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儿不为奴

周士相怕这种事，但他却不担心这种事发生，因为他相信自己，也相信他的部下们。
周士相相信自己会给部下们指出更加有“钱途”的道路，他也相信自己的部下们贪婪的胃口绝不会随着功成名就而减少。
这个世界上什么行业最bào利抢劫！
除了大明朝以外，满世界都是肥羊。
只要有对钱财的渴望，只要胃口仍旧贪婪，周士相便敢断定，江南的这些蝇头小利绝不会让他的部下就此止步不前的。
汪士荣又提出，既然大帅是想解决粮食不足，那么切不能让商人们以银代粮，因为这样做的话，后果就是商人们不再种植粮食，而是以利润所得一部来换取许可。这样的结果固然是税收的多了，可粮食却还是不多。当年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改制让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这种做法固然使大明财政收入骤加，可是原本在九边商屯的商人们却全部举家内迁，使得边军粮食大减。这直接导致九边残破，卫所军人如乞丐一般，渐渐失去财政力。明后期不得不以举国之力供养九边，最终导致甲申之变。





汉儿不为奴 第一千三十一章 迫在眉睫
周士相要解决的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如果采中汪士荣的办法，自然不会允许以银代粮。但是若是全盘采纳开中法，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将手中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种粮，成本虽相对明初那些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关损耗得要少，但也是一件极其费力，也需要不少人力的事情。这就会使得商人们的利润被减少许多，而纺织品在海外是有巨额利润，只是大头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是在金厦的郑氏及其他西方商人手中。两下一算，商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划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抬高货物价格，要么就是压低收购成本。
抬高货物价格，仅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因为海路被郑家所掌握，而郑家需要巨额海贸利益养军，绝不可能将定价权拱手让给商人。用周士相前世的话，经销渠道被人家握在手中，卖什么价就不是生产人能够的算了。如果商人们qiáng行抬高价格，郑家不再采购，那再多的货，也只能砸在商人自己手中，毕竟他们没有货卖两家的可能。显而易见，逐利的商人只会压低收购成本，那样一来，损失最终只会落到作坊里的工人，种桑养蚕的农民头上。
大明赶跑了大清，怎么折腾士绅老爷们，普通百姓可能管不着，但真要切切实实的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连温饱都没法解决，那问题就会又回到老路上。
蒋国柱在归降之前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封疆大吏，对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他在答文中明确指出，万历以来的天灾*，已经导致中原和湖广、西北残破，可以根本无自给之力，当地百姓几乎就是生活在死亡线上。而满清入关十七年来，一方面因为清军的大规模屠杀，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清在南方的争夺，使得南方的粮食生产也近乎停滞，两广、云贵四省人口恐怕都没有五百万。以致很多地方空有大量土地，却无人耕种，所以从前朝代采用的招募流民，恢复生产的办法在眼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流民，肯定有，为避兵灾逃到山区隐居的百姓哪朝哪代都不缺，可问题是这批人毕竟少，能搜罗百十万人便算顶天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有人，那么在大量人口死亡的前提下，想要彻底解决粮食不足这个难题，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繁衍人口。有了足够的人口，生产自然就能恢复上去，朝廷这时只要无治而为，过上二三十年，自然就是个盛世。而这，显然需要时间的。所以招集流民只能作为恢复粮食生产的一个手段，不能当成主要手段做。
