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还有“张一元”是北京地区一家老字号的茶庄。

    本来这一地段的茶叶买卖早被另一家叫“汪正大”的茶庄垄断。

    “张一元”为了创出自己的牌子，便无偿为各个妓院的管事和记账先生送茶叶，请其品尝。

    送一次就够喝半个月，往往旧的还没喝完，新的又送来了。

    这样久而久之，八大胡同的茶叶买卖，就都被“张一元”给夺走了。

    不仅如此，“张一元”茶庄规定只要看顾客有真买的意思，就拿出茶叶沏一壶，倒在几个碗里，不仅请想买的顾客品味，也让周围的闲人品尝。

    服务如此周到，顾客心里舒坦，自然也就有了购买**和购买行为。

    还有正明斋是一家糕点铺，历史上就很有名，《道（光）咸（丰）以来朝野杂记》上说:“瑞芳、正明、聚庆诸斋，此三处，北平有名者。”

    一年四季，京城百姓办喜事，很多都从正明斋预定相应的糕点。

    它还为祭祖祭佛者生产供品饽饽，当时北京城里庙多，庙里有很多的节庆日子，所以这一项需要的数量很大。

    正明斋便很看重利用送货的方式作宣传。

    每年进入腊月，就可以看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有许多身穿短棉衣和棉裤的工人，挑着写有“正明斋饽饽铺”字样的大圆笼，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这是给预订了糕点或蜜供的家庭送货，既增加了节日气氛，也等于给自己做了广告。

    北京“通三益”干果海味店的生意一直很好。

    但它第二代老板具有一定危机意识，为了避免因走老路而被竞争对手赶超，将获得的太医院制作秋梨膏的古方及时运用到产品更新中来，一下子让店铺有了一项“拳头产品”。

    “通三益”拿到了这个方子，也就和老百姓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一旦老百姓的远亲近邻有了咳嗽，人们立刻会想起“通三益”来。

    明朝的历代皇帝，每年年初，都要颁布规劝农民勤劳耕种的谕旨，并强令对此广做宣传。

    每个皇帝的说词虽有不同，但也大同小异，从二月到十一月的农事活动及注意事项都提及到了。

    据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

    （明朝）祖制:（每年）朔旦，文书房请旨传宣谕一道，顺天府府尹率宛（宛平）、大（大兴）二县知县自会极门领出，府首领一员捧之前，至承天门桥南，召两县耆老面谕之。月一行，著为令。语随时易。

    惟正月、十二月，以农事未兴，无之。其初，盖重农意，欲其自畿内布之天下也。乃嘉、隆末，畿民




第四百六十八章 戏曲演绎
    当然，就像前面说的，除了经济繁荣以外，在明清时期，文化也异常的繁荣，就好比戏曲行业，也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谈一谈。

    因为本文就是以戏曲的故事为引子由来的嘛，首先需要说明:“任何文学艺术作品在创作出来之后，都要进入传播接受的过程，才能实现它的价值”，而中国戏曲同样如此。

    但需要说明，其实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戏曲的接受活动还是可以说是非常复杂曲折的，对于戏曲传播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可简单概括。

    故一直以来就有非常多的学者热心于对元明清时期的戏曲接受活动的研究，而恰好，作者菌也非常喜欢这一传统文化，所以在此可以就这一问题给大家简单的进行一下爬梳整理，并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进行分析综述，让大家更加了解一下戏曲这一传统文化，也算是弘扬国粹了吧。

    首先是关于戏曲剧本阅读的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戏曲历来就被视为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而优秀的戏曲剧本往往因其深厚的文学性而具有相对独立的观赏价值。

    所以我们对戏曲剧本的阅读是戏曲接受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这一问题逐渐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野，像是有对不同身份的阅读者的研究。

    比如施旭升著的《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中，作者提到了戏曲剧本的读者问题，他说“和以其他文学作品为对象的阅读行为一样，阅读戏曲剧本要求读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或者说是个读书人。”

    “在读书识字成为一种文化权利和身份标志的中国封建时代，阅读也自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行为。”

    这就充分说明了文人士大夫是剧本阅读的主体。

    包括赵山林的《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一书分别论述了元、明、清时期文人对戏曲的接受情况，书中提及了明清时期戏曲评点的繁荣景象，如明万历后盛行的“李卓吾批评”、“徐文长批评”、“玉茗堂批评”、“陈眉公批评”。

    此外还有清代的金圣叹、毛西河的《西厢记》评点，毛声山的《琵琶记》评点，吴仪一的《长生殿》评点，吴吴山的《牡丹亭》评点，孔尚任本人的《桃花扇》评点等。

    而评点正是“文人对于传统戏曲剧本阅读最富民族特色的一种方式。”

