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五代当皇帝

但是郭炜本人不满足于此啊，他要精益求精，所以为了防止物议，他即使完全不信祈雨的那一套，结果还是连自己都出动了。既然已经形式主义了，那么做戏就做全套，减膳撤乐这种事自然也是可以拿来表演的。
郭炜只是没有想到，减膳撤乐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却着实为难了一下自己。像祈雨这种事情，虽然其中的繁文缛节挺让人别扭的，不过当成出宫休闲也还算不赖，但是减膳弄到吃斋，还是非常缺乏调味品的斋饭，郭炜又没有别人的那种诚心，于是减膳对这个吃货竟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考验。偏偏这样自找的事还不能对其他人诉苦，体验到做好皇帝这种追求对自己造成束缚的郭炜，也只能默默地郁闷去。
六月十六，在郭炜做出了种种努力之后，最后甚至又一次给京畿与河北州县死罪以下囚犯减刑，老天爷终于不负众望，东京下了一场瓢泼大雨。
不过郭炜还不能放心地开斋，既然已经苛待自己了，何不干脆做得彻底一些，虎头蛇尾可没有任何好处，要正式开斋，怎么也得等到各地的旱情基本告终才行。
拖到了六月份才下雨，而且其他州县还不知道有没有下雨，晚粟是肯定已经来不及补种的，秋作高粱都不一定来得及，只能寄希望于及时补种荞麦来度荒了。再过一两个月就是冬小麦的播种期接踵而至，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一步踏错可能就会导致连荒，还真不是松口气的时候。
于是七月里的中元节，诸州都被严禁张灯；于是又一批朝官被派往河北各州县检视旱苗。
于是又有一件事来给郭炜添堵——兖、济、德、磁、洺五州报蝗灾。
郭炜对蝗灾的防控没有什么经验，农药灭杀是根本想都不用想的，生态防治则要找准蝗灾的脉门，但是郭炜对此谈不上有多少知识，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蝗灾经常和旱情有关。周围的人也确实都是说“旱极而蝗”，不过他们却都说不清楚其中的原理，倒是郭炜记得好像是因为干旱的环境有利于蝗虫产卵繁殖和生长发育。
可是看看地图，兖州就在泗水的上游，济州（今山东省巨野县）更是在大野泽（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梁山泊）边上，德州就在永济渠的旁边，磁州和洺州则是在漳水上游，这些地方都已经成了有利于蝗虫生长的干旱环境？想改变适合蝗灾爆发的环境，还不是要寄希望于下雨……兴修水利是救不了急的。
旱情居然到了这个地步，想必那些地方的收成已经很成问题了，结果蝗虫还要来雪上加霜，得，郭炜的斋期就这么顺延到秋收吧。等到秋收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知道全年旱情和蝗灾的危害程度，来年的冬小麦有没有希望心中也会有点数了，赈济和抗灾的各项措施如果得力的话，郭炜也就能够安下心来吃肉。
至于目前这个时候么……在接到五州蝗灾报告的那一刻，郭炜就差脱口问出“蝗虫可不可以吃”和“蝗虫好不好吃”来了。





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二十六章 武成王庙
第二十六章 武成王庙
旱灾和蝗灾连绵而至，几乎就不给人以丝毫的喘息时间，这就导致郭炜的这一次斋期出奇的长。从显德九年的五月中一直到八月底，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面，郭炜都只好继续坚持着自讨苦吃的减膳撤乐，为了在史书上面都能够做一个好皇帝，他自觉此番的付出着实不小。
随着六月十六在东京降下的那一场雨，河北、陕西和京东诸州也是雨水渐多，持续了大半年的旱情终于宣告结束，各地因连旱而发生的蝗灾也逐渐受控缓解。
好不容易捱到了八月份，原受灾区都纷纷地开始进行秋播。好在地方上的赈济都还算及时，那些被灾情窘迫得吃光了自家粮种的农户也都从官府领到了贷下来的种子，大多数适宜耕作的田地里都及时地种上了冬小麦，若是再无意外的话，来年的粮食税赋应该是不用愁了。
