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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七章
    此后，像是到了明末清初的翻译中，我国译者以徐光启、李之藻、杨迁筠、王徵、以及冯应京、李天经、瞿式耜等人，前三人被耶酥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

    徐光启自是不必多说，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是明末的一位大人物，字子先，号玄扈，死后谥文定，上海吴淞人，是著名的科学家，对天文、地理、农业、军事都有研究，他的《农政全书》被认为明末发挥决定作用的著作。

    而且他还受利玛窦影响，加入了天主教会。

    也正是在明朝末年的复杂政治形势下，筑就了充满忧患意识的徐光启的独特科学视野，走上了一条科技强国的道路。

    像是在1600年春，他在南京与利玛窦相晤，认为利氏是“海内博务通达君子”。

    为了科学兴国，振兴大明，他选择了与利氏等传教士合作，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翻译他们携来的科学书籍，“以裨益民用”。

    而他所翻译的作品中，最有名的当数他与利氏合作的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编诠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真的算是为我国的数学宝库添一明珠。

    他还著有《几何原本杂议》，主持并参译《崇祯历书》，与西人合译《大测》、《测量法义》等数学作品，以及天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多种著作。

    此外不至于此，除了科技方面，他还译过许多西方哲学作品。

    例如1624年他曾参与〈灵言蠡勺〉的翻译。

    史学家陈垣认为该书“博辩奥衍，玄妙新奇”，“说理最精，亦最难译”。

    徐光启从事科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想在当时开展一个以科学化为内容的学术运动，来推进我国的科学发展，所以他的翻译都强调“实用”。

    因此陈福康将他的翻译思想总结为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反复强调“此书为用之广，在此时尤所急需”。

    在科学研究中，他首先重视西方数学的严密，理论和逻辑体系，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环节—“度数之学”的功用和地位。

    他说，科学家掌握了“度数之学”，犹如工的掌握斧斤寻尺“，就能够“明理辩义，立法著数”，迈进科学的大门，从而“渐次推广，更有千百有用之学出焉”。

    所以他的翻译立足于度数之学，渐而至天文、地理、军事等等十个“旁通”。

    而徐的翻译思想精华还在于他对翻译功能的深刻认识。

    像是在崇祯四年正月的时候，他在奏呈《历节总目表》中指出:翻译西书宜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

    在此呈奏中，他还讲到:“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可见翻译不仅仅是沟通文化间有互的语言之媒，而且从政法意义上讲能够传授科学思想和致胜法宝，有助于弱小民族的强盛。

    是以包括到了后面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都依然强调西书翻译，“师夷长技以制度”，将翻译与富国强民的大事业联系起来。

    至于李之藻的话，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字我存，又字振之，号凉庵，仁和。

    他同样是明代的天文学家，而且同样与利玛窦交情匪浅，在利玛窦留居北京期间，李之藻曾与其交往密切，共同钻研西方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

    他与利氏等人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寰有诠》、《名理探》等，并且和徐光启一样，受利氏规劝，受洗礼加入了天主教会。

    并且需要说明，李之藻译书选择仔细斟酌，不落俗套，选外国独有，以利“吏治民生”。

    他曾和利氏合作翻译《同文算指》一书，内容是西方初等数学知识，徐光启为该书作序中说:“此书所述”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

    到了1613年，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他翻译此书不仅是“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以昭九译同之之盛”。

    更是“喜其便与日用”，为了“吏制民生，阴受其蔽”。

    可见，李之藻同样是位有远见卓识视野开阔的科学家，对于翻译的社会功能，他早有深悟。

    特别是1629年由徐光启领头编译西洋历法著作，修订明朝《大统历》，李之藻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为这本历法的编撰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包括1613年他曾上《清泽西洋历法等书疏》指出庞迪峨、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传教士“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

    在京仕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吾中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非曲直，此岂可以疏密较者哉～??”

    因此，他强烈呼吁崇祯帝修改历法:“当此历法差谬，正宜备译广参，以求至当。即使远在海外，尚当旁求博访;矢引其献琛求宾，近集肈毅之下，而可坐失机会，使日后抱遗书之叹哉～”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除天文历学之书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测量、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地理、医理、几何原本等等科学书籍都值得翻译，他曾说:“上述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

    特别是李之藻还认为翻译能开视界，明万物，像是他晚年与傅汎际合译的《名理探》是我国第一部西方逻辑学译著。

    其说理之深奥，辞文之妙，“往往会读者忘其为译”。

    徐宗泽评说“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

    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严肃态度以及翻译醒神明智的深刻见解。

    还有1607年李氏在“万历疆国叶洽之岁”为利玛窦重刻《天主实义》写的序中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成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历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

    由此可见，语言是交流的媒介，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是人类交流的共同基础。

    李氏对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阐释早已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视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后贺麟的言词与此多么相似。

    而杨廷筠的话，字仲坚，号淇园，同样是明末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对科技翻译兴国特别是翻译利玛窦等传教士所携新节有强烈愿望。

    而且他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学知识，还弃佛依耶，曾与利氏等传教士有深交。

    所以1623年华夏曾为艾儒路撰述《西学凡》作序，有感于西方科学注重实证，分科细致，认为有必要培养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渐次翻译西书。

    此外还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号了一道人，支叟，陕西泾阳县人，从小喜读后书，潜心机械制造。

