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在日记中曾记述了自己所亲见的清朝官吏遇事不敢陈说己见，而只知附和上司，唯唯称是的情况。

    他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

    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

    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

    有一次，威妥玛自己到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宜，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

    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

    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

    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

    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以至闹出笑话。

    像是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又骂属吏为王八蛋，属吏仍连说“是、是”。

    《官场现形记》也写了这类笑话:某都司侍候洋人时只知说“亦司”，有一次他不慎弄坏了洋人的行李，洋人问他是不是偷懒，他答“亦司”，又问他是不是存心想弄坏行李，他也答“亦司”，结果挨了洋人的打。

    他很不服气，说:“我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是‘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正是岂有此理!”

    下僚有时对上司的意图并不那么清楚，要想迎合上司，就要加以揣摩，同时，迎合上司意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

    清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友之口，道出幕友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

    作者继而指出:这种处理公务时事事窥探上司衙门的意图，即“无不叙套”的秘诀，误尽了天下苍生。

    而且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

    此诀也属唯上是从一类。

    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次。

    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责罚有时也无力，还能博得个“敢批龙鳞”的名声。

    得罪了上司可不得了，上司会明里暗里处处整你，使你丢官受罚，身家难保。

    做下属的一方面要巴结奉承上司，一方面又要贬低自己，以抬高上司。

    有一副趣联，生动地概括了这种情况:“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

    下官对上官自称“卑职”源于元代，明清积习相沿，上骄下谄，无职不卑。

    四、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

    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谓清末官场云:“如今晚儿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上司喜欢，便是升官的捷径。”

    书中写到一个叫卜士仁的典史向其侄孙传授此诀，他对此诀的解说非常具体、精到，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真可谓精通此诀的权威。

    他说:做官的第一个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

    如果你有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

    你不要说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是一样的。

    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没甚难为情。

    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

    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

    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所著小说《如此官场》中的师爷宋锦诗说。

    “做州县官靠的是巴结上司，牢笼绅宦。只要有这两种手段，做了一年半载，哪有不加官升赏的道理!”

    逢迎巴结的方法有多种，使用哪种要看上司“吃”什么。例如:

    1.送妻妾“当差”。

    这是诸方法中最无耻的一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梼杌萃编》等书都写到一个候补道为谋官而将妻子送去巴结总督，反映了清代官场中存在的这类情况。

    有人将以此法得官讥为“肉红”，即以妻妾**换来红顶子。

    又有人作对联讥讽这种无耻求官者:“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

    2.献妓。庆亲王之子载振一次路过天津，看上了色艺双全的歌妓杨翠喜，但碍于官吏不准狎妓的官箴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娶她。

    道员段芝贵知道后，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为杨翠喜赎了身，然后献给了载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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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八章 科举考试的意义
    当然，说了这么多关于古代科举考试的事情，也需要和大家谈谈科举考试和现在公务员考试的联系。

    其实说到底，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就是科举制的回归与升华。

    这不是作者菌的结论，而是许多人的共识，其实“公务员”一词，最早出现于l55年《诺思科——屈维廉报告》中，由英文ivil servant或ivil servie转变而来。

    原意为“公务员”或“文职服务人员”，是指事务官，即脱离政治争斗影响，担任实际行政事务的可永久任职的工作人员。

    包括早些年前，当我国建立起现行公务员制度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发明文官考试制度的古老国家，反而需向欧美学习借鉴。

    相当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先是流传到了欧美，又从欧美回归到了中国本土，这么外出绕了一大圈，最后重新回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了起点，而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升华。

    追源溯流，中国科举制度被介绍到西方并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在16世纪。

    西方文献中关于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葡萄牙人克鲁兹的游记，他于1556年来华，成为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1569年，克鲁兹所撰《中国游记》出版，内里说到中国官员“由考验其学问而后产生”。

    l5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内容和方法，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美人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关注。

    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英国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也最为关心，从l570年至l70年，以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就达70多种。

    《文学考试制度》、《中国札记》、《中国历史与现状》等都极力称扬科举制。

    英国于l793年、l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

    比起西方的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科举制无疑具有其优越性，当时在西方人心目中，以考试选官体现“机会均等”的原则正合乎资本主义启蒙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体系。