当然，显德九年的夏收已经是惨不忍睹的了——灾区普遍是严重歉收，少数重灾区更是大面积绝收。秋收的情况要稍好一些，多数灾区在雨水降临之后补种的荞麦除了保证留种之外，都可以支应糊口勉强度日。不过对于大部分灾区而言，全年的口粮肯定是不够的，也幸好广顺、显德年间这些地方基本上是和平的，往年调运仓储去供应前线也不曾竭泽而渔，官仓的存粮还是不少的，只要发官仓赈济当地饥民，这些地方要捱过明年夏收完全没有问题。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炜才好恢复自己的正常饮食。不过当初减膳撤乐的时候弄了一套程序，现在要恢复了却也不好无声无息的，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宣布一声“朕又开始吃肉了”终究是不对味，郭炜总想着得要寻一个合适的由头。
由头还是很好找的。自从郭威亲征慕容彦超的时候亲拜孔子像之后，在历年的孔子诞辰日，皇帝都要亲赐国子监酒果，在这个时候开斋那是最好不过了。
只是郭炜却没有想到，就是想借用一下这个时日来为自己开斋，都会给自己惹上了其他的麻烦。
郭炜一直以来都坚持文武并重的原则，当年做皇子的时候亲督武学，并且主管军器监，对武学和专门的工艺学校都相当重视。在郭炜继位以后，他更是几乎把武学抬高到了和太学、国子监差不多的地位，甚至太医局和国子监合办的医科学校的地位都被抬得很高，就连祠部、太乐署、太仆寺、司天监、少府监开办的那些专门学校也获得了相当的重视。
现在给国子监赐酒果，其他学校显然也是有份的，本来这是皆大欢喜的一桩事情，不料左谏议大夫、判国子监事崔颂却趁此机会上奏，说太学和武学的新址都很不错，生员在那里可以茁壮成长，可是以前被当作校址的文宣王庙和武成王庙就残破不堪需要重修了。
在文教这方面，郭炜以前一直注重的是人才的培养，对于校舍和教具那是从不吝啬的，但是对这两座庙宇却还真是没有太用心，这时候倒是被崔颂给逮着机会了。
和以前的国子监祭酒兼判武学事尹拙不同，尹拙的性情纯谨，又是几朝宦海生涯过来的，对于上面交代的事情会踏踏实实地去完成，却很少为自己的任内事主动争取什么，既然皇帝不是太关注这两座庙宇，而且它们也还可以继续将就着用，尹拙就一直没有提过这一类的话茬。
崔颂就很不一样了，他是宦门子弟，父亲崔协做到了后唐的门下侍郎、平章事，自己以荫补入官，在国初被郭荣选为僚佐出镇澶州。作为郭荣的潜邸中人，从镇宁军观察判官一直到开封府判官，都是跟随着郭荣移官，然后沉沉浮浮地做到如今的左谏议大夫、判国子监事，崔颂虽然有过断狱失误的时日，但是在本职工作上还是扎扎实实的，而且敢于进谏，敢于对郭炜提要求。
崔颂的这个要求，郭炜还真是没有办法漠视，就像前面针对旱灾做的那些祈雨和减膳撤乐等形式主义一样，这一类的形式主义确实是不能不办的，人类总是有些精神追求的，所以内容永远不可能完全代替形式。
文宣王庙和武成王庙分别代表了文臣与武臣的最高荣誉，是这个时代里面读书人和武人的精神寄托处，尤其是其中用什么人配享，更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文宣王庙还好办，一则主祀和配享的人没有太多的争议，再则乱世里面文人已经蛰伏惯了，即使郭威以亲自祭拜孔子像的方式向世人宣布周朝重振文教的宗旨，那些读书人暂时还没有来得及翘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郭炜只要下诏把文宣王庙重新翻修一下也就是了，除了拨钱之外，其中并没有更多的讲究。至于这个钱么……郭炜让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张崇训打了一下小算盘，结论是还真不缺，就算是显德九年遭遇了连续的旱灾和蝗灾，就算还要为今后储备军费，这点钱还是能够出的，大周连续三任皇帝的励精图治毕竟不是白来。
然则在武成王庙这里就出现争议了，当然并不是因为缺钱，以这个时代武人的地位而言，既然现在不缺重修文宣王庙的钱，那么就断然不会缺了重修武成王庙的。
问题是出在配享的七十二贤上面。
与文宣王庙多用远古先贤配享不同，武成王庙的每一次翻修几乎都会有名额的变动，只因为在历代的战争中总是会涌现出一批谋臣良将，拿这些新出现的谋臣良将与原先配享的谋臣良将去对比，总是比文宣王庙七十二贤的对比替换要来得容易，后人在斟酌对比之下，也就总是会出现几个名额的替换。
这一回，挑起争议的是左拾遗、知制诰高锡，他针对的配享者则是王僧辩，理由是王僧辩“以不令终，恐非全德”。
对于这种事情，郭炜当然不会傻乎乎地去包办，而且这种事情也完全没有必要乾纲独断，既然是崔颂提出的重修庙宇，那么就让他总领其事，检讨唐末以來谋臣名将勋绩尤著者的任务也交给他了。