蒋国柱做了几年江宁巡抚，对江南情况的了解比其他人都要深。虽江南一直号称清廷的财赋重地，但其实粮食也仅仅能做到自给程度。当年清廷三路大军入云贵，从江南tiáo拨的粮食极其有限，主要是为清军提供了大量银饷和一些辎重。洪承畴在云南时，曾给清廷上书委婉指出清军在云贵滥杀屠城，掠夺钱粮，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江南粮草不足支撑清朝大军使用，令得清军必须在占领区烧杀抢掠。通过对当地的掠夺，也是清军十几年来，甚至在入关之前就定下的基本方针，用书中的话便是“就食于敌”。等到敌人杀光了，人也变少了，那时事情便变得简单，一道恩旨免个几年赋税，任地方自己慢慢恢复便是。
江南无粮的原因就是付出与收获不等。
种粮所得赶不上种经济作物所得，百姓自然会选择后者。纺织品价格下跌，会让他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肯定不会埋怨压低收购价的商人，而是会埋怨太平军。这世上从来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动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纺品价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错也是官府的错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官府的错。
蒋国柱提出的办法是粮食补贴，通过高额补贴让百姓种粮所得不低于，或者不差种棉、种桑太多，以此来鼓励百姓自愿种粮。但这种作法只能短期内而为，不可长期，也只能仅限在一府或数府之地，不可在全国推行。原因很简单，哪怕是通过清欠和通海等案聚敛起大量财富，周士相的银库也吃不消这等花钱如流水般的补贴。
蒋国柱认为应将粮食补贴的这部分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由官府出面成立类似盐务总局一个性质的纺织总局，规定所有作坊必须接受纺织总局的统一管理，然后控制纺织品流通，在金山卫等港口设卡专营，凡出口海外的织口必须经港口抽取税收，税收所得再用于补贴农民种粮。
这个办法和汪士荣的办法一结合，等于是在从事纺业的商人和作坊主头上剥两层皮，两人都未考虑过商人会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头上。本质上二人提出的办法就是重农抑商。
周士相现在要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思来想去，既要让百姓肯种粮食，又能让商人们能够承担“开中法”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抬高货物价格。如此一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现在可以补贴农民一两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粮食产出稳定，这几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个北中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将来出关收复关外又要多少粮草。总不能太平军旗帜所到之处，和清军一样将饿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个一遍吧。
同郑家的水师一样，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决金厦的一个理由。
张长庚提出的办法则是兴修水利，引入良种，为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将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兴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引入良种，高产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着手，只是广东方面却迟迟没有传来有关红薯种子的消息。
其实，周士相对于引进红薯并不热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是让活下来的汉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红薯垫饱肚子，使得人来人往尽是“菜sè”。玉米也是高产作物，且适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这个周士相倒是特意吩咐广东从海外寻找。
