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阳光

    深秋时，田野的空地里到处都是野蒿，野蒿的种子成熟后，被母亲大把大把撸下来，晒干扬净，后用村头的大石头碾子磨成粉，再加水和成糊。找一张桌子，擦净桌面，将野蒿糊涂在桌面上，再找出做衣做鞋的下脚料粘在野蒿糊上，一层一层涂抹，一层一层粘贴，高至两毫米左右时停止涂抹，在阳光下晾干，揭下后一张“浆布”就形成了。

    其实它并不叫“浆布”，方言叫“结碚”，“浆布”是我给起的名字。

    从秋后至来年开春是农闲时节，这段时间大家要么搓草绳，做来年捆小麦的储备；要么就织布、打“浆布”、做衣服做鞋。母亲在那段时期，通常要打好多张浆布。做鞋时，好多个妇女聚在一起，边说边笑，手不离针，时间在说笑声中被打发掉了，鞋也不知不觉在说笑中做完。

    打“浆布”为何要用野蒿的种子呢？因为野蒿的种子即使磨成粉，也有微小的颗粒与之共存，使之做成的“浆布”透气绵软，最重要是好扎针。倘若用面粉，就会结成疙瘩，针扎不透，也不好穿。

    母亲将剪好的鞋样铺在“浆布”上，依样剪裁，五层“浆布”叠成一只鞋的鞋底。接下来纳鞋底，剪裁鞋帮，并将鞋帮钉在鞋底上。一双崭新、挺括的鞋子就做成了。

    “啧啧啧，看人家做的鞋，针脚匀称细密、剪裁精巧细致……”几个妇女轮流端详着母亲做的鞋赞不绝口。的确，母亲做的鞋，在整个村西部是数一数二的，她做的鞋，穿在脚上板板正正、舒舒服服的，在众小伙伴当中，是我炫耀的资本。

    父亲偶尔在家，跟他的朋友喝酒，烫上一壶白酒，拿两只小盅，切一碗老咸菜，两人在那“滋喽”大半天，一边喷云吐雾，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这让我心驰神往。

    每当他们喝完后，父亲就将留有余酒的酒瓶放在水缸顶部的板龛上。

    那天，没人在家，我望了望板龛上那瓶酒，只剩个瓶底儿。望了半天，然后飞速跑出去，把哥哥拉到我家来。见哥哥不明所以，我指了指板龛上的那个瓶底儿。

    “你敢偷酒喝？”哥哥明白了，“你不害怕大人打屁股？”

    “咱尝尝。”我说。

    我们踩个小凳取下酒瓶，找出两只小盅倒满，端出老咸菜的一个碗底，把盅高高举起。

    “干！”我和哥哥说。然后各自抿了一点点。

    “啊！”我和哥哥惨叫一声，惊讶得不得了，“酒怎么这个味道？”只觉得一团烈火在口腔里燃烧，当咽下去后，那团烈火顺流而下，又苦又辣。

    “赶紧嚼根咸菜条压压。”哥哥有经验似地说。

    “干！”有了咸菜垫底，我们一仰脖将酒喝干，咂咂嘴巴，尽量表现得跟大人一样享受。酒只有一个瓶底，很快就没了。

    “咋办？”我问，“要是爸爸回来看见酒没了……”

    “加水。”哥哥说。

    我们拿起舀子伸向缸底，舀子滑在缸底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缸里一滴水也没有。

    我和哥哥把酒瓶藏在衣服里，快速跑向西湾，只觉得头重脚轻，腿有点儿发软，似乎不听使唤。在洗衣服的水坑边，哥哥将酒瓶摁入水里，灌了跟瓶底等量的池水，转身抓着我跑回家来。踩着小凳，将酒瓶端端正正摆放到原位置。

    我们站在下面半天，盯着酒瓶，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再度取下酒瓶，倒满小盅。

    “干！”我和哥哥说。很快，我俩将瓶底的池水全部喝完。

    很快，我和哥哥“善饮”的名声不胫而走，在村子里大张旗鼓地流传。

    除夕那天，我和张天津在村子里玩耍，转到了吴奎门口，吴奎正拿着扫把在门前打扫。

    “哟，这不是能喝酒的小强吗？你喝酒可是出名了啊。”吴奎站定，跟我打招呼。

    “嗯。”对于喝酒，我是自豪的。但他的辈份低，得叫我叔，所以我只简单地应了一声。

    “来来来，来我家，我招待你一壶。”吴奎放下扫把，“来呀，来吧，不好意思吗！”说完，他把我拉到他家，天津在后面跟着。

    吴奎转身拿出一瓶白酒，端出两只小盅，坐在桌前倒满。

    “喝一盅吧，我看看你到底多么厉害。”吴奎向站在桌子前的我说。我看看他，看看张天津，他一副满脸不服的样子，旁边还站着吴奎的两个女儿，姐姐吴思和妹妹吴飞，也都不相信地望着我。