当然，郭炜想像得到这件事的争议会不小，让崔颂一个人去办显然是不行的，且不说他的声望不够，就是一个人的思虑也可能有所不周，他顶多就是因为判国子监事的任职去牵头而已。
郭炜用资历德望和学识做标准在群臣当中检索了一遍，找出来熟悉历代典章制度的吏部尚书张昭和工部尚书窦仪，再加上挑起争议的高锡，让他们三人配合着崔颂对武成王庙的七十二贤重新进行铨定，总要功业终始无瑕者才能有资格配享。
不成想郭炜这样自觉非常妥当的处断方式，也会有人上言。
“臣闻天地以来，覆载之内，圣贤交骛，古今同流，校其颠末，鲜克具美。周公，圣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辅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勋，蟠天极地。外则淮夷构难，内则管、蔡流言。疐尾跋胡，垂至颠顿；偃禾仆木，仅得辨明。此可谓之尽美哉？臣以为非也。孔子，圣人也，删《诗》、《书》，定《礼》、《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卒以栖迟去鲁，奔走厄陈，虽试用于定、哀，曾不容于季、孟。又尝履盗跖之虎尾，闻南子之珮声，远辱慎名，未见其可。此又可谓其尽善者哉？臣以为非也。自余区区后贤，琐琐立事，比于二圣，曾何足云？而欲责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窃以为难其人矣。”
嗯，真是开宗明义，一看就是为王僧辩的配享资格辩护来着，还连着用周公、孔子两位圣人的微瑕说明问题，确实是敢想敢说啊。
后面就是论述唐朝祭祀太公的宗旨，以及逐渐增加武成王庙配享人员的来由，接着则是洋洋洒洒的排比，历数乐毅、廉颇、韩信、彭越、白起、伍员、李左车、孙膑、司马穰苴、吴起、周勃、陈平、周亚夫、邓艾、李广、窦婴、邓禹、马援、诸葛关张之辈的缺憾，由此严肃地指出求全责备的不当。
“况伏陛下方厉军威，将遏乱略，讲求兵法，缔构武祠，盖所以劝激戎臣，资假阴助。忽使长廊虚邈，仅有可图之形；中殿前空，不见配食之坐。似非允当，臣窃惑焉。深惟事贵得中，用资体要，若今之可以议古，恐来者亦能非今。愿纳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议其长。”
不光是全篇写得花团锦簇的，结尾更是切中肯綮，人才啊……
其实配享的七十二贤中间到底应该剔除哪个、换进去谁，郭炜是真心不在乎，只要大臣们计议妥当就可以了，不过通过这事却捞到了一个极言肯谏的人才，还真是意外之喜。
梁周翰，天成四年生，字元褒，郑州管城人。父彦温，延州马步军都校。周翰于广顺二年举进士，授虞城主簿，辞疾不赴。宰相范质、王溥以其闻人，不当佐外邑，改开封府户曹参军，今为秘书郎、直史馆。
另外，据调查梁周翰和高锡、范质养子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在京洛士子当中有“高、梁、范”之称。三十多岁，年富力强，而且可以与友人因为意见歧异公开论争，这人真是不错，在史馆是不是屈才了？




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二十七章 平静的北疆
第二十七章 平静的北疆
显德九年注定了是不平静的一年，虽然从上年末今年初开始的一场旱情，让这片土地上最强大也最有正朔味道的大周暂时蛰伏起来，也让大周的北方强敌契丹同样陷于困顿，但是旱情本身就是一种折腾，更何况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又在这一年里面接二连三地出事。
不过这一年大周北疆的范阳军和卢龙军，除了同样遭遇了长时间的旱灾之外，在总体上还是平静的，就连土工作业也基本上在年初就已经完成了，进入秋季以后，像东京那样重修文武两庙的工程都不再有。
契丹虽然征服了以农耕立国的渤海，抢占了以农耕为主的幽云十六州，但是它的政权核心依然在草原，在草原游牧部族，它的经济支柱仍然是游牧，渤海故地也就是现在契丹的东京道和以前的南京道只是给契丹提供农耕产品补充和奢侈品消费，既不是契丹的政权基础，也还不是契丹的经济基础。
既然契丹还是以游牧为基础的，那么“夏饱、秋肥、冬瘦、春死”就依然是它的运转规律，因此应历十二年的春夏连旱无疑是严重地打击了契丹核心部族的畜牧生产，不仅是在春天里庾毙的牲畜比往年大为增加，就是夏天生长的牧草也同样难以喂肥那些存活下来的牲畜。