    在赵山林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戏曲观众学》中，作者指出士大夫对戏曲的接受是批评性的接受:“他们在对剧本和剧作者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剧本或表演的得失进行探讨评论。”

    “评论包括褒和贬两个方面，但一般说来都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引起或加强整个社会对剧作者、剧本或表演者的注意。”

    由此可见，士大夫也是剧本阅读和评论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参与活动对于戏曲的传播和接受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以上几部专著并非以戏曲剧本读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以剧本读者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也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对其评点或著作进行评价分析。你

    但近些年来，却出现了一些以女性接受为研究对象的文章，要知道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礼教的存在，女性享有的教育权不平等且又少有社会阅历，所以女性阅读和评点活动相对滞后，留下的文字也寥寥可数，但却也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兴趣。

    比如福建师范大学刘奇玉教授的《明清女性戏曲批评群体初探》和《明清女性戏曲创作理论的诠释与接受》两篇文章均以古代戏曲序跋为例分别分析总结女性读者在戏曲创作理论方面的成果，肯定了女性接受者对戏曲艺术的认识的同时也指出了她们作为特殊群体的局限性。

    谢雍君教授的《论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社会意义》则从情感教育的角度阐述女性观众和读者戏曲接受的意义，认为意义在于激发女性的自觉意识、强化女性的自主意识和提升女性的主体意识，揭示了戏曲的社会功能在女性身上的体现。

    对《牡丹亭》的接受尤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李祥林教授的《明清女性接受视野中的牡丹亭》从心理分析层面研究女性读者的接受。

    张筱梅教授的《论才女读者群对牡丹亭的接受》将女性对《牡丹亭》的阅读称之为“卷入式阅读”，即一种感性的、情绪化的阅读体验。

    而董雁教授的《明清江南闺阁女性的《牡丹亭》接受》在分析女性阅读接受的文化语境的基础上指出女性阅读是一种深度的生命体验，是在一种想象性、替代性的满足中找到情感的宣泄与慰藉。

    以上几篇对于女性读者接受的研究体现了女性作为戏曲接受群体的独特性和代表性，是接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

    还有的话，就是对文人评点的研究了。

    大家都知道，评点是阅读接受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属于引导式的阅读。

    戏曲评点由明嘉靖、万历年间的徐渭、李贽首开风气，其后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明晚期出现了多种“李卓吾批评”“玉茗堂批评等”戏曲评点本，很多剧本经过文人士大夫的评点，精神主旨得以阐发，艺术精微得以剔抉。

    但今人对于戏曲评点的研究尚不够充分，专著仅发现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一部，该书从戏曲评点之兴谈起，记述了明代戏曲评点的版本形态和批评功能，并分析了明代三大署名系统各自的特点与得失，在第四、五章重点探究了明代戏曲评点的理论贡献和批评价值。

    该书理论架构可以分为两大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总论，也就是从宏观上对戏曲评点的版本形态、批评功能、理论贡献、批评价值、历史定位等作了论述。

    第二个层次是个案分论，即按李卓吾评本、汤显祖评本、陈继儒评本等三大署名系统与《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三大名剧的评点为框架，对明代最主要的一些戏曲评点家与评点本作了考论。

    这两大层次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关明代戏曲评点问题的理论体系。

    全书的研究视野开阔，作者研究的重点虽是明代的戏曲评点，但其视野却并不局限于明代，如对明代以前的文学评点对明代戏曲评点的影响以及明代前期无戏曲评点的原因作了探讨，又对明代戏曲评点对清代戏曲评点的影响作了论述。

    故书名虽为《明代戏曲评点研究》，而书中所论实包涵了整个古代戏曲评点。

    同时需要说明，这部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史料翔实，对明代戏曲评点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挖掘。

    另外，作者在最后附录了《明代戏曲评点本目录》与《明代戏曲评点本评语选辑》，具有独立的史料价值，为学术界对明代戏曲评点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像是吴新雷的《明清剧坛评点之学的源流》中同样首先追溯了评点学的渊源，认为最早应始于汉代的章句点刊，唐人继承发展，至宋朝则又点又批。

    而扩张到戏曲领域则出于明中叶李卓吾的推动，继而对李及其后的评点家如汤显祖、王思任、臧懋循、冯梦龙、金圣叹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总结了各自的特色和不足，是对明清以来评点家进行的一次较完备的研究论述。

    此外还有重点对某位评点家及其某一评点本进行分析评论的文章，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的涂育珍所做《试论明代汤评本的戏曲评点特色》一文，是抚州市社科项目“汤显祖戏曲评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文章首先分析了大量汤评本出现的原因。

    既在于汤显祖本人在戏曲界巨大的影响力有关，同时也是万历至明末戏曲评本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体现。

