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但是到了后来，又陆续增设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东文馆，学生除学语言外，还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

    聘请的教员中有丁韪良、傅兰雅、李善兰等。

    师生们除了学习外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译书。

    据张静庐编辑的《京师同文馆馆规》载，学员入馆第一年功课要“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

    第二年的课程中包括“翻译条子”、“翻译编选”、“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

    每年的岁考和各种大考都有翻译题，译公文、译书籍等。

    同文馆的译书主要由师生共同完成。

    据《中国出版简史》载，“30多年中，北京同文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共二百多部。”

    所译书主要分三类:关于国际知识，如《万国公法》、《务国史略》、《富国策》;夈学知识，如《格物入门》、《全体通考》、《化学阐源》。

    三是学习外文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

    这些译书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依旧对近代中国产生过深远影响，如《万国公法》和汪风藻译的《富国策》。

    当然，洋务运动时期译书最多的当居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

    1865年，李鸿章、曾国藩等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

    为了输入西方先进科学，有必要翻译和引进新书，1867年由徐寿和华蘅芳倡议，曾国藩奏请同治皇帝设立翻译馆:“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披以文义抒格不通，帮虽日可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日之所以然。”

    于是在1868年6月翻译馆建成，隶居江南局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

    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开馆，招收学员，聘傅兰雅、金楷理、徐寿、华蘅等人




第四百六十章 贡献
    当然，需要说明，在文学方面，梁启超一方面受黄遵宪、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影响，致力于诗界革命，提倡新诗形式，白话文体来实现文体的改良，普及文学艺术。

    而另一方面，又强调翻译西方政治小说，强调小说的怡情益智功能与广泛的教育之益，他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写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宗教;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何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而诸之之中能极其有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此外，他还创办《新小说》、《新新小说》等刊物，鼓励小说的翻译，他还于月23日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提议译者可以通过翻译“政治小说”来直接参与政治斗争。

    他的学术思想对此后的翻译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并且梁氏还翻译过拜伦的诗，是译介拜论的第一人，胡适在《哀希腊歌序》中说:“此诗之入汉文，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

    并且梁氏对翻译之贡献还在于20年代初整理并总结我国古代佛教文化史，撰写《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佛教之初输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等重要论文，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有重要作用。

    包括梁启超先生还重视我国翻译史的建设工作很有借鉴作用，1921年7月，他在自己主持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翻译事业之研究》专栏，发表了自己的《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除了梁启超先生外，甲午战胜失败给我国翻译史上催生的另一位翻译家就是严复先生了。

    他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开辟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篇章，而且他的“信、达、雅”三个字标准也开辟了我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的新篇章。

    冯友兰认为，严复译书之所以能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时间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

    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写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

    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了解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象是读《墨子》、《荀子》一样。

    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声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

    严复先生的话，福建侯宫人，初名体乾，后改名宗光，字又凌登仕后改字几道，自幼学习儒学1867年进马江船改学堂，学习课程除封建典籍和英文外，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

    毕业后到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台湾、日本等地。

    1877年被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广泛涉略西方哲学、文学名，形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879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等职。

    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于是决定译书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像是1897年他发表了译著《天演论》，首次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

    随后，他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等人的《愿富》以及《群己权界论》还有《群学肆言》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等，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为我国的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谈到严复的翻译时，康有为说他“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几道为第一。”

    而且严复先生的翻译有着极强的目的性，显示出了他极为敏锐的思想光芒。

    如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发表了许多论文阐述他的维新思想，他开始翻译《天演论》，如《论世变之》《原强》《救之决论》《辟韩》等等。

    在《译〈天演论〉自序》中写到:“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以鼓动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己任，将自己的翻译和学术研究与对时事的批译结合起来。

    严复翻译的主要动机在于求“自强”从根本上复苏中国古国，使炎黄种族免于灭亡之灾。

    1903年，他在拟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时，强调翻译宗旨为:一日，天论名智，不主故常;二日，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日，借鉴他山，为求进步;四日，正名定义，以杜杂庞。

    此外，他还以准时势仔细审定每一部书，有的放矢。

    如他译《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是为了介绍西方的人权观念和社会制度;译《原富》是为了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

    他的翻译有力地批判封建保守派的陈腐思想，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改良运动。

    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翻译标准:“信、达、雅”

    严复的三字标准其实早在支濂的《法句经序》中即己全部出现，其实这三个字都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经典中找到源头，而支濂序中也引用了老子、孔子作为其立论的依据这说明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理基础离不开文化典籍，而且说明翻译理论是可以并不断发展的，对于信、达、雅的关系，他阐述到:“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至于雅，他在本问第三级中讲到:易日:“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己。”

