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官

    高岳不由得哈哈笑起来，指着韩愈，又指着自己，“看来退之是将我目为上品了，那不知道退之认为，我在五端里专的又是哪一端呢”

    “卫国公专的是智。”韩愈清晰地加以判断，然则他的口风随即一转，“卫公在性品方面虽居上品，然则在情品上却只能算是中品。”

    “哦......请退之再为我言之。”

    “情分上中下三品，首先得说不论何种品级，人的情都有七种，喜、怒、哀、惧、爱、恶、欲。上品七情，动静处中，恰到好处，完全符合德性，绝不逾矩；而中品之情，发动时却不是太过，就是不及；至于像李锜那般的下品，完全任情而为，不顾品性，自取灭亡。”

    高岳若有所思，就问韩愈说，我的情，哪些太过，哪些又不及

    “喜太过，怒太过，爱太过，欲太过。而哀不及，惧不及，恶不及。”

    说到这里，三人站在广陵高岗上，都沉默了。

    只有远处传来雷鸣般的长江入海的澎湃声。

    韩愈的评价，是高岳喜怒太过，有时会滥杀（或滥情）；而爱欲也是太过，当然高岳心中的这感情，是对爱人和子女而言的，但在韩愈的眼中，却另有所指，他认为高岳对百姓缺少德性教训，缺少秩序约束，而过分热衷让百姓增殖财富，这和儒家教义是有抵触的，比如高岳最近从兴元府羌户那里引入新式的织棉机，效率提升十倍，便开始在淮扬推广棉田，还赏赐数位羌女五百贯，说是什么“专利”，以后历年再给，这种机巧让韩愈有些害怕，他害怕人最终会沦为物的仆役。

    而哀、惧、恶三不及，则是韩愈眼里，高岳有时候对道统秩




1.大小循环论
    北登渤澥岛，回首秦东门。

    谁尸造物功，凿此天池源。

    澒洞吞百谷，周流无四垠。

    廓然混茫际，望见天地根。

    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扪。

    超遥蓬莱峰，想像金台存。

    秦帝昔经此，登临冀飞翻。

    扬旌百神会，望日群山奔。

    徐福竟何成，羡门徒空言。

    唯见石桥足，千年潮水痕。

    ——————————唐.独孤及《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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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高岳害怕他俩会反目成仇，便连说性和情的话题争论，便到此为罢。

    这韩愈还是厉害，其实后世的僧人，并不怕宋朝那些理论水平深厚的儒士，因为他们虽然也排佛，但总是纠结在儒学和佛学道义的辩论上，说白了就是两种不同思想间的费尔泼赖，谁还怕文人骂来着可僧人都怕韩愈，哪怕韩愈早死了他们也怕:只有韩愈真正抓住了佛教的痛脚，那便是“禁相生养”，说穿了就是佛教避世，不但对社会不做贡献，还依靠信徒供养，占有财富和人丁，是国家经济的巨大负担，一旦统治者祭出韩愈的理论，那就是要对佛教磨刀霍霍的节奏。

    高岳打圆场说，将来佛寺也要纳税，僧人也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南方禅宗开辟山林荒地，不也就是为此目的嘛。

    由是气氛才缓和下来，三人走得累，便坐在山岗的一座亭子内，随行的仆人为他们煎茶解渴。

    高岳饮了两口茶汤，便悠悠地对韩、柳说:“其实退之对性和情的见解是独到的，哪个人没有情呢”接着他说了句让两人震骇的话，“现在若天子派遣敕使来，召本道丢弃淮南，去朝廷入觐，本道是绝不会去的——因为本道多少得罪了天子，本道惧死，也爱家人，既然这个情割舍不下，本道便无法坦然就着德性行事。”

    韩愈默然，他没料到高岳利用自己的“性情论”，公开说这话。

    可接下来高岳更是开诚布公:“采石军王栖矅，丹阳军柏良器，还有义胜军李尚容，他们也是出于个情，才愿意引我武毅军渡江擒拿李锜的。”

    “莫不是出于爱护百姓的情”韩愈抢先回答说。

    “非也，和本道相同，他们在京中也有耳目，晓得圣主欲借李锜手，削夺他们三位的兵权，将他们调去长安，为无实权的宿卫军将，为了长据江东，才公然投向本道的。”

    听了这话，轮到韩愈哑口无言了。

    这下，他可真的高兴不起来。

    复杂的问题背后往往有个简单的答案，相反，简单的走向背后往往又是复杂的利益纠缠。

    可卫国公对韩愈的发问，似乎并没有结束。

    高岳忽然询问韩愈，你对尧舜禹三代政治是如何看待的。

    韩愈更惊了，他不知道高岳问这话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尧舜禹的禅让制，向来是儒学推崇，但皇权又非常忌讳的话题。

    而柳宗元完全不说话，好像也在等着韩愈的答案。

    “尧传位于舜，舜再传位于禹，这是希望国家能得到大贤。至于禹为什么要传位个自己儿子启呢......其实绝非是禹的私心所致，而是禹之世，并没有相当于自己的大贤，故而只能传位于其子，且世袭下去，目的是求稳定......所以尧舜‘利民也大’，而禹是‘虑民也深’。”韩愈努力地解释着。

