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下诏“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并着手制定元律。

    元朝的第一部新律叫《至元新格》，它是由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主持制定，于至元二十八年刻版颁行的。

    它不按唐律篇章结构，是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的。

    “条格”即敕，是重要的法律形式。

    到了元仁宗时，才将有关风纪的条格汇集成一部《风宪宏纲》。

    此后的元英宗虽然在位仅有三年，却制定了两部元朝重要的法典。

    一是《大元通制》，包括制诏、条格、断例等部分，是皇帝诏令和案例的汇编，有刑事、民事、行政、军事等方面法规，内容比较丰富，总结了元世祖以来60多年的法制事例。

    二是《元典章》，全称《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它是江西宣抚使编集的，但已“呈迄”中书省，并经中书省核准下达各地“照验施行”的，应当认为是元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是地方政府的一部法规汇编。

    这部法典完好地保存到现在，记载了当时元代社会生活、政治法律制度的许多珍贵史料。

    到元顺帝时，是编纂了元朝最后一部法典《至正条格》。

    像是前文所说，元代律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公开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宣布各民族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

    元朝统治者按民族标准把人民划分为四等，汉人在政治上处于最低地位，连生命也得不到法律保障。

    元律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

    蒙古人因争吵、酗酒打死汉人，最多罚其当兵和赔偿“烧埋银”，即丧葬费。

    但在相同情况下，汉人打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要立即处死，还要出50两“烧埋银”。

    此外，蒙古人犯罪还享有许多特权，例如，不得刺字、拷讯，除死刑外，概不监禁。

    蒙古人犯法，只能由管理蒙古人的专门机关——宗正府决断，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受理。

    相反，汉人犯罪必须由蒙古人决断。

    元律限制和剥夺汉族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严格禁止汉人、南人私藏武器，统治者经常下令没收他们的军器、马匹，不许他们练习武艺，结社集会，甚至连打猎和夜间点灯都一律禁止。

    元朝竭力保护蒙古贵族地主的利益，同时扶植汉族地主阶级，以扩大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基础。

    元律规定，农民除必须向地主阶级缴纳五成至八成的高额地租外，还要按亩交纳蚕丝或鸡鸭等实物。

    地主对佃户可以任意撤佃，禁止将佃户连同土地一起典卖、赠人，地主有权奴役佃户及其妻、子女，对他们实行私刑凌辱。

    元代的佃户实际上是农奴，封建依附关系得以加强，是历史的倒退。

    元律确认蓄奴的合法性，确认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残余。

    奴、婢或称“驱口”、“流民”，是最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其处境近似奴隶。

    他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遭受主人的鞭挞、凌辱，甚至被买卖。

    当时的陕西行省行政长官张养浩写了一首《哀流民操》的长诗，对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农民，作了描述。诗中写道: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温饱，妇女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

    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半粟，一儿钱数文。

    这些诗句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血泪，比较深刻地反映元朝的阶级矛盾，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因此，元朝确立了一整套由蒙古族地主贵族所垄断的司法体系。

    而中央司法机关除刑部和御史台外，还设立了管理蒙古族贵族事务、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法机关——宗正府。

    它负责审理京师附近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诉讼案件。

    另外，还专门设立宗教审判机关——宣政院。

    僧侣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尊贵的地位，僧侣的奸盗、诈伪、致伤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由地方长官审理后报宣政院，其他刑事案件由寺院主持僧审理，地方官吏不得过问。

    僧俗之间纠纷，则由地方长官约会寺院主持僧一起审理。

    这种司法制度确认了僧侣在司法审判上享有特权。

    元代的司法审判权除宗正府和宣政院掌握外，还设有中政院、道教所和枢密院分别掌管有关案件。

    中政院是执掌宫廷事务的机关，负责审理内廷官吏的案件。

    道教所是执掌道教事务的机关，负责审理与道教有关的案件。

    枢密院是执掌军事大权的机关，负责审理重大军事案件和校尉军官案件。

    可见，元代的司法管辖，不仅实行地区管辖，也根据民族、身份、宗教的不同，实行特别的专门的管辖。

    因此看来，元代的蒙古族贵族实行野蛮与落后的统治，根本谈不上法制秩序。

    虽然元律也规定了回避、上诉、量刑等制度，但实际上司法官员根本不去执行，形同虚设。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任意不任法的朝代。

    正如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在其名著《窦娥冤》中通过剧中人所说的:“官吏无心正法，百姓有口难言”，“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是元朝司法昏暗的真实写照。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元朝由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民事纠纷日益增多，民事诉讼较宋朝有新的发展。

    其一是出现了代理制度，主要是在田宅、婚姻、继承等案件中实行，这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其二是在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调解，有民间调解和司法机关调解。

    调解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诉讼双方一般不得再以同样事实和理由重新提起诉讼，这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而元朝之后，就是明朝了，比之元朝，明朝的律法更值得说上一说。

    因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历代开国君主都比较重视修定法律，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更是尤为突出。

    1364年，朱元璋打下武昌，此时，他虽尚未建立起明王朝，但已考虑到“正纲纪，立法度”了。

    经常在他的吴王府西楼上召见议律官，请他们坐下来，从容讨论律文。

    他认为“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也就是说，元末法纪废弛，吏治**，招致灭亡，因此，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不可不猛。