    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理论继往开来，言简意赅，影响深远。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

    郁达夫说:“信、达、雅三个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

    周作人也说:“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利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已是确定的了”。

    因此综观我国现代译论史，严氏的三字标准为后来的译论提供了批评的基础和改造的前提沈苏儒先生曾有专著论述严氏的标准。

    所以严复的“信、达”两字得到翻译界的普遍认可，但其“雅”经常受到后人的批评。

    严氏的“雅”实指古文中的“雅言”，从文体上讲指“先秦之问题。”

    严氏指出，他使用古文体翻译《天演论》，其目的是:“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文之人。使其目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穆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

    严复对汉英两语都有深入研究的译文基本上采用意译，早期译文比求“信”为主，各国翻译常采用日文翻译法，还论述了他的“达旨”译法:后期则更多采用意译，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仅仅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信本文。题目达旨，不云笔译，取使发挥，实非正法。??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译者，严复常常力“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反对机械的直译，提倡为“信”而“达”的意译，内容忠实译笔流畅，曾受到吴汝伦的高度译价:“锓锓然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严复译说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想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书体;不肯自创体裁，如后汉、东晋、六朝、隋、唐人译佛书一样，这自然是他的缺点。

    不过他在当日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思想，则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因而看得起西学。这也是他译书的一点苦心。

    梁启超对严复翻译“文笔太务渊雅”给予质疑:“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宜。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受其乎，著以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世。文人结习，吾不有为贤者讳矣。”

    维新人士中有对翻译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张元济、蔡元培、高风谦、罗振玉、王国维等

    就像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出版家。

    甲午战争后痛感国家积极弱，待振兴，毅然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保国会”和“强



第四百六十一章 繁荣
    所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刺激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和思想改良运动，而且不定期孕育了一场文艺改良革命。

    因此梁启超沿着黄遵宪、魏源、龚炎武、王夫之等发起的诗界革命之路，努力推行改良的新诗体和白话文体，同时提出翻译西方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

    月23日梁氏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人，同样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学翻译家和文章名家。

    康有为曾做诗:“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虔初救世心。”赞赏林纾自幼敏而好学，习古文，练文章，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为以后的翻译奠定了基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林氏的仕学之路不得意。

    失意之余，他开始与人合译小说，却因此使之名垂青史。

    林纾的翻译可以从实践，形式与文体、翻译主张，影响几个方面来归纳:

    林纾的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刊印于1899年，该书的原著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译本一经问世，立即风靡清末文坛。

    当时林纾正经丧妻之痛，为了解脱痛苦，他与留法归来的王寿昌合译起小说来严复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这一成功激发了林纾的创作热情，之后，他又翻译了《黑奴天录》、《伊索轩渠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贼史》“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经典，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文学眼界，使得“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惟促进本国文学发展。”

    而且他也因译作之多，成为我国近代翻译本方小说的第一人。

    据统计，林氏在此后25年里共译了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63种作品，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其中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司无特、笛福、狄更斯、斯威福特，法国的促马父子、雨果、孟德斯鸠;美国的华盛顿、欧文、斯托夫人;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俄国的托尔斯泰，等等。

    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里指出:“??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美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林氏译作做为一种文学“媒介”，递接了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文学的姻缘，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等。

    林纾的译文主要与人合译而成。

    要知道林本人并不懂外语，他的译作多由懂外译的口译，他自己笔录而成。

    据统计，与林氏有合作口译的近20人，其中以王寿昌、魏易、陈家鳞等比较有名。

    林氏有深厚的古文进行二度创作，语言流畅，表达极其生动，钱钟书认为其译作要某种程度上胜过原作，常常让他陶醉其中，流恋忘返。

    林氏常常根据自己的喜好删减原文，增加自己的语言，在“信”和程度上与原文相离甚远。

    林纾是古文家，他的朋友们称其能用“古文”来译外国小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指出:“古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术语，自唐以来，尤其在明、清两代，有特殊而狭隘的涵义。

    并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同时，在某种条件下，“故”也不一定跟白话对立。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

    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文，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

    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的古文家‘笔达’，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

    那种生硬的一宁说死不硬功夫的——翻译是双重的‘反逆’既损坏原作的硬达效果，又违背了祖国的语文习惯。”周作人将林氏文体称为“拟古的文体”。

    当然，林氏的文体不独以其自己的喜爱为出发点，更主要原因是其读者。

    旧式文人，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惟及新兴都市的市民、职员。

    他的译文使用俗化的雅文，在晚清时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斗争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