    高岳继续喝了口茶，没有让韩愈停下的意思。

    虽然春寒依旧，可韩愈已经有了热汗，他的思维却被激发起来，便滔滔不绝地继续说:“夏启虽然不贤，但犹可守法，这样天下就稳定下来。尧舜禹大



2.高逸崧定律
    “子厚，你这次特意先到扬州来向我辞行，应该是想弄清楚一件事吧”高岳先问了柳宗元此行的目的。

    柳宗元起身作揖，然后承认说确实有所困惑。

    “是在光州打画经界后，确定了新的税法元额，我指示刺史，趁机将人户税钱往上足足提升了三成，是也不是。”

    “是也，原先卫公您曾说过，不愿给淮南百姓增税，可而今......”

    “出尔反尔，对不对”高岳笑着说出柳心中的想法。

    韩愈和柳宗元肃然，都不敢开玩笑接高岳的话语。

    此刻高岳说到:“本朝自推行杨炎的两税法以来，特别注意‘元额’这个字眼，你们应该都懂，所谓的‘元额’便是设定好的税钱总额，各道各州各县，只要按照分摊到自己的元额，将税钱和斛斗米收足便可以了。另外，两税的元额坦白说绝对不算高，拿我江淮来说，每户人家先前均摊的税钱是一年八贯钱，现在增配了元额，涨到了十贯五百文，而斛斗米呢平均下来每亩是稻米五升，若是粟米便是**升；最后便是加征的户部青苗钱，每亩均摊约十八文钱。且诏书明确规定，州县每年所征税钱斛斗，一切依元额为准，不得随年简责。单纯的这样看，是不是只要一户百姓，能耕作三十亩地，生活便能非常殷实，饱饭之余，还能有钱买服食茶酒，能养得起妻子老人，但事实是这样吗”

    说到这里，韩愈和柳宗元都沉默下来。

    实际情况是，朝廷每年两税元额并没有变化，可百姓的生活却并无改善，且有的州县，逃亡和摊逃的风气愈演愈烈，这情况是韩愈和柳宗元所共知的。

    高岳想对他俩说，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也就是每次当封建朝廷统一了税法，百姓在最初段时间得以减轻点负担后，很快就会陷入“官府无加敛之名，百姓却有加敛之实”的怪圈——不过高岳是不会说的，因为他俩根本不认得黄宗羲。

    后世，此定律名曰“高逸崧定律”。

    “可让朝廷每三年定一次元额，解决摊逃的风气。”韩愈建议。

    对此柳宗元也持附和的态度，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高岳笑起来，摇摇头，然后望着长江的远处，那里是水天一线，便指着那条模糊而绵长的线，对两位说:“所谓的元额，就好像是这道线，起起伏伏，但它始终遵循一个规律，那便是‘天’即官府定下这条线，当然争取是越低越好，目的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水’即百姓能接受这条线，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线是自己应该承受的上限。这道线便是官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底线，即官府口中的‘元额’，也是百姓口中的‘常赋’。杨炎当初推行两税法，也就是将百姓原本承受的杂税，和常赋混配起来，并税改制，并承诺此后永不加额。但可笑的是，没几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奏请，两税钱每贯加额二百文，以后绝对会越加越多，即便明里不加，暗中也会以杂税形式来盘剥。每次并税改制，没多久便会催生处新一轮杂税**，然后便又是一次并税，周而复始，税负累进，有加无除。所以百姓生活如何能得



3.扬帆出海舟
    “所以要疗救，就只能靠我，只能靠你们，一起努力。我不管是儒学的道统也好，还是净土宗的弥勒，或禅宗的明灯都好，我只希望火种能一代代被贤能传承下去，打破韩退之你所说的大小循环，不用等待什么大恶和大贤大圣，而是人人都能为圣贤，为的不是争这个世，而是为了救这个世，让它能前进，向着光明前进。”这时高岳才转过身来，背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对两位沉思着的人说到。

    “这，该如何救”

    “本道想真正增殖百姓的财富，此其一。

    本道希望国家和百姓间，除去元额和常赋外，有更多的取予的途径，此其二。

    本道希望普天之下，在钱的方面，能定于一，将来钱和国能完全对等起来（天朝几千年都不曾有过的主权货币），然后人们可以凭借‘国钱’，自由地互相转通货殖，并且能用这国钱，将九州之外的土地紧密地结合在华夏的羽翼之下，此其三。

    本道想让官吏和百姓，不要光顾着看德，也要看到利，兴元的织机意义便在于此，在道德规范下的逐利并不可耻，此其四。”

    韩愈着实有些被吓到，他的眼前好像出现了一副生动的画面，他理想的“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即男耕女织、封闭自然的乡村，在高岳的这番话语下彻底坍塌了:村落原本淳朴的百姓，看到雪般的白金（银子），提着黄亮亮的铜钱，明白这带着魔力的金属能换来一切东西，都发了疯似的，他们扔下了农具，抛下农田和桑树，背井离乡，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山路或水乡间，哪里能得到银钱，就前去那里，‘家门’解体了，‘乡党’崩溃了，无论是商贾还是农人，还是工匠，在外或家里都带着秤盘或算珠，锱铢必较，测量着钱币的重度厚度，国家的血液再也不是圣贤们的训诫，而是白色的银，或者金、铜——这种情景，比韩愈先前设想的“兴元革命”景象还要刺激，还要让人惊骇。

    此刻韩愈抱起脑袋，对高岳说:“如此来，一乡之间一村之内，东户无钱则贫，西户有钱则贵，上下竞相构利，无不逐金银，道德可就完全坍塌了......”

