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当官那些年

    所以这次的旗袍秀同时也搬到了展览会上，看到这些外国人痴迷的目光和毫不掩饰的垂涎，陈惇毫不手软地在每一套出售的旗袍上加了超出其本身价值的“看秀费”。

    陈惇既然将这次展览定位为高端产品销售，所以一匹上等丝绸就卖到了五十两至一百两的高价，当然织染局中，这种上等丝绸只有三万匹不到，剩下的就是中等和下等丝绸了，在这一次的推动下，也卖出了三十两平均的价格。

    当然这群商人叫苦不迭，他们虽然恨不能将所有丝绸一口吃下，然而在谈起价格的时候都哭爹喊娘，这个说自己刚刚买了一批瓷器，银子周转不开；那个说自己刚赔了生意，还有一本正经说中国市舶司难打点，那些怀远驿的官员们血盆大口，吞了他多少多少银子。

    总之就一个中心思想，要求降价销售。

    陈惇打断他们的话，怒骂道:“艹你大爷的，连台词也不改。”

    当然这句话通译是没有传译过去的，陈惇自然是不会给他们降价销售的，虽然说这第一次要打开销路，但日后定价如果都援引这次，那还冒着触怒张经的风险开这个展销会干什么呢

    况且大海茫茫，陈惇要是同意赊账，最后人跑了，怎么去追呢

    陈惇反正放慢了性子跟他们磨，说实在的，他们的大船停在苏州码头，每日要交一百两银子的费用，损失的又不是陈惇，何况陈惇的威胁也很有实效，告诉他们，虽然他们是第一批来到苏州参加展销的商人，但永远不是最后一批，不久就会有朝鲜、琉球和安南的商人乘船赶来，他们所享有的只是优先购买权而已。

    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商人，那一定是“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对这些西夷商人来说，利润已经留有足够的空间，陈惇在讲价的时候，就坚决不答应赊账甚至减免的要求:“除了质量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退货或者换货的可能，除了风险共担，双方的合作更多注重的是彼此的诚信，货款两清就是交易的基石。”

    不过这一点在有一天晚上，一个矮胖的鲁密国商人巴斯图尔克独自宴请了陈惇之后，他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

    巴斯图尔克来自鲁密国，当他一说“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陈惇就知道鲁密国是哪里了，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正是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这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领有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之大部分领土，北及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国家，是东西文明交汇之处，并掌握东西的主要陆上交通线近六个世纪之久。

    自灭东罗马帝国后，奥斯曼帝国定都于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伊斯坦布尔，而且此时正是其帝国版图最大的时候，是它最伟大的君主苏莱曼大帝在位之时。

    当陈惇试着说出“苏莱曼”的名字，就见巴斯图尔克眼中露出极为兴奋和喜悦的光芒，“赞美哈里发，他是最仁慈的王，最公正的王，最伟大的王，天上的国度属于安拉，人间的国度属于哈里发！”

    苏莱曼的确是武功赫赫，文治也同样煌煌，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大量的财富和广袤的领土，是世界上最强国之一。教三大圣地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故都大马士革、阿拔斯王朝故都巴格达和法蒂玛王朝故都开罗都在其版图之下，真可谓黄金时代。

    一个国家强盛与否，对




第六十九章 鲁密铳
    鸟铳这东西已经被兵仗局和军器局成功仿制出来了，但还不能大规模生产。它是从日本倭寇手中缴获而来的，而日本又是从葡萄牙人手中得来，基本上东亚的火绳枪几乎都是葡萄牙式的天下。

    但陈惇眼前这个火绳枪就是奥斯曼帝国制造的火器，形制构造却与鸟铳有明显不同。铳管就特别长，约长六七尺，约重七八斤，发射的机关在床里，捏一下就掉。而床尾有钢刀，若敌人逼近，还可作斩马刀用。

    巴斯图尔克醉醺醺地站了起来，给陈惇演示怎么装填火药，“……用手指头堵住管口，开门倒倾，装满之后关闭颈门，塞入铳内。”

    陈惇装了一发弹药，站在园子里，前捉托手，后掖床尾，捏住发机关，准星对准树根，“砰”的一声，就见烟雾过后，树根已经被炸开一口巴掌大的口子。陈惇发现这种火枪发火装置进行了改良，枪的机头与机轨均安于枪把，并在贴近发机处安置了一个长一寸有余的小钢片，以增加弹性，使枪机能够捏之则落，射毕能自行弹起，具有良好的机械回弹性。

    “姿势不对。”巴斯图尔克示范了一个正确的姿势，他半跪在地上将铳举起，左手执托手，枪头抵在膝头，枪尾紧夹腋下，对前照星打了一发，从陈惇射出的大窟窿中射了进去。

    陈惇也来了一发，但他很快摇头道:“这东西威力还不如鸟铳，不过射程远了一些。”

    陈惇其实对这把火绳枪感到有些失望，他记得万历年间有本《神器谱》，比较了各国的火器之后，认为鲁密铳优于西洋铳，西洋铳又优于鸟铳，不知道怎么回事，陈惇反而觉得鸟铳好使些。虽然其构造还算是有进步，但陈惇并不觉得有什么实际效果，而且铳床尾有钢刀，说是近战可作斩马刀用，他也觉得设计地莫名其妙。

