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十五年
时间:2023-05-23 来源: 作者:忆花雪
热爱教师事业又怎么样把人逼到天天睡不着觉的份上,换是谁谁都受不了。
如果李顺安是富二代,大老板,对她说:“别上班了,我养活你。”
就好了。
她会喜极而泣,马上递交辞职报告,然后乖乖地在家做全职太太。
怕就怕还没等他能挣钱养活她的那一天,她已经精神崩溃,支撑不住了。
和林建宁的如临深渊不同,李顺安对学校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因为他嘴皮薄,脸皮厚,跟谁都能调侃几句,所以他并不用担忧那些评分操作会让他自己被打分低排名靠后。而且他所在的电子系每年都有学生参加电子设计大赛而获区级甚至全国性的大奖,作为指导老师,他几乎每年都会得到一个最佳指导老师奖,拿到这个奖自然在量化考核评分里面比其他老师多拿几分了。
第九章 大英改革
就在量化考核让林建宁抑郁寡欢,甚至想辞职不干的时候,学校又出台了奇葩的大学英语改革政策。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呼吁弱化英语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强化汉语地位,全国各高校掀起了一股大学英语改革之风。
之前大部分的高校都规定在校生必须考过大学英语四级才能拿到学士学位证书,梧桐学院虽然没有这个硬性规定,但是学生想拿到学士学位,按规定,四个学期的英语期评平均分乘以百分之六十再加上四级考试最高的一次成绩除以七点一后再乘以百分之四十,最后得出的分数必须等于或超过60分。
全国高校掀起的大学英语改革之风,大家把聚焦点落在最具争议的地方:学士学位是否一定要与英语成绩挂钩以四级成绩高低去逼破每位在校大学生去学英语,而对学生的汉语水平却没有任何要求。
这不是崇洋媚外吗让学生忘记母语,淡化母语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还不如鼓励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母语,学好汉语。英语又不是我们国家的官方语言,为什么非要让祖国的花朵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到了大学还在学
支持学英语的一方认为学好英语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英语是国际化的语言,是国际交流的一种工具。
无论去哪个国家,都可以用英语跟那个国家的人们进行交流。而且世界任何学科最杰出优秀的科研成果论文几乎全都是用英文发表的。
反对方认为现在英语在中国的地位已经被妖魔化了,大家像神一样供奉着一门外国语言,家长把送孩子去培训机构学外语当成了一种时尚风气,各种英语培训机构遍布全国。
这种现象实属荒谬。怎么不见外国人来学汉语为什么舔别人屁股的总是我们,而不是外国人来舔我们中国人的屁股呢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激烈辩论过后的胜出方是反对方。
英语是要学的,学好了还是有用的,但是,但是真的不能过火。
大学英语改革势在必行。至于怎么改,就看各高校自己怎么执行了。
有的高校直接取消了学士学位与大学英语四级成绩挂钩的规定;有的高校把在校生需要学两年大学英语的规定变成了只学一年。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通过了不再颁发证书,学生只拿到一张成绩单,成绩单上只写着具体的得分。
如果用人单位招聘对大学英语四级成绩没有要求,那么大学英语可能真的要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退出来了。
有传言流出,以后高考不用考英语了!
建宁回家时,爸爸有一次神色担忧地问她:“以后要是高考不考英语了,那你不是要失业了”
还想着自己辞职,看来没这个机会了。
直接失业下岗。
那段时间教研室主任三天两头地在工作群里吓唬他们:“看你们谁还埋怨周课时多,以后想上课都没课上了!”
书记为此专门给全校所有的二级学院领导和大学英语教师开了个会。
会议开始时,书记左手扶着金丝眼镜框,右手盯着稿子念。
念了十分钟后,他的表情突然丰富起来,后来直接丢掉稿子,摘下眼
第十章 改革开始
梧桐学院的大学英语改革按书记的思路和方案在大多数教职员工的反对声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学生们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去学习,明知道前路坎坷,荆棘载途,仍然不得不迎头赶上、奋力而战。
任课老师第一节课就告诉他们,这门课将是他们所有科目中,最难通过的一门课。
挂科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啊!
如果学生知道他们命运多舛,大多数同学将毫无悬念地挂科,也许他们会拼死一战。
书记看到大家的努力,会一时心软改变决策吗
当大一新生沉浸在高考结束,大学美好生活进行时,未来人生仕途光明的美梦中时,期末考试成绩一放榜,突然间发现自己挂了科,挂的还是自己学了十几年的英语!