    可柳宗元却似乎懂了些，“兴元织机相传一日之功，可抵五人，乃至十人。那也即是说，而是于津要处设集镇监司，如有五十张织机，即相当二百五十人之功，然则一人一机足矣，那么二百人的功用便冗余下来，省功的话，棉布或丝帛之价必然会降低，那么很快全天下既能遍有布帛。”

    “可人功的酬直也要下降四五倍！”韩愈愤然纠正说，他认为柳宗元只是看到了好的方面而已。

    高岳说:“退之只见其一，不见其他。既然发明机巧，可以让酬直下落，那么商贾坊主很快就会趋之若鹜，以求减省本钱。至于冗余下来的人功，便能用于其他方向，比如可烧瓷，可搬输，可做其他任何事，既然财富都是人所创造的，如是财富才能真正得到扩张增殖，财富愈多，商户、廓坊户愈多，朝廷、官府可以抽取的税钱就越多，且不用增加元额，也

    无需在国家有事（比如战争）时过分横征暴敛，因为这两种人户交纳的两税，全是现钱。”

    “既然税钱多了，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钱来转通。这也就是卫国公所言的，不但要铸更多的钱来，且光是铜钱，也不甚得力了



4.福建白水郎
    “这是我扬州新制的大海船，是官场和王四舅联合造出来的，每艘料子人工合计花费四千贯，一艘要和僧人去新罗，一艘则载着商贾要去日本。去新罗的船载着的是茶叶，而去日本的则载着的是丝帛和瓷器。此次算是探路，待到海图经完备之后，每年可与新罗、日本往来商船一二十次，贸易交给船商和海商，我们就设市舶司抽取过往税钱，坐地得利即可，连造船钱商贾都会支给一半。要是有紧俏的商货，官府可设海榷院专营，得利更多！”说起这个，高岳是目光炯炯，他又对韩愈说:“与海洋的贸易，杜佑的广州府已占了十分之**的份额；与渤海的贸易，那李师古的淄青也占了十分之七八的份额；故而我们扬州的目标，就是去开拓海东，也即是和新罗、日本的贸易，只要我们的商队在日本站稳，下步就是带去丹砂（水银），炼出他们的白金带回本国来铸币，反正对方还根本不晓得炼银的手段，而我唐的道士则懂。”

    “要是那日本察觉不允，又如何”

    “本道有的是手段让他们屈就。”高岳信心满满，“只要我淮扬，联合浙东浙西，能垄断海东贸易，前十年每年应该就能得利五十万贯，假以时日，二十年后扩大到每年八十万乃至百万贯都没有问题......更别说大批白金流入到我扬州带来的额外利润。”

    当高岳报出这么大的数目，韩愈和柳宗元无不咋舌，盐铁司榷天下的茶和酒，一年所得也就五十万贯而已，这单单海东的贸易便......

    如果海东贸易真的成功，以后再想割弃，就很难做到了。

    怪不得，怪不得，高岳说在新的时代到来后，为了能得到白金，商贾、百姓和军队都会支持他，都会甘心为他所用，或征讨，或侵攻，或殖拓。

    甚至此次征南，即征讨洞蛮，高岳也不再避讳真实目的:“黄少卿这样的岭南西道蛮夷，不过蛇鼠耳，我必擒之献于阙下。我的深意，是借助此次出海去广州府，沿路整合镇海军，还有浙东和福建的‘白水郎’、‘游艇子’为我所用。”

    原来如此！

    白水郎和游艇子这个称谓，自东晋时代孙恩、卢循起义时便存在，指的就是浙东、福建和岭南那些世世代代以船为家、以海为生的水族族群，也是武装海商，当然在守旧的官府眼中，他们都是海盗。

    现在高岳要借此，将这群灰色地带的水族子弟给统制纠合起来，这将是他未来海洋势力的基石！

    韩愈现在只觉得思想有点窒息，他很努力，但想要跟上高岳步伐，可依旧困难。

    白金，原本是韩愈不屑一顾的东西，他认为君子不能被这东西所役使。

    然而高岳若是掌控了白金，怕是会进一步，操弄整个天下。

    更可怕的是，高岳说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华夏的百姓们。

    此刻高岳望着一脸复杂表情的韩愈，笑了笑，忽然吟出了首诗歌: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

    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

    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

    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

    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

    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韩愈顿时脸红，这首《出门》是他进士刚刚及第时所写的，当时韩愈既有年轻人登第的野心，但也有对未来仕途的不安，更害怕自己不能实现身为男子的最大价值——修身、齐家、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