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第二个特点，就是明码标价。

    什么官，多少钱，它是有规定的。

    咱们可以以乾隆三十九年为例，它价钱很复杂，我就挑了几个主要的，京官就选郎中、主事，地方道员、知府、知县，道员、知府、知县有价钱，在这可以把这个价钱说一下大伙听一听，是乾隆三十九年的价钱。

    当时郎中是五品官，价值银9600两，主事六品官银4620两，道员四品官银16400两，知府四品官银13300两。

    同知就是五品，银6820两，知县七品银4620两，县丞就是副县八品，银980两，这是乾隆三十九年的价钱，它这个价格是有变动的，到后来价钱就落了，为什么落了，回头再说。

    我们再看看到光绪晚期，到光绪二十六年的价钱，郎中2073两，主事1728两，道员4723两，知府3830两，同知1474两，知县999两，县丞210两，这知县由4600两，降到900多两，这是为什么呢

    官越捐越多，价钱越来越低，一会儿再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明码标价。

    第三的话，官多缺儿少。

    捐的官很多，那个缺儿，位置，真正的落实到就职少了。

    就拿知县来说，到光绪年间，全国的知县是1314个，康熙十一年到十四年，因为平叛“三藩之乱”，捐了知县五百多位，你全国才1300多个知县，你这一下子就捐了500个知县，它那个知县原来都是有位置的，三年还考一次进士，没有缺儿，就是知县没有空位子，你捐了官之后，你没有官做，官多缺儿少。

    后来就捐监生，就是捐国子监的监生，捐到多少呢，甘肃五个月捐了16000多人，花钱买文凭。

    有一个人叫蒋伊，重铨法疏》，一个奏疏，他说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应选者不下二千人，每遇铨际，捐纳居十之六，应选者十之四，捐纳的人十之六，很多人不能应选，捐了官没有位置，最多的有捐了以后六十年得不到位置，这人都死了，这还没落实这个缺儿呢，官多缺儿少。

    第四，捐纳泛滥。

    它开始时，有例捐，有常捐，比如打仗，战争结束了，这捐纳就停了，黄河决口，修河，河修好了，河口堵上了，这捐就停了。

    后来很多例捐就变成常捐，这就越捐越滥，滥到什么程度呢，举几个例子，嘉庆道光年间，捐的监生捐了20万人，全国参加会试多者一万六千人，可见泛滥到什么程度呢

    而且那时捐官的花样还特别多，像是——

    一，捐官就是做官。

    二，捐复。

    三，捐升，就是升官。

    四，捐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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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六章 圆滑之术
    的确，也正是因为当官太好了，有权有势有地位，可以说应有尽有，所以无数多人削尖了脑袋，想尽一切办法都想当官。

    而且当官也容易，像是晚清著名大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当然，这么说虽然有些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也相去不多，因为做官其实也是有做官的诀窍的，也需要“修炼”。

    而你只要掌握了这其中的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

    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

    抛去其他朝代太早了不说，咱们单说说清朝，清代的官吏们可以说是“修炼”出了不少官诀啊，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

    例如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曾举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在清代官场上是一应俱全的。

    其文云:“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

    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

    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

    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

    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

    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

    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下面作者菌可以给大家着重谈谈几种清代官场上颇为流行的官诀。

    一、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

    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

    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

    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

    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了。

    《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

    实即说他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

    但就是靠这，他成了三朝元老，跟着哪个主子都吃香。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

    《暝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

    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

    包括《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

    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

    “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

    书中又写到黄大军机向贾大少爷称赞华中堂的秘诀:“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

    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

    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

    结果，“中外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

    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

    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

    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官诀给吏治、世风带来的恶劣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

    朱克敬在抨击曹氏官诀时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

    还有一位正直的无名氏做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

    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真是维妙维肖又入木三分～～

    二、圆滑趋避之术。

    众所周知，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

    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

    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

    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

    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

    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坏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

    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

    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

    他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

    《清史稿～王文韶传》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亦往往被口语。”

    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

    清人何刚德说:王文韶“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

    郑逸梅说:“王文韶为人柔和宛转，有琉璃蛋之称。”

    《清朝野史大观》记云:“京师士大夫艳传文勤有油浸枇杷核



第二百五十七章 一塌糊涂
    的确，在圆滑成风的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腐朽势力和腐朽风气的包围、浸染而奉行起了圆滑模棱的官诀，由“方”变“圆”，成为圆滑世故的庸俗官吏。

    像是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

    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

    但干了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

    由此可见，已经完全变得棱角全无了。

    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

    答案是让官场中的腐朽势力磨去的。

    这个腐朽势力，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

    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

    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而且心术不正。

    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

    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

    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

    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

    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

    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

    什么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好多复杂的封建关系，都在这张关系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

    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

    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

    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

    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

    就这样，张集馨由一个正直耿介之士，逐渐变成一个平庸、圆滑的官吏。

    尽管这也是有违他的初衷的。

    三、唯上是从。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

    上司喜欢的下僚，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僚，则可能官位不保。

    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们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

    因而下僚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

    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上是从。

    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

    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

    清代官场上，这种唯上是从的风气是极盛的。

    光绪朝《月月小说-序》云:“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

    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这种只知唯唯称是，应声虫式的官僚，充斥于清代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