最终，周士相决定开办纺织总局，由纺织总局统一管辖松江等的的织户和经营者，并行“许可证制”，迫使商人和从事纺业的百姓必须向官府交纳粮食；同时推行种田补贴，鼓励农民种粮食，对其中优秀者给予嘉奖，减免赋税或予以赏赐。同时查缉商路，于港口设关收税。另外则将各地清欠分司转为正式衙门，接收从前府县官办之事，推行建村设乡，整合农村，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则是在江南开始推行“粮票”制度，减少金银流动，使“粮票”成为唯一流通法定“货币”。
对福建郑家动手已是迫在眉睫，周士相在等福州的捷报。福州一下，四镇太平军则立时扑向金厦，迫使郑森来朝，郑经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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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儿不为奴 第一千三十三章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前世周士相自是不明白顾炎武所讲，今世却是秀才出身，顾的这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保卫国家，即使是匹夫这样的卑微之人，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先生的意思是所谓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皇帝变了，百姓依旧是百姓；所谓亡天下，却是仁义阻塞，也就是道德沦丧，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坑害，互相残杀。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保天下，则是我中国万千普通百姓的责任，是也不是？”在顾炎武这等当世大儒面前，周士相虚心请教。
顾炎武坦然道：“我所言便是此意。”
“先生方才如今满州率兽食人，是谓我中国乃亡天下，而非大明亡国，照先生之意，这天下显是要比大明要重。”周士相若有所思。
“天下若不在，要这国有何用？自甲申以来，满州残害我中华之民亿万万，使我衣冠传承尽断，举族面临绝种，如斯，自当保天下不保国。那肉食者不尽职责以致失天下，我之民众便可不必再奉养于他。”
顾炎武的意思很明白，只要能恢复中华天下，那明室自可不必存在。这般直率表达倒让周士相有些发怔，他没想到顾炎武的思想竟会如此“激进”。蒋秃子等一干部下要周士相称帝，是为从龙之功，而顾炎武虽未明言劝进，但显然指出朱明已失天下，故不当再保。二者的目的相同，只是道理却不同。一为私利，一为公义。
周士相轻咳一声，道：“先生是这天下本就是所有汉人的天下，国家也是所有汉人的国家，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天下兴亡之事。为官者，当以为官之道来为天下负责；为民者，当以为民之道为天下负责。假如你没有尽责，就没有权利享受相应的权利？”
顾炎武微一点头：“是也，先保天下再保国。天下得保，易国也是寻常。自古未有哪朝哪代江山永固的。”
“先生之见确是让我耳目一新，”周士相沉吟片刻，感慨道：“甲申前后，有几个想着身上肩负的责任?肉食者只想自己的权力好处，结果致失天下，一旦天下得保，此类人等自当不应再享有从前权利，否则，叫保天下的万千百姓和志士如何看。”
“正是此理！”顾炎武微微一笑，饶有意味的看着周士相。
周士相呆了一呆，低语道：“若君王也如此，是否也可不必再奉。”
“能者居之，能保天下者居之，不能者可虚之，可替之。中国之天下非一姓一君之天下，乃为万千民众之天下。尔今之天下，满目疮痍，人尽想中华qiáng大，百姓富康，然达成此目的需付出实际行动与努力。不愿投身于内者，自当拱手让贤。”
“先生的，我懂了。”周士相将手一扬，没有再就此事和顾炎武探讨下去，而是话锋一转道：“我想当为官者没尽到为官之道的责任时，而百姓也没有尽到为民之道的责任时，双方都没有权利去责怪对方，而只有一方做到了，另一方才有权利责怪对方。从我做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人人有责!”
“好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天下兴亡，人人有责。”
顾炎武赞了一声，这倒让周士相有些脸红，因为这话似乎是顾炎武的意思，他却归纳总结了下，有些窃人之功的感觉。
“今南都初定，但北都尚在满州之手，天下也是满目疮痍，我想qiáng国富民，却不知从何做起，不知先生可否赐教？”
“若要qiáng国富民，当革九弊。”顾炎武显是有备而来。
“哪九弊，请先生一一道来。”周士相一幅虚心求教的模样。