    科举制的平等精神受到启蒙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一批哲人都曾赞赏过中国的科举制度，伏尔泰对科举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曾经说。

    “人们很难想象还有比它更好的政府——这个政府的成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

    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奎奈甚至直接主张欧洲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

    即使到了1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西方的声望已一落千丈，但科举制还为西方人士称道。

    147年英国人麦杜思在伦敦出版了《中国札记》一书，还强烈呼吁建立向全体臣民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素质和水平，他认为中国国脉所以能历久不衰，完全是因为有一个用贤使能的政府。

    由于文官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趋势，以及中国科举考试的启示，西方国家在l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事实上，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来建立公务员制度是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的。

    l600年东印度公司获许建立，129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实行公开考试选拔文职人员。

    英、美率先进行改革，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

    155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在1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

    由于英国国势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并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效法的榜样。

    l75年法国的文官考试系统基本形成。

    布鲁奈特利认为:“法国的教育确实建立在中国公开竞争考试的基础上，而且通过竞争考试选拔官员的做法无疑来源于并且效仿了中国。”

    1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93年使其完备。

    科举制度西传欧美，各国结合本国国情，化腐朽为神奇，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西方的文官考试吸取了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即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而舍弃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经义文章，考试“限于那些有知识的部门，这些部门是英国绅士们所向往——可能吸引注意的——如历史、法学、金融和商业以及语言等等，而被考虑在列的则应该是那些毕业于牛津或者剑桥文科的高材生。”

    考试科目多为数学、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与各种文官职位密切相关的学科学问。

    以英国为例，英国文官考试以牛津、剑桥大学的课程内容为标准。

    被选者应有开阔的视野和通盘考虑问题的能力，避免了中国科举考试中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弊端。

    美国的文官考试则带有实践性。

    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中官僚政治的产生。

    从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技术官僚。

    现代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所谓“文官”或“公务员”主要是指这批职业技术官僚。

    “考选制”的实质是将“业务标准”引入政治录用，从而有效的抵御了官场的及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极大的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为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的影响，堪称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甚至有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

    早在135年，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在《中国文库》英文杂志上撰文探讨中国的科举考试，并预言:“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选拔文官而言，已采用了这一原则，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

    16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席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上提交宣读的论文《中国的竞争考试》中，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向新近实行文官考试的英、法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并向长期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他认为这将对美国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以往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技术方面的发明。

    丁韪良的观点对美国的文官制度的建立产生过一定影响。

    l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争取建立文官制度时，借用了丁韪良的说法，认为考试选官的效用比指南针和火药等更大。

    1943年，邓嗣禹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西方考官制度的影响的文章，为了撰写这篇文章，他查阅了70多种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专著和论文，他们大多是发表在1570年和l70年之间的英语版本。

    依据大量的资料，邓嗣禹得出结论说:“毋庸置疑，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被介绍给了西欧国家，为各个国家所采用并得以逐步适应它们自己的特点。”

    与此同时，还有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科举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说:“有证据表明:第一，中国的科举制度在英国广为人知;第二，有关那个时代竞争考试理论的期刊文章和议会辩论均与中国的这一制度相关;第三，议会内外一致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创立的一种制度，而且不容否认;第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先于中国而是用一种竞争性的官员考试制度。”

    到了1947年，美国学者克拉克更是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的《中国科举考试中的子弟与才士之争》一文中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马克伊尔在1996年研究了各个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及其渊源以后，得出结论:第一，在现代公共管理研究中，西方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华帝国的影响。

    第二，竞争考试以及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并且这种制度已由中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准。

    第三，中国的经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以及精英高级公务员制度。

    第四，这些制度的绝大部分都带有通才和非代表性官僚占统治地位的特征。

    第五，比较而言，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具有专才占统治地位的特点。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西方国家急于研究、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适应近现代西方社会需要的公务员制度的时候，发明了科举制度的中国人却在迫不及待地铲除这一制度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在科举被废后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一直未能重新建立起公开、刚性和程序化的选官制度。

    当时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甚至倒退到了科举之以前诸形态。

    民国年问曾借鉴西方体制推行公务员制度，由于种种原因，那只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可惜的是，在l949年解放后，我们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全抛弃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