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这个问题也算是齐国经济学派和墨家经济学派的一大分歧。

    比如在《节葬》、《节用》的这个问题上，墨家的想法是薄葬，积累资本再投资生产，使得马匹牛羊布匹粮食乃至人口在二十年内都能翻倍。利用土改手段，使得在泗上内部没有大贵族，而将再生产的产品投入到外部市场，不断侵蚀天下。

    但齐国经济学派则认为“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此谓众约。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

    也就是说，不但要厚葬，而且要把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大力推广。

    不但要大力推广，还要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停，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




第二百四十六章 齐国的路（四）
    齐国经济学派和墨家学派关于财富的看法，既有相似之处，也有难以契合的地方。

    对于“富国”这一想法，双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根本不同。

    理论道义终究只是理论道义，齐国的路，需要和现实契合。

    齐国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现实、或者说和泗上墨家完全不同的局面，就是齐国根深蒂固的贵族。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变革的大时代下，变革必然要损害贵族的利益。

    墨家的手段简单粗暴，将泗上的贵族彻底清除，或是**消灭、或是逼着他们成为工商业的投资者，用土地改革的方式瓦解了贵族存在的基础。

    但齐国不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手段，不是因为田和仁义，而是因为他的执政基本盘是贵族，而不像墨家那里执政的基本盘是庶农工商。

    贵族的势力在齐国有多强大不用看别人，看看田氏自己家族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大贵族阴谋政变夺权的，当年田氏不禁宾客，导致子嗣繁多，分封建制之下子嗣繁衍一个家族控制了齐国七成的封地，这正是田氏代齐得以成功的因素。

    富国之后，还要强兵，这两个很现实的梦想，也不得不考虑齐国的现实情况。

    在这一次政变之前，田和已经开始思索齐国的富国强兵之路，也可自己身边的谋士幕僚们讨论过许多次，吸取了齐国委托管仲之名的管子学派的许多人。

    要用管子学派的理论完成富国强兵，就不得不考虑贵族的态度。

    如何让贵族能够听命于齐侯

    如何能够从贵族手里收上来钱

    如何能够将贵族和国君的利益绑在一起

    这是齐国的难处，也是齐国不可能借用泗上墨家经验的根本原因——泗上没有贵族了。

    放眼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如今是泗上。

    泗上的经验不能学，那么除了泗上之外最富庶的地方，便是宋国围绕泗上周围的那些地方。

    那里很富庶。

    那里又和泗上用着不太一样的制度。

    那似乎是可以学习的。

    宋国靠近泗上的地方，贵族是怎么富庶的呢

    这一点田和有所耳闻，用简单的话来说，那里的小贵族们不再依靠封地的劳役地租来生活，而是将自己的封地经营起来。

    比如原本二十井的封地，依靠劳役地租的话，二十井中便只有最多三井作为自己的收入，依靠其余十七井上的农夫进行封建义务的耕种——公事毕乃敢治私——的制度，获得三井的收入。

    但现在，宋国靠近泗上的那些土地上的小贵族们，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他们收回了自己的封地，将多余的农夫驱赶出封地，使得大量的农夫前往泗上进入冶铁、手工、玻璃等行业。

    然而仍旧是二十井的土地，但是土地的所有者则购买牛马、采取垄作、买来犁铧，雇佣农夫种植粮食。

    泗上的工商业大力发展，正需要大量的粮食、酒、靛草等诸多农产品，那些原本只能收入三井的宋国小贵族们经营着二十井的土地，根据泗上收购的市场价格，或是种植土豆开办酿酒作坊、或是种植小麦玉米沿河运送到泗上、或是种植靛草棉花。

    大量的农夫失去了土地，但是并没有造成动乱，因为泗上工商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人口，顺带着泗上工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宋国大量的作为商品的粮食，而泗上的手工业品又不仅仅在宋国销售，所以造成了一种稳定。

    即: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农夫被驱赶出了自己的份地，泗上那边每年接收成百上千的宋人进入作坊或是南下垦荒，再从宋国收购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作出的商品再销售了天下各处。

    看上去宋国那里的富庶，是齐国可以学习的，但是田和之前和管子学派的人讨论之后认为并不可以学。

    其一，军制问题。

    宋国二十年前商丘政变国人共政之后，商丘有了一支可以碾碎贵族的半常备军。泗上墨家占据的地方，很大一部分是宋国的，依据当年的盟约，如果宋国内部出现动乱，墨家的军力会如当年对楚作战一样，支持国人共政。