在这样的情况下，契丹显然是具备南下劫掠的动机的，然而可以供其南下劫掠的马力却又明显不足，除非南边的大周混乱无备，否则契丹要南下劫掠肯定是有心无力的。
很显然，在上一年才攻略了契丹南京道的大周内部既不混乱，边备也是十分充分的，契丹的北院大王耶律屋质已经用应历十一年秋天的头破血流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去年的反扑失利可以归因于当年夏天契丹主力在高粱河新败，军势一时难以复振，秋天的反扑过于仓促了，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现在经过了一年时间的休整，军力士气应该是有所恢复的，这时候南下比起去年似乎会多了一些有利条件。
但是应历十二年的春夏连旱肯定是破坏了原先预期中的休整，草原上那些羸弱的羊群、马群都在告诉耶律屋质等决策人，如果现在发起南下劫掠，这要是侥幸胜了倒是一切都好说，可要是一旦冒险不逞，随着冬季的来临，羸弱的畜群恐怕就会大规模地倒毙了。那种灾难性的前景，无论是耶律屋质还是北院枢密使萧护思，或者北府宰相萧海璃，乃止契丹皇帝耶律述律，他们是谁都难以承担这种重责的，更何况比起打仗来耶律述律更热衷于饮酒睡觉。
孤注一掷的南下既然是完全不可取的，契丹南边的各部族自然也就知趣地缩起来休养他们的畜群，于是显德九年的燕山一线一如契丹统治南京道时期那么的安静——不，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更安静一些，因为两国之间并未实现真正的和平，所以双方在边境也就没有建立榷场，燕山南北的商旅已经是经年不通了，没有了商旅往还，各个关隘前面的道路都长满了草，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旱年里面。
契丹军不来骚扰，守备燕山长城沿线的周军当然也不会多此一举地去进袭草原——秋天向来是有利于草原游牧部落南侵的，中原军队北略则通常选择在不误农时的春末夏初。
至于防秋工作，因为上一年才刚刚取得了幽州，军力和军资储备都不足以支持周军前出到草原去烧荒，现在又碰上这么一场大旱，范阳军和卢龙军治下都忙着应付灾情去了，燕山几个据点中的守军也就只能维持着全面的守势。
好在北平府的几条运河在年初都已经疏浚完工，主要承接海运转运的军粮城也已经基本上落成了，各种码头、仓库一应俱全，驻军的营地和防御设施也基本完备，从吴越、南唐和淮南走海路运到沙门岛的漕粮，已经可以通过军粮城的转运源源不断地供应幽州、蓟州等地。有了吴越江淮的贡粮支持，即使这一年的河北州县无力外运粮食，范阳军和卢龙军的军粮也是不愁的。
再说知北平府事吕胤这一年里面一直都在辖境内劝课农桑，虽然经历了大半年旱情的困扰，上半年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泡汤，冬小麦的播种却总算是没有被耽误。只要今后再无意外，到了来年的夏收时节，当地的粮食除了自给自足以外应该还会有余。
而且在幽州北郊温榆河畔的皇庄里面，规划的灌溉渠道都已经完工，土地整理也已经初见成效，只要再有一个冬天的努力，来年这里就可以开始种植水稻了。虽然刚刚复垦的稻田产量或许不会有什么惊喜，不过郭炜本来也就没有打算从中盈利，皇庄的水稻田只要在保证庄户的生活以后还可以补充一下驻军的后勤，郭炜就很满意了，毕竟相对于之前的荒原来说，这一块的稻米产量是净增加的。
范阳军和卢龙军这两大军镇在显德九年就在这样外松内紧的气氛中默默地积蓄着力量，在这两个军镇的遮护下，灾情较重的河北州县终于卸去了沉重的军事负荷，只需要一心一意地克服灾难重整生产，除了西面太行山麓的易、定、镇、邢诸州还要备御北汉，整个河北都可以转入和平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瀛州团练使、护关南军张藏英卒于治所，也就不算是一件如何可怕的事情了。
若是换作攻取幽州以前的形势，瀛州就处在大周北疆的前沿，紧邻着最前线的雄州、霸州和莫州，不光是要和右邻的沧州一起担负起前线的转运重任，还是北方的第二道防线，张藏英的护关南军之职也就是由此而来。要是在这种时候碰上老将卒于瀛州治所，那北疆各州可就有得紧张的了。
到了现在么，北疆防线已经大踏步地北推到了燕山一线，如今不光是瀛州，就连雄州和霸州都可以算是内地了。而且范阳军和卢龙军的转运也大部分转移到了沧州、军粮城和沙门岛，瀛州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大幅下降，如果不是郭炜看在张藏英年近七旬不便移镇的份上还让他在瀛州继续待着，瀛州早就可以从团练州降到刺史州了。