“一弊。今儒多谈心性命理，而孔子所罕言也；孔子多语兴与取舍，而今儒所不论也。弃实空论，是以释老亡儒，晋风祸国。此弊也。”
“二党弊。古人言政，言事而不言人；今人议论，多议人而不议事。但见一策，不问是非，先辨朋党。圣人语中庸之道，岂为此耶？此党弊也。”
“三钱弊。汉唐兼托米帛，可以富qiáng；前宋专用金铜，遂至积弱。盖金银之属，唯以贾人流之。吴有丝茶之利，行商云集；秦独稷黍之田，无银可易。故祸出于秦而及于天下，此钱弊也。”
“四兵弊。人不可以无食，国不可以无兵。古时以兵为士，待之如子弟；今世以卒为仆，视之若贱奴。有事奉若干城，无事驱如奴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而以大事托于奴仆贼虏之流，果可安乎？此兵弊也。”
“五将弊。孙吴之道，无不曰爱兵。而今之将者，独赖其私属亲、丁之流，而士卒少甲仗，寡衣食，无异流丐。庙堂之上，则目帅为屠狗无赖之辈。或侵其饷、或凌其人。将无其志，且失其气。有事安可托乎？此将弊也。”
“六税弊。税者，国以均富寡也。而今之赋，富者托以功名，贿于府衙，不能利一铢于社稷；贫者亡于催比、迫于胥吏，无可足其赋于国家。而不均者，尤以陕西最甚。所以乱出于秦而及于河洛，终荡天下。此税弊也。”
“七藩弊。成祖虚郡县以实中枢，中枢安而四藩皆穷。守臣以铢厘不足以纾困、有寡兵不足以御敌。故烈庙中枢一溃则四方崩解，以天下之大、人民之多，不能以为干城，致有衣冠之难。此藩弊也。”
“八吏弊。国家以籍官治郡县、籍官以胥吏治乡里。胥吏世代相袭，籍官历年迭易。故名虽令尹，实多昧于其政，困于胥吏。经年累患，至律令不行而政沦于贿矣！此吏弊也。”
“九义弊：善大言而不敏行者，古时稀也；好名节而能身践者，今世罕也。平日咸以圣人自任，责人之过，谩若仇寇；及临难时，或走或降，腆然不觉其耻。此义理之亡，是义弊也。”




汉儿不为奴 第一千三十四章 吴三桂安敢害我太上皇！
顾炎武提出的“九弊”到了明末的症状所在，周士相在广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很多便是针对这些弊症所做的改革。
如顾的“弊”，就是现实儒家教育的最大缺陷所在。孔圣人当年从不谈心性命理，只谈兴与取舍，时有六艺一，而今程朱理，却弃实就虚，只高谈清唱，而不务实事。具体到科举制上，便是以八股取士。然后国家便由一帮不通世事，只会八股的书生治理。而为官理政，大小事务无一不务实，这帮八股官员之前从未有过实务，如何能做得了事，从而不得不依靠胥吏，自然也就衍生出了“吏弊”。
可以“弊”和“吏弊”是因果关系，因“弊”而生“吏弊”。
顾炎武道：“欲要解决弊，重在改制，改科举制。弃八股，而行算术、刑律、历法、农事、兵事、工科等，国家以各科取士，所取之士术业有专攻，一旦任事，自是能条理明晰，不虞被胥吏蒙弊，cào控于掌中。”
周士相深以为然，将之前在广东推行的科举改革捡要点与顾炎武详，从童生入启蒙教材至大堂汇编教材，无一不是贴切实务。又提及当初广东开办乡试，所录举人皆至大堂习三年实务，方能派出任事。且初任职不为主官，而以“实习”身份于各有司协办听办，以一年为期，考核无误者，方能升任主官。又如现在江南各府进行的“清欠”，不仅士绅阶层大受打击，依靠士绅特权被垄断的府县六房也几乎是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听从于周士相的官吏，且很多是从广东tiáo来的“新官”，这些官吏现在是推行“建村设乡”的主力，将来则是整个朝廷的根基。
用顾炎武的话，周士相在广东办的新科举及大堂等制度，俨然就是一座山门，若要比较的话，倒和当年的东林书院很相近，只是二者所教一个为虚，一个为实，一个提倡实务，一个提倡清流。只要山门在，那么可以预见，将来整个大明朝的官吏便尽为此山门所出，日后便是周士相不在，这些新式科举出来的官员们也会将周士相所提倡的一切原封不动的继承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根基所在。动摇了新式科举，就是动摇他们自身。
周士相的做法自然是借鉴了前世的“公务员”制度，生所更是建立在前世教育基础上，顾炎武毕竟是当代之人，见识再广也难以前，因此周的很多做法和法都让他很是吃惊。细一思索，却是条条切中时症，比他原先所设想的更要周全，不禁让他对周士相刮目相看。
论功名，周士相是秀才出身，顾炎武也只是捐科的监生，二人倒也谈不上谁高谁低。论思想和术，周士相自是比不得顾炎武，但论见识，却又qiáng出其无数倍。顾炎武十数年来总结出“九弊”，周士相却早已经着手落实。虽其中有些手段过于qiáng硬，bào力，是良药，可也是猛药，纠枉过正。但如今之天下，不用猛药能行？正如周士相所，广东乡试后很多中举的读书人不愿入大堂习，只想立即去做官，这能行？确实，千年以来，科举也出过不少良臣能吏，可比例实在是少，于其让他们连理事的才能都没有，不如改革科举，使中举者确能为国家治民。