    宋国加上崛起的墨家，魏韩楚衰落的现实，使得没有诸侯在不能够一举灭绝墨家之前会去招惹宋国。

    宋国的小贵族的存在，已经和原本的分封建制的军制不同，打仗的时候不再需要征召贵族的私兵，半常备军和墨家的势力就足以维系宋国的稳定。

    除却严守君子之礼、认为驱逐农民离开他们的份地是“不仁”的贵族外，剩余的那些小贵族深受泗上工商业发展的影响，逐渐将他们的封地，变为提供商品的生产资料。

    齐国不同。

    齐国没有数量足够的常备军，走的是农兵合一的制度，临淄地区的士卒是国君可以征召的主力。

    打仗的时候，临淄地区的农兵为主力，各个贵族需要履行自己的封建义务，为国君提供符合自己封地的战车、徒卒，以及各自的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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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七章 齐国的路（五）
    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里和矿山里不就完事了

    对于那些已经发达了大工商业者除了要扶植之外，还可以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充实府库。

    比如“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就好比有一个善于经营冶铁或者制盐的大商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钱，而且还有足够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产业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虚爵而骄之”。

    假使这个人虽然富庶，但却没有贵族身份，那么可以赐予他一个贵族的身份，当前赐予他的贵族身份是虚爵。而且还要对他征税以达到春秋之时而消之、从他身上榨取油水；顺带要让这些商人开始讲“礼”从而让他们看上去是贵族并且支持君



第二百四十八章 齐国的路（六）
    作为代齐的田氏，田和知道贵族的种种手段。

    二十年前他不是国君，而是整个齐国最大的贵族，所以贵族的那点小手段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不是底层出身起义上台的农夫，所以他未必知道底层想要什么，但一定知道贵族们想要什么、反对什么。

    为了鼓励贵族们发展工商业，或者说为了防止贵族们和他们家族当年一样积累势力，他还要制定以下的政策。

    其一便是统一度量衡。

    田氏起家，靠的就是度量衡的不统一以招揽民心，荒年的时候用大斗出借，小斗问还，从而合法合理地利用度量衡的不统一，钻了空子打了擦边球。

    这一点他不是针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想到的，他只是基于自己家族的发家史想到的。

    当然，这一点田和觉得也可以促进齐国工商业的发展，并且有利于他征收赋税。

    其次，便是公开允许贵族开办冶炼金属等行业，但是一定要申明公开，否则一旦查处到不申明却悄悄开办的，立刻除以重罚甚至削去封地。

    这个行业，也是各个贵族发家致富的好东西，田氏发家的时候，就有开采黄金和铜的行为。

    既然这是贵族们都做的事，那他不妨允许贵族这样做，只要缴纳足够的税就可以。

    人手不足封地上的农夫归贵族支配，你们愿意做就做。如果民怨沸腾，那可以杀鸡儆猴，减缓民众的恨意，同时还被民众称作仁义之君。

    技术不足允许工商业者开办，并且可以给予工商业者扶植，只要请求，甚至可以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出让给工商业者，使他们谋利。

    资金不够“国轨”和官山海政策之下充实的国库，可以给予贷款和扶植。

    甚至于一些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官办”手工业，都可以转让给一些想要扶植的豪商。

    春秋时代，各国的手工业都是官办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才出现了大量的私营手工业。

    但是齐国的经济学派认为，在现在“民思变业”的前提下，再用官营的手段继续束缚那些“百工”身份的人做事，他们会心怀怨恨。

    再比如开办矿山，如果直接征召农夫服劳役，民众聚在一起就容易闹事，而且打仗的时候这些农夫必然心怀怨恨，可能倒戈。

    既然这样，不如将一些官办手工业转交给私人——至于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得到这些产业，那自然是支持齐国经济学派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这么搞能够得到利益的人。

    这样一来，便可以使豪商经营原本官办的手工业，商人求利，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榨取利益，而国君只需要收税就足够了。

    而且诸如开办矿山之类的工业，让豪商们参与进来，组织由他们组织、出事由他们负责、农夫怨恨也可以适当地杀一批，而农夫也不会怨恨到国君的头上。

    作为国君，只需要“十取其三”，获得足够的利益充实府库、征召士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