老师们为了达到书记要求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挂科率,绞尽脑汁才想出了不管考何种形式的听力,一律只放一遍录音的妙计。
哪怕考的是新闻听力,也只放一遍!坚绝不放第二遍!
书记在会上说完那番让全校学生挂科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话之后,当天晚上出去应酬时喝了点小酒,说过的话被抛诸脑后。
可怜的大学英语老师们因为挂科率太高,被教务处恨批一顿后,让老师们第二学期免费开设加强班,让那些考试没通过的同学们重新上一个学期的课,重新考一次试。
上学期的成绩作废。
教务处的理由是他们没有接到书记高挂科率的指示,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
老师们自做主张让这么多学生挂科,这么多挂科,为什么不向教务处打报告。
如此高的挂科率,本科评估怎么过得了
好吧,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吧领导们一个一套不同的准则,还让不让人活了
第二年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决定将大英改革进行到底,提出把全校学生按高考成绩和她负责出题,组织全校新生进行一次入学英语统考的成绩做为参考,把学生分成abcd班,分级教学。
为了英语统考试卷,2014年的中秋节、国庆节,林建宁都在熬夜改卷中度过。
中秋节那天晚上,家人边吃吃月饼、田螺、板栗,边聊天赏月,唯独林建宁手里拿着试卷一边改卷一边偶尔抬头看一眼天上挂着的圆月。
月亮皎皎如我心,我待学生一视同仁,可惜领导不让啊!
除了分班,教研室主任还把网络自主学习当成梧桐学院大英改革的重大创新点和功绩。她说服学校高价买下一个和大学英语教材配套的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使用权,让全校师生注册登录学习。
因为这个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本身不完善,人一多上线平台就卡住,根本无法操作。
所以收效甚微。
后来因为问题太多,只好作罢。
第二学期另换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用起来还算勉强。
只是老师的工作量开始成倍增加,因为学生登录时一会忘记自己的用户名,一会忘记自己的密码,一会做题了平台显示没做,或者有些朗读题读了录不进去。而如果不完成,又影响期评,有些学生没有电脑,不得不去网吧做题。
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找任课老师。而每个任课老师都带了两三百学生,哪怕只有百分之十的学生有问题需要解决,个个找老师的话,老师也不胜其烦。
而且很多网络
第十一章 绝望的我
本科评估、量化考核、大英改革,慢慢耗尽林建宁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和向往。
此时离她大学毕业到校任教已经过去整整十三年。本科评估之后,学校很多的规章制度与从前大不同。除了之前提到的改卷要求有变化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有所变化。
你可以理解成是学校走向规范化、程序化,也可以理解成形式主义之风越来越严重。
以前,学生参加期末考试后,教师改卷登成绩,一个学期的任务基本完成。
现在,老师改完成绩后要对试卷进行质量分析,要把试卷和答题纸按顺利排好,装订,打印成绩册、平时成绩册、试卷质量分析报告、改卷教师签名表、学生网络自主学习成绩册等一堆表格装订。成绩册、质量分析报告要找教研室主任、二级学院院长签字;改卷教师签名表肯定也要找其他教师签字了。
这些都弄好后,统一装袋填好袋子封面,上交,等下学期开学后督导检查做记录,以备量化考核时作为教师个人工作量打分依据。
几百上千份试卷整理起来并非易事;上百张表格填写打印找领导签字(盖章)更是繁杂。
上课认真备课肯定是对老师们最基本的要求了。评估后,学校要求教师备课除了熟悉教材内容,制作ppt以外,还要写教案,写工作记录本,每天上完课回到家上网登记当天的学生处勤情况。
工作记录本要求填写的内容包括每天的授课内容、地点、班级、学生考勤、学期计划、课程进度表、科研教改立项、论文发表情况、听课记录、出题记录、监考情况、指导学生论文情况、学生期末考试试卷分析、上课心得、学期总结等等(很多内容是重复工,比如说考勤,网上已经登记过考勤了,工作记录表又要求手写一次,期末整理试卷档案袋明明打印了质量分析报告,这里又要写一次)。
除此之外,还要时不时地参加网络培训、考试。教学比赛越来越多,学校的、区级的、全国的,多如牛毛。