    但这东西提醒了陈惇，他拍了拍巴斯图尔克的肩膀，用亲热的语气道:“老兄，你刚才说你曾搭乘欧罗巴商人的船只，那也就去过欧罗巴了”

    “去过……”巴斯图尔克嗯了一声，不屑道:“地方太小了，转个身就到了另一个国家，哪儿比得上我的国家，你们中国也是个大国，幅员辽阔，有句话怎么说的，太阳照射的土地……”

    旁边的通译很快就领悟了他的意思，道:“他说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陈惇微微笑了一下，觉得挺有意思。

    “那你知道欧罗巴如今有一种枪，”陈惇比划了一下，打探道:“不需要火绳吗”

    在陈惇模糊的记忆中，这个时候的欧洲应该已经有了一种新式的火枪。这种火枪不需要用火绳，是通过转盘摩擦出火星，点燃底火盘里的引火药，火星通过引火孔进入枪膛点燃火药发射子弹。

    巴斯图尔克并不知道，但有佛郎机的商人知道，当这个人意识到陈惇对这个东西感兴趣，而他可以得到一些优惠措施的时候，顿时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全都说了。

    “十年前日耳曼同法兰西打了一仗，”这个名叫佩德罗的葡萄牙商人有着浓密而茂盛的卷发和络腮胡，他自己也自称‘大胡子佩德罗’，“日耳曼大胜，就是因为他们的骑兵，装备了您说的那种没有火绳的枪，我们把它称作‘转轮打火枪’。”

    当时德军骑兵装备了转轮打火枪，法**队仍装备火绳枪。战斗进行中，突然风雨大作，装备火绳枪的法军几乎没能打出一枪一弹，而以转轮打火枪为主要武器的德军骑兵则越战越勇，将法军士兵打得落花流水。不久，屡遭失败的法国国王也雇用了相当数量的同类骑兵，这些骑兵也配备了转轮打火枪。

    说到这种枪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佩德罗道:“日耳曼有一个天才钟表匠基弗斯，在钟表界颇有名气，他不仅能造出各种造型别致的精美手表，对各种枪械也有浓厚的兴趣……有一天基弗斯家中来了个客人，客人在抽烟点火时，没有用火柴，而是用古老的燧石摩擦点火，这给他了他灵感，他把钟表上那带锯齿的旋转钢轮与燧石结合在一起弄出了这种新式的转轮打火枪。”

    陈惇大喜道:“对，就是这个东西，如今欧罗巴各国都应该装备了吧”

    佩德罗摇头道:“……事实上，只有几个国家的王宫里，国王给他的卫队配备了这种转轮枪，因为它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里头的锯齿钢轮构造非常复杂，一旦钢轮受到污染，几乎就瞎火了，而且它成本高昂，制造一把转轮枪的价格，可以制造四把火绳枪！”

    所以即使这种转轮打火枪诞生了三四十年了，也没有动摇火绳枪的地位。但转轮最主要的优点就在于机械点火，相对于火绳枪的火绳点火，其优越性不是一般的明显，陈惇不信这三四十年里，欧洲没有发现这一点，他记得转轮枪出现不多久后，人们就开始费尽心思寻找一种可以替代转轮打火，同时又较为简便的机械装置，很快燧发枪就出现了。

    要说转轮枪和燧发枪有什么区别，其实他们的打火原理是一样的，但转轮火枪是用铁轮的转动和燧石摩擦，而燧发枪是用鸟喙状的燧石击锤与铁盖快速撞击、摩擦产生火花的。燧发枪这东西从发明到使用的四百年间，都是世界最先进也最无法动摇的热兵器。

    陈惇再三询问，但佩德罗还是一脸茫然:“恕我并不曾听闻有这种枪，也可能你说的的确是有，而我在海上漂泊太久了，国内



第七十章 哲学史
    要说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史，究竟哪个诞生的更早，其实很难说，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的思想基础一样，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哲学，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公元前7至前6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重视宇宙本原的研究，这个阶段的哲学被称为自然哲学。由于对世界本原的回答不同、哲学家居住的地区不同，形成了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毕达哥拉学派、爱利亚学派等。

    当然自然哲学的影响，远远不如随后产生的人本主义和系统哲学的影响巨大，哲学家们讨论的中心不再是自然界宇宙生成等问题，而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和看待世界的方法上面来，他们逐渐开始探讨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客观规律，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派与亚里士多德这个唯物派进行了对立和交汇，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甚至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哲学。

    哲学不分东方和西方，本质上都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探讨，而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是普遍适用的，所以不论东西方，对哲学的追求都是一样的，而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两千年前的东西方，都出现了唯物和唯心的理论，而它们的对立和分歧，几乎不谋而合。

    比如老子的著作《道德经》所提出的思想，是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为基础，展开以自然为义理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认识一个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著，道家哲学发展的社会哲学。这在西方哲学中，就有相同的理论著述。他们认为万物的本质不是物质性的元素，而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数”，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认为是“存在”，并认为“存在”是不变的，不生不灭的，运动变化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他们提出的非物质性的抽象原则，对以后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影响很大。