所以如今张藏英之卒，影响只及于一家一州，瀛州的其他将佐官吏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置这个突发事态，并派出传骑急报京师。至于张家，张藏英携家自契丹平州泛海南归，就被安置在东京城，张藏英的独子张裔荫补为供奉官留任东京，随同张藏英出镇瀛州的只有寥寥几个家人，这时候自然是护着家主的灵柩沿水路南归。




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二十八章 武平军
第二十八章 武平军
显德九年的不平静，更多的是体现在南方。
时间来到了九月末，已经是霜降过去立冬将近的日子，这种时节要是放在北方，譬如在东京，那早就是万物凋零的景象，冬天都已经正式来到了，而在燕山一带就更是草枯水浅，山间鸟兽都已经躲藏起来，契丹南犯的风险也快要过去，戍卒们可以和乡间的农夫们一样好好地猫一个冬。
不过在南国的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却是有所不同。
过了长江以后，田野中仍然是一片青葱，只有那快要收割的稻穗和山野中的秋菊泛着金黄，山坡上的茶树也还是保持着浓绿。处在洞庭湖西侧沅水边上的朗州一如往年，晚稻长势并没有受到今年旱情的影响，农夫们正在精心地准备着收获一年辛勤的汗水。
朗州城在这个秋收时节里面人口骤减，不说那些在乡间有田的大户人家都纷纷把管家、家丁派下乡去督促收谷收租，就是坊间的一些帮佣都告假回乡帮着农忙去了，甚至有些军营都空了一大半——至于是给军屯收割去了还是为官佐家的农田忙碌去了，那就不得而知了。
只有武平军节度使的府衙超然于这股农忙的潮流，府衙外围已经加强了戒备，特别增加了护卫，府内也是人影幢幢的，节度使府的亲信将吏此刻基本上都汇聚于此，只因为郎州大都督、武平军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州军事兼侍中周行逢大限将至。
周行逢只是遭逢一场急病就告不起，这既不同于三月间病故的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也不同于同一个月卒于治所的瀛州团练使张藏英。
张藏英已经年近七旬，虽然一向身体健朗精力旺盛，却终究是到了寿限的老人，临终之前无病无灾的，完全可以说是寿终正寝，却又走得很突然。好在张藏英是大周治下的镇将，这样突然故去也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州县的日常行政。
留从效卒年五十七，这个年龄既不是太老，在这个时代却也算得上高龄了。他是因为旧伤复发身亡的，从他疽发于背到最后离世，足足在病榻上捱了有三个多月，却没有真正地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作为同时向南唐和大周称藩的半独立藩镇，清源军在留从效死后出了一点乱子，他的指定继承人留绍鎡迅速失位，好在谋乱之人完全掌握了清源军的军政大权，这场变乱最终被局限在了府衙之内，休说是一般的乡民了，就连泉州的普通百姓对此也是毫无觉察。
周行逢这时候却只有四十六岁，本来是正当盛年，身上也没有什么经久不愈的旧伤，不料就在这个秋天里一病不起，即使用了产自东京的神药也是不见好。据说这种神药最初从阎王殿那里救回了朝廷的枢密使王朴，后来还成功地急救了唐国的太子也就是如今的唐主李弘冀，可是到了周行逢这里就是不见有丝毫的药效。
和清源军的情况差不多，武平军也是半独立的藩镇，只不过周行逢是称藩于大周的，因此他也不可能像张藏英那样走得安心。像瀛州团练使张藏英这种情况，只要自己忠勤于王事，那么死后的家人自然就有天子来照应，所以张藏英临终时的挂念也就不是太多，落到周行逢头上可就不行了，他需要和留从效一样为家人安排好一切。
好在武平军的权力格局与清源军大大的不同。
在清源军，留从效固然执政了十余年的时间，而且泉州之外的漳州是他的长兄留从愿在当刺史，但是留从效的子侄十分羸弱，长兄在军中又是毫无根基，手下的大将则是和留从效共同起兵的陈洪进和张汉思，无论在资历、人望哪方面都不比留从效差多少，因此只要留从效一死，清源军真正的权力基础就将掌握于陈洪进、张汉思二人之手，留从效继承人的未来其实完全取决于这两个人的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