    他曾与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庞迪峨、汤若迪、龙华民等人交流，交流学术，与徐、李、杨等同为接受西学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学习拉丁文，曾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音韵，帮且金尼阁修订文字音韵学专著《西儒耳目资》为我国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机械制造业方面除了编译《奇器图说》还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崇一堂日记随笔》等;撰写《西儒缥湘要图》诸书。

    他的《奇器图说》是一部关于物理学、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方法。

    对当时的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的翻译做出重要贡献。

    同样的，王徵坚持语言能力的世界性，翻译是沟通文化的桥梁，因此1626年看王氏为《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写到:??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华梵儒儒，如鼻语角听之不同类，将家必为俯，??自天下目示之，犹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微文字不相通也～”

    并且他还强调学习外语之必要性，然则人自不欲晓耳



第四百五十八章 各尽所能
    至于魏源更是不用多说，同样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字默深，道光年间的进士，近代杰出杰出的思想家。

    和林则徐一样，他也主张清政府要了解西方国情向西方学习。

    而且他早年还曾到海外游历，编译《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地图、地志、世界各国风情、物政治制度、历史变革，并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提出自己的战略思想，为夷攻夷而作，对近世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康有为、谭翮同等以及日本维新人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此外就是徐继番，字健男，号松盒，山西五台山人，曾行广西广盐运使、巡抚等职务。

    从1841年起，他利用职务上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就开始广泛的搜集外文资料，地图书册，参阅大量史书，撰写《瀛环考略》，后经修改，改名《瀛环志略》，1848年正式发行，该书年代后，成为人们了解世界概况的必读书，王韬认为这是“当今有用之书”，因为它“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

    因此梁启超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诚为当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称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还有冯桂芬也值得称道，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中的举人。

    曾撰写《采西学议》对翻译发表有见地议论。

    而且他曾受林则徐影响，并成为林的门生，包括他曾在上海任职，接触资产阶级思想，主张改良政治，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对手来的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后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倒历史的车轮。

    冯氏重视翻译工作，在上海任职期间，曾“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

    此外，他在1861年撰写并出版的〈校頒庐抗议〉一书中非常系统的阐述其变法改良思想。

    像是《条西学议》是书中的一个章节，论述释译事业之重要性，并最早提议清政府他办“翻译公所”，为国家培养翻译人才，在近代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采西学议》中，冯氏还回顾世界文明发展史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并对明中国当时的现状，提出了翻译任务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并且冯氏还将翻译工作提为“天下第一要政”，明确了翻译对于当时时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说明翻译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威力。

    他的纲领性改革主张是“以中国之伦常，各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后来又逐渐演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

    还包括1862年冯氏撰写《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并建议在上海、广州也设立同文馆。

    论文中还谈到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希望与前景:“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日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如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表出于蓝”～

    此外，清代西学东渐催生的第二个新生事物就是各地翻译会馆的建立。

    将西书变为中文，将西学转化为中国人理解的知识。

    例如咸丰末年，英法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再次败北，又再次被迫与洋人签订了割地赔款的耻辱协议。

    此时，清廷上下官员意识到与外国交往，学习外语，了解外国，翻译外国书籍的必要性。

    于是1861年恭新王奕沂等人提议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处理外交事物，部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

    奕沂在当时的奏折中写道:“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要望期能妥协，从前俄罗斯文字曾例定设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文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

    可见翻译是洋务运动派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洋务派是改良派之后的又一个保守地主阶级，他们倡导译西书，与外国进行通商，但思想上却是保后天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奕沂等。

    掌握中央和地方军权的官僚以马建忠、王韬、容闳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出身买办行列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如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同时还包括一大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涛、华衡芳。

    所以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不断分化更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他们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于是李鸿章便倡议说:“中国欲自强，则英如学习外国利日;欲学习外国利日，则英如寻制日之日”。

    于是洋务派创办、制造局，制造兵器，并开办学馆，培养译员，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于是开成了第二次科技翻译。

    到了同治元年，同文馆正式开办，奕诉再次上书同治皇帝，请奏聘请外国教师，到同文馆任教;“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诸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此后同治二年二月，江苏巡抚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请求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到1865年，洋务派兴办“江南制造局”，1867年该局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等人从事翻译，由局员徐寿、华衡芳、王德钧、徐建寅等协助工作，至清末，该书共译西约200种，大多是兵工、科技类书。

    该局总办冯焌光曾说过:“枪炮火药与轮船相维系，翻译与制造相表里，皆系今日要图，不要偏废”。

    而另一洋务派代表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兴办自强学堂，在其招生章程中强调“自强之遁，贵手周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人会通博采”。

    像是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列《广译》，阐述他的翻译主张。“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是培养译才，发展翻译事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他将翻译之学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他还将译书之法分为三种: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二是出外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三是鼓励书贾，文人广译西书。

    他还在《广译》最后强调翻译东洋之书的必要性。

    第二阶段的科技翻译同第一阶段一样，都有外国传教士的参加，但有两点不同，一是“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系国人”。

    二是与宗教脱离关系，这一阶段的译事主要由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大机构组织，主要翻译家有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丁善兰、俆寿、华蘅芳等等。

    因此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于1862年6月11日，也就是同治年五月十五日，起初招收10名学员，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习英文，规定“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