大浪淘沙，不愿留下来的俱成灰土，留下来的才有可能成为金子。顾炎武相信，只要周士相在，只要太平军在，用不了多少年，他提倡了那么多年，却始终处于空谈之中的革弊会一一实现。顾炎武自己是读书人，他不怕死，但他很清楚，这世上怕死的读书人远比不怕死的更多，愿意为自身前程接受新事物的读书人也肯定比保守的要多。寒窗苦读，只为一朝中举，光宗耀祖，可不是真为了什么继承先贤。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这话听着激昂，可事实上读书人又有几个真是为这宏大志向去读书的呢？
对于“钱弊”，周士相的猛药自然是“粮票”制了。
顾炎武认为流通金银多入商贾之手，汉唐之时国家货币非以金银为主，实以米帛实物为主，如此才使国家富qiáng。至宋代开始专用金铜，结果国家越积弱。当年秦国无金属流通，结果却吞六国，由此可见金银的大量流通对于国家并非好事。
现在，大明朝也极度缺乏粮食，金银之物却是许多，结果就导致有钱不一定能买到粮食或需要的东西。崇祯年间的流民之乱证明了钱弊。大量的金银在商贾富人手中，致使朝廷无有钱财赈灾、安置灾民，甚至连军饷都不出。有钱下去，**的官员又是层层漂没，到了百姓和当兵的手中少得可怜。结果就这少得可怜的钱也买不到救命的粮食，这人，不反也得反了。
来到这个时代也有几年了，除了和宋襄公探讨过明末以来的相关积弊，周士相还从未和谁像今天这般畅谈过。他将粮票的作用仔细解释给顾炎武听，顾炎武听后指出不可单一行粮票，毕竟百姓对这种纸质东西并不十分信任，弄得不好就会和“交子”一样。周士相忙又将广东银库行的银元和粮票双结合，且在官府体系内先保证粮票的价值，如何确保，及如何回收，如何兑换等等方法一一了。
“兵弊”和“将弊”也是因果关系，二者可简化为“军弊”。归根结底，军弊的关键就是自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上至国家，下至民间，都将武人视为仆役贱奴辈，有事时驱使卖命，无事时则百般欺凌。明初因开国勋贵尚在，情形还好些，至中期以后，非但是兵卒，高品武官也备受歧视。当官的都没心思带兵打仗，自然一门心思想着谋利，结果自然就是让手下的兵越不像个人。
周士相对此的解决之道肯定是文武并重，他将“非军功不得封侯伯、非侯伯不得入阁”的理念道出，甚至计划日后府县官吏都要有相应的从军资格。这并非考中科举入了大堂习的读书人一定要上前线打仗，而是让他们要接触兵事，知晓兵事，做到随时可从文官转为军官，或从军官转为文官，使文武共为一家，不分你我，如此出将入相。
“服兵役者其家可减赋、立功者可授官，可晋爵，更可免赋。军官可考科举，科举者可考兵备堂，文武两道合并。百姓当兵，其家田地，父母妻儿，官府都要予以照顾，使在乡有地位，出乡有便利，如此，兵弊也好，将弊也好，都可革除。”
“任重而道远。”
顾炎武毕竟没有亲自带过兵，周士相所的道理他能明白，仅一非侯伯不得入阁，恐怕就能让这天下所有读书人再也不敢轻视武人，但具体实现起来却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税弊，我意废除丁税，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顾炎武眼前一亮。
历朝历代征征田赋都是收丁税，即人头税，凡是成丁之人皆要交税，而不是按其家实有田亩纳税，这就加重了农民负担，而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明朝，丁税制无疑也是王朝覆没的一大因素。周士相提出废除人头税，摊丁入亩，便是基于土地是不变，人口却是变动的这一现实进行的税赋改革。从此以后，不论百姓家中添有多少人口，都按实际耕种田地纳税，这自然就减轻了百姓负担。而那些地主大户，则不能再如从前般偷税少税不纳税。
火耗是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这种行为在明朝称为“耗羡”。周士相意将耗羡改为正税，定下固定数目，意在打击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而这部分正税则作为外官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wū有积极作用。
顾炎武觉得这两个办法不错，但提醒周士相，州县于额征火耗之外，可能会暗中加派。周士相对此采取的措施自然是加qiáng官吏监督，如何个监督法却是日后的事。
对于“藩弊”，周士相显是不愿再以国家财政供养朱明宗室，他的意思很简单，宗室须自食其力。因为这件事涉及到对朱明宗室的具体处置办法，周士相不好和顾炎武深谈。
解决“义弊”的最好办法就是让那些士绅知道弊之所在，而如何让他们知道，就需要一场大讨论，将明末以来的种种弊端交由士绅自己来讨论，周士相自己qiáng行哪个不好，那效果肯定适得其反。他可以用武力，用刀剑迫使读书人按他的办法来，但却不可能改变他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