的水利系统已经完全不堪用了，战后的这两三年时间却哪里恢复得起来？水利设施不管用，天旱就会直接导致地旱，在一个没有工业化的农业社会，连旱之后又必有蝗灾，水旱蝗汤——哦，没有汤——交迫之下，农田歉收甚至绝收也就成为必然。
好在郭炜自继位以后就孜孜于进取江南，为此已经连年在淮南进行储备，光是军粮就积储了百余万斛，此时拿出来应急赈灾当然是毫无问题的。
可惜，用完了军粮积储，打江南的计划又不得不推迟了……民间暂时借军储度荒，等到秋收以后再还贷以回填军储？天知道旱蝗连连之后的秋粮还能不能够获得丰收啊，就算是获得了丰收也未必就能够一次性还清的。不过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推迟攻伐江南的计划，总比赈灾不及时搞得流民遍地甚至引起南唐的反攻倒算要好。
不过，天天忙着和司天监官员交流数学知识的郭炜不愧是穿越者，淮南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当地的连旱饥馑、地方官员请求朝廷准许民间抵押贷粮、赈灾……这一系列的事件汇集到一起，却让郭炜临机一动搞起了新意思。
郭炜提出的以工代赈的想法狠狠地震惊了几个宰相，让他们思路大开——年久失修的水利设施总归是要修的，冬春之际也正是大兴水利的时候，但是在灾年里面征发徭役可不容易，不过这个时候反正是要赈灾的，让灾民以工代赈尽快整备水利设施，还真是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