    又比如说，亚里士多德通过六篇逻辑学著作《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为西方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而比他早几十年，墨子就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他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

    甚至古代希腊哲学中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哲学主意，如诡辩论、怀疑论、神秘主义、相对主义、折衷主义以及各种颓废没落的人生哲学，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相同的东西，难道“庄周梦蝶”不是一种怀疑论吗

    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哲学的起源是如此相同，而后来的发展，中西方却走上了越行越远的歧路。中国人的主流从某一个时期开始，渐渐走向了彻底的唯心，间或有一二唯物的喊声，也激不起任何浪花。而西方的唯心与唯物进行了数不清的对立和激辩后，各自占据了两大阵营，但即使天主教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这个时候反而唯物主义的理论越发完善，促使哲学愈益脱离神学。

    而西方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们也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受到的歪曲比较少，因此能够向我们提供比较正确的、虽然是幼稚的世界观。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挨得很近的事情，一个叫“焚书坑儒”，一个叫“罢黜百家”。作为两场实质上是统一思想的运动，陈惇发现历史应该给与这两件事情一个理性的思考。政治思想领域中不同主张的争议影响到他们各项改革政令的推行，但秦始皇并没有焚尽天下之书，而汉武帝却钳制了天下的思想。

    对于“罢黜百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由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学术上排他，政治思想上的禁锢，百家争鸣昙花一现后，终于由缓慢扼杀变为了一枪毙命。

    孔子本人对“天”有两种并行的理解:一是把“天”看成是主宰人世万事万物的人格神，另一种是把“天意”看成自然和事物变化的内在规律。当他强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时候，他表达的是神学的天命观；当他感叹“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又把“天”看成大自然和大自然不断变化的内在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也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其实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子时，是向唯物主义方向走的，荀子具备朴素唯物主义价值观，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更像是他个人的坚持而非整个儒家学派的坚持，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反到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当然孔子有很多思想，很难一句话来判断他是唯物还是唯心，但《论语》中也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儒家思想综合来说，表现为一种入世的哲学，但为什么后面却走到了彻底的唯心论上，当然还得把董仲舒这个人拎出来说一说。

    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宗教化了，事实上他是将神权和君权做了一个统一，就是给与了一个正式名分，称为君权神授。一套“天人感应”论，是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

    这套理论简直可笑，司马迁这样想。他极力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他对“



第七十一章 各国
    这样精通外国文字的人，巴斯图尔克的通译林州就是一个。他是福建市舶司的官员，出身于京都四夷馆。

    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立四夷馆，专门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正德六年增设八百馆，选国子监生习译。

    四夷馆教学也比较有特色，有的馆子是聘洋人执教（不是西洋，国人把不是汉族的其他民族都称洋人），四夷馆所教学生学习的外文，是执教的老师把本国的诗歌和民间故事译成汉字向学生教授，等学生熟记后再与外文对照最后才教学生学读外文。

    陈惇就道:“西天、西藩各是什么地方”

    “西天是古所谓天竺也，”林州道:“西藩是乌斯藏。”

    陈惇恍然道:“那四夷馆根本就是亚洲研究学院啊，是一所学习和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没有欧罗巴，也没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你是怎么学会他们的文字的”

    林州道:“我是在馆里看到了成祖时期，外交官陈诚出使西域的文字和他带来的书籍，自学出来的。文字能看懂，语言是后来巴斯图尔克到京城来，通过交流学会的。”

    很多人知道成祖时期郑和下西洋的伟业，但很少有人知道与之其名的还有一个伟大的外交使臣，他就是陈诚。这个人曾于洪武、永乐年间，五次出使西域帖木儿帝国，带来了中亚各国使臣，成就了万国来朝的故事。

    因为蒙古元朝并不像过去的王朝那样真的覆灭，元惠宗仅仅是让出大都，退回到漠北。他们还保留着大元政权，后世则称北元，元惠宗还继续做皇帝，仍然坚持了数代才被瓦剌和鞑靼分裂。所以明朝开国以后对漠北蒙古的征讨是长期的，过去蒙古在众多的外族番邦中威望空前，如何压制蒙古的对外影响才是决定明朝能否真正取代元朝的标志。如此就有了陈诚出使西域各国，向他们宣谕明朝的外交政策一行。

    林州所读的《西域行程记》为陈诚西使的日程记录，总共有五千字左右，按日记载了万里行程兼及沿途风物、地貌、气候、住地等。他由哈密抵吐鲁番，径直向西入天山到巩乃斯，渡伊犁河，绕过热海南下到哈烈。另外他还有《西域番国志》八千字，分地记载西域诸国十八处城镇，依次为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八剌黑、迭里迷、沙鹿海牙、塞蓝、达什干、卜花儿、渴石、养夷、别失八里、土尔番、崖儿城、盐泽城、火州、鲁陈城、哈密。按其地理方位，大体是由西向东，与《行程记》成逆向排列，即行程道里取西行历程，山川风物则以东归次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