    他还认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条款不可繁琐，律意不可含糊。

    他为创制划一的法制，煞费心机，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威信。

    重典《大明律》的制定。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后，便




第二百三十六章 与时俱进的律法（二）
    要知道明朝已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经济和**制度的发展，是构成明律的主要特点。

    明朝法律对于人民反抗封建国家统治和**皇权的谋反罪、谋大逆罪，一律采取重罪加重的原则，不论首犯或从犯，都要凌迟处死。

    株连的范围更广，凡年满16岁以上的子孙及祖父、父、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

    对谋叛罪，只要是共谋，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没入功臣家为奴，财产入官，父母子孙兄弟皆流2000里。

    因为这样，所以在明朝经常是一案株连数十人，甚至满门被斩、灭族，较出名的比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等，都是牵连甚广，达几万人之多。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朱元璋吸取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削弱皇权的教训，在明律中设立了“奸党罪”专条。

    规定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凡内外官交结，大臣专擅选官，处斩；大臣的亲戚不是奉皇帝的特旨，不得授官。

    这是历代法律中所没有的，反映了**制度的极端发展。

    朱元璋不仅在法律上严禁臣下结党，而且在实践中对官吏朋党大肆诛杀。

    像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私通蒙古的罪名杀死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取消了自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将原来由丞相统辖的六部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

    而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文武官吏足有三万人之多，不可谓不吓人。

    同时，由于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参加过农民起义，对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欺压百姓，从而激起人民反抗，有深刻体会。

    所以他即帝位后，曾把府州官员召来朝面谕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并用重典整饬吏治。

    《明大诰》中80%以上的案件是惩治官吏，处刑比明律为重。

    朱元璋还颁布了以惩治公侯犯赃罪的《铁榜》，这在中国刑法史上是无先例的。

    据《醒贪简要录》记载，官吏贪赃银60两以上者，枭首，并处以剥皮刑；衙门一侧的土地庙被作为“皮场庙”。

    官府常用人皮内塞草，做成人形置于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继任的官吏。

    明律规定，官吏犯赃罪的处刑极严，计赃科断，一贯以下杖70，八十贯处绞刑，对监督法律执行的御史，要加重刑事责任，并且不得赦免。

    像是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与北平二司官吏通同舞弊，吞盗官粮。

    朱元璋下令法司拷讯，六部侍郎以下有数百人被处死，各直省官吏有数万人被牵连入狱，追赃达700万石粮。

    同时，明律中因涉及言论思想而给予惩罚的条款也有很多。

    如: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斩；收藏**与私习天文，杖100。

    另外，明律没有规定，但臣民在奏章中出现忌讳的文字，便以触犯皇帝罪，加以处死。

    在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也曾大兴文字狱。

    凡是与皇帝意志相违背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

    当时，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吹捧朱元璋的贺表中写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这句话被认定为辱骂朱元璋当过和尚，因“生”音同“僧”，作过贼，因“则”音同“贼”，徐因此被处死。

    从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有大批文人学者因触犯文禁或忠言直谏而死于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再加上元末有大量破产流亡的农民，对明朝的统治是极大威胁，所以明初一方面实行招诱流民，移民垦荒；另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加以取缔。

    《大明律》在人户以籍为定的基础上，立禁游食闲民之法，如逃亡山泽，不听官府“召唤”，为首者处绞，抗拒者全体处斩。

    《明大诰》也专列查禁流民的条款。

    明朝为了恢复元朝末年被严重破坏的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了经济立法。

    明初，为适应农业的发展，保证劳动力的需要，颁布法令释放奴隶，严禁诱骗掠卖良民为奴隶。

    同时，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招收流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和匠户轮班等方面的法令。

    从公元洪武三年开始移民垦田，“徙江南民14万于凤阳”。

    迁山西晋城、长治二州的无田农民到河北、山东、河南一带。

    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发路费、耕牛和籽种，或免税三年。

    许多荒地因而得到垦殖，自耕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明朝的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松江、苏州、景德镇等地出现，以丝织中心苏州为例，明末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五六万人。

    松江是棉纺中心，民谚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盛况空前。

    “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应皇室的丝绸料达5000到10000匹，产量仅次于江浙一带。

    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专设《工律》一篇，对军民官府营造的申报审批、营造所需材料、财物、人工，制造器物的品种规格等等都作了规定，违反者治罪处刑。

    明朝前期有官营和私营两种手工业生产组织。

    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经常有几十万技术高超的工匠轮番劳动。

    行业多，分工细，明初建立了匠户匠籍制度，工匠分轮番匠和住坐匠两种。

    轮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个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时间为官府做工，月粮由国家支给，其余2/3的时间自由支配。

    这种工匠比元代长年固定在官府生产的工匠，有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对于矿冶业，对非贵金属允许自由采矿和冶炼，官府课税；对金银等贵金属矿只能由官府经营，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藏，必须取得官府批准，才得开采，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开挖者，以“窃盗罪”论处。

    对商业，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

    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