    继而以基本可以肯定的《玉茗堂批评红梅记》为主要考察对象，总结了汤评本的批评内容的特点，即:反映汤显祖的戏曲观念与创作思想和对戏曲创作技艺的批评。

    文章对汤评本特色的论述应该说是谨慎而又公允的。

    复旦大学郑菡的博士论文《李卓吾小说、戏曲评点研究》是对单独的评点家研究的一部较有分量的作品。

    文章主要针对“李卓吾”小说、戏曲评点进行论述，分析了“李卓吾现象”发生的文化语境，指出“李卓吾”小说、戏曲评点在中晚明的出现，“既受惠于当时小说、戏曲文本的丰富及其传播的广泛，也得益于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氛围。”

    与当时文人们在进行小说、戏曲评点时“自愿”、“自尊”以及“忌讳”的心态有密切关系。

    再加上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李卓吾”小说、戏曲评点都出现于李蛰身后、而李蛰著作又曾被焚毁过，所以对当今所能看到的“李卓吾”小说、戏曲评点本的真实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对于戏曲评点作者重点论述了李卓吾《西厢记》评点，分别列出六种版本的评点本进行分析，且以对后来的评点影响最大的容与堂本为例，分析了其影响的表现。

    同时对评点中的作伪现象持历史的态度，认为这种现象从评点本身发展的角度来说也促进了评点在万历后的勃兴，成为小说、戏曲理论史上无法逾越的一环。

    在中间三章作者着重对“李卓吾”小说、戏曲评点的时尚意识、笔法理论和审美意趣分别展开了论述。

    在对所有的“李卓吾”小说戏曲评点进行研究时作者注意到比起小说评点，戏曲评点的水平要更均衡，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最后还归纳了“‘李评’世界中的评点符号”。全文对“李卓吾”小说、戏曲的评点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研究，包括其真伪问题、理论价值、产生的影响等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戏曲评点，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篇作品了解到李卓吾戏曲评点相关问题的全貌。

    还有上海师大李菁的硕士论文《晚明文人陈继儒研究》第六章专门论述了陈继儒对在姑且确认其真实性的基戏曲小说的评点。

    第一节里作者统计署名陈继儒的评点本达15种，并础上就其中的《**春本》分析陈批本的的批评方法和视角，总结出陈继儒的戏曲评点中呈现出的细微性、丰富性、多向性的特点。

    以及对作品思想和艺术所作的多方位、多层面、多角度的揭示;同时也指出陈评本的缺点，即评点内容较多偏重结构和语言，缺少思想深度的批评等。

    “较之于‘李评本’和‘汤评本’，他的评点存在简陋空洞的毛病。”

    可以说是对陈评本之特点的较全面、细致的归纳总结。

    除以上几位评点家外，今人关注较多的还是金圣叹及其评点的《西厢记》，其实自清代以来金圣叹批改成书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就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

    因为这部书也是他主要文论思想的结晶，涉及文学创作、批评、鉴赏等多方面内容。

    研究者从各个角度对金评西厢进行分析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黄慧《<西厢记>金评的叙事理论研究》从叙事学角度对《西厢记》金评进行阐释，李杏丽《论<金评西厢>的戏剧性》，从探讨《金西厢》的底本出发，通过比堪金本与其底本的差异，研究金本所彰显出的独特的戏剧性。

    这两篇均为优秀的硕士论文，论证充分，材料详实。

    另外还有作者总结了《金评西厢》的总体特色及金圣叹主要的戏曲理论，如江兴佑《论金圣叹批本<西厢记>》。

    周书文《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戏剧艺术观》，黄红《金圣叹评点中的接受美学思想初探———以金批<水浒>、<西厢记>为中心》等。

    还有从评点体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姚颖《论金圣叹加评本《西厢记》的艺术体制》，毛杰《金批《西厢记》的内在评点机制研究》。

    另外从修辞、技法等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总体看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呈现多角度、多元化的特征，这无疑是学术界可喜的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场上——案头”之辩。

    因为文人墨士写作戏曲，通常是“倚声填词”，即依据文辞格律填写曲文。

    剧作者若精通声律，懂得文学与音乐及表演的关系，写出的剧本就容易上场演唱。

    人们称此类戏曲为“场上之曲”或“台上之曲”。

    但有许多文人并不懂得音乐，仅仅依据曲谱规定的句子长短和用字声调等要求，像写诗填词一样进行写作，写出的剧本也许有阅读效果，但往往不容易搬演，也难以有演出效果。

    人们称此类戏曲为“案头之曲”。

    戏曲剧本的场上案头倾向即剧本的文学性与舞台性的侧重一直是戏曲批评家争论的一个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