工资发放也进行了改革。这些年发的是绩效工资。总量并没有提高,每个月扣除百分之三十出来,按量化考核的结果进行奖励或处罚,给排名在二级学院前面百分之二十的教职工发放奖励,据说每人的奖励金额每年差不多有一万左右。
排名靠后者,因为怕老师们起来造反,量化考核的第二年,书记提出的末尾淘汰制还是没能实施,只是在学校网站院内通知下发文件公示通报批评。
本来工资也不高,扣掉百分之三十之后,建宁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连两千块都不到,课酬老样子,没啥变动。
只是公积金恢复到建宁和李顺安刚买房时的数量了,好歹算是有了一点提高,正好弥补绩效工资被扣除的钱。
2014年的量化考核,如建宁所料,没有科研教改立项、没有论文发表、没有教学比赛获奖、同行评价打分差点倒数的她,总分在大学英语系中排名倒数第三。
在整个师范学院中排名倒数二十多名。
2015第三次量化考核排名和2014年差不多。
2016年她试着发了两篇省级教改论文,版面费一千多一篇。
还试着写了两篇超过五千字的科研论文投到核心期刊,等了大半年也没见任何回音。
倒是接到过无数来自全国各地自称自己是编辑的电话,来电无一例外跟她表示有办法帮她撰写或发表核心论文,让她先寄一笔数额不菲的论文审稿费,或中介费,或代笔费。
第十二章 同病相怜
在她陷入绝望境地,对工作的热情殆尽,唯一一个可以给她些许温暖和安慰的同事就是何老师。
她时不时给建宁打来电话,有时候问问现在大学英语排课情况,有时候问问建宁现在上课生得怎么样,有时候也会无比愤恨地责怪当年大学英语系的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将她和史老师评课打分排名的情况上报,害得她迄今为止还没有岗位,像孤魂野鬼般飘在学校各个二级学院教学办公室,给秘书打下手。
建宁静静地听着,不知如何去安慰她。
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被排挤被淘汰,说不定是明天,后天或者电话一挂,马上就接到让自己停课的通知。
“何,我觉得压力好大,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
“要坚持住啊!看我,一个没岗、受尽别人冷嘲热讽的人还在努力支撑着,你做得好好的,有什么理由放弃呢!你要替我好好地把教师这份职业做下去啊!天知道我有多想做回老师,多想重新站在讲台上,再给学生上一节课。很久以前学生送给我的贺卡,给我写的信,我一直保留着。时不时把它们拿出来,读一读贺卡和信纸上写的字,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刚毕业时意气风发站在讲台上的日子。”
美好的日子,总是那么让人怀念。
2015年初,何老师被调到某个穷乡僻野支教扶贫去了,待遇没变,拿到的还是只有基本工资。
大概她心情不好。建宁连着打了好多次电话,听筒里总是传来“嘟嘟”的声音,从来没有接通过。
何老师没有给她回电话。
此时离她本科评估被停课调离教师岗,已经过去整整三年。
本科评估中被降级的高老师和石老师好歹还有课上,有课酬领,而仅仅只因为一次听课就被刷下来的何老师,真的有点冤啊!
她也像建宁一样,在她被停课之前,从到校任教到本科评估的七年里,七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垦地工作,上课从来不迟到,不早退。
认真备课认真上课。即使生病,只要早上闹钟响的时候,还爬得起床,决不请假。
2015年下半年,扶贫回来后,何老师又回到师范学院教学办公室给秘书打下手。因为教学办公室普通职员只有教学秘书一个岗位,所以她依旧没有岗位,全校唯一一个没岗的人。
她给建宁打电话的次数慢慢减少,建宁不知道她在下乡扶贫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何老师扶贫回来后她打了几次电话给她,她依然没接电话也没有给建宁回电话。
她去微信刷朋友圈时看到几张何老师发上来的照片。照片里,何老师穿着水鞋踩在泥浆和浑水里,手里拿着锄头。背后是连绵起伏、高耸苍茫的大山。不远处是几间简陋的泥砖瓦屋。
她猜想也许何老师在下乡的那几个月,过得不好所以才不想理会她。
她回来后,建宁有事要回办公室时就会见到她。坐在秘书旁边的一个电脑桌前,负责接收文件,传递通知,整理资料等工作。她剪短了头发,一脸消瘦,如果你再认真看一眼她的话,就会发现她的头上已经长出了很多的白发。
偶尔她会在大学英语群里发表一些对教学管理上的质疑,比如质问教研室主任:单凭某一次听课是否能够证明这位老师上课真的不行如果您觉得这位老师上课真的不行,为啥平时没有对她的教学提出建议并帮助她提高教学水平如果这位老师教的学生获奖了,为什么获奖证书上指导老师不是她而变成了赛前跟学生短暂接触过一两天或半个小时的那些带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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