    “喝就喝。”我说，端起那盅酒一饮而尽，忍住辣味和苦味没吐出来，硬咽了下去，然后咂摸咂摸嘴巴，装出很享受的样子。吴思和吴飞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吴飞比我小一岁。“她长得真好看！”我心想。

    “哟，行啊，”吴奎转身面向张天津，“张天津，张小强敢喝，你敢喝吗？”

    张天津不甘示弱，走上前去，端起另外一盅也一饮而尽。不过，当他咽下去后，他的脸扭曲着相当难看，并猛烈咳嗽起来。我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他。

    “再来一盅！”吴奎说。我看着吴飞，把酒一仰脖又灌下去。

    “好了，不给喝了，别再喝醉了，到时候你们爸爸再找我！”三盅过后，吴奎似乎舍不得了，转身把酒瓶和酒盅收了起来。我和张天津悻悻转回家。

    回到家后，酒劲开始上涌，我头重脚轻。母亲正在灶间蒸窝头，已经蒸好的窝头摆了两盖垫，排在炕头上晾着。炕头上板碗瓢盆杂乱无章。

    我爬上炕头，推了推盖垫，歪七扭八地躺了下来，闭上眼睛，却“看”到屋顶在旋转，睁开眼睛又感觉太困，不一会儿，我进入了梦乡。

    当醒来时，已经是午后四点多了，冬天天黑得早，窗外阴沉沉的，我睁开眼睛盯着几大盖垫窝头，怀疑自己身在何处。屋子里空无一人，一觉醒来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似的，所有人都把我遗忘了，我感到很害怕。

    窗外响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窗户上闪动着鞭炮炸响后的光芒，除夕降临了，过年了。




第16章 过年磕头
    “爸爸干啥去了？”当母亲回来后，我问她。

    “不是过年嘛！除夕夜，你爸爸照旧去二爷家喝酒。”母亲回答。

    “为啥去他家？在咱家喝酒不行吗？”

    “是你二爷请你爸爸的，自从……反正每年都是。你别管他了，快吃饭吧，你睡着后，我包的水饺。”母亲话里有话，用水饺堵住我的疑问。

    “哦，水饺在哪？”我瞪大了双眼问。听到有水饺吃，谁还管喝酒的事。

    “对了，天黑前你爸爸贴春联了，你睡着了没叫你，你去看看吗？春联可新了。”母亲对我说，“我们还叫‘年蛾’了，烧柴火放鞭炮的，你通通没赶上。”

    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思绪早转到水饺和“过年”上去了。

    既盼望过年，又害怕过年，是我的矛盾。

    盼过年，是因为有漫长的假期。小时候的寒假出奇得漫长，在假期里，有数不清好玩的事：跳房子、溜瓦、插锥、滚铁环、打札、打耳、弹玻璃球、踢毽子、砸火药、打扑克等。

    “溜瓦”需要雕琢一个圆形的砖块、石块或瓦块，大小合适，薄厚得当，然后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在既定的距离外手执圆瓦，扔向洞口，谁扔的最靠近洞口谁嬴，倘若直接进洞，会获得满堂喝彩。就这么个简单的游戏，我们可以从早玩到晚，玩得都忘掉吃饭，最盛的时候，七八个小伙伴聚到我家院子里，叽叽喳喳能玩一整天。

    “插锥”则是在地面上画一个原点，手执尖刀呈竖立状，然后用力掷下插到地面，以尖刀不倒为判，再将每个落点以刀划线连接，无限延伸。先玩者通常会竭力缩小包围圈，使后玩者在夹缝中插刀求生存，一旦刀尖触到先玩者划的包围线，即为判输。

    为了玩插锥，我曾效仿“铁杵磨针”的故事，拿父亲废弃的一根钢钎打算把它磨成细细的锥子，但磨了不足十五分钟我就放弃了，只得了一手水泡。

    “打札”则是找根十五厘米左右的小木棍两头削尖，称为“札”，把它放在地上，再找一个长度适当的大木棒敲击“札”的某个尖头，在“札”翘起腾空时，挥出手中的木棒击打“札”体，谁击打的“札”飞出最远为胜。

    “打札”是我很喜欢的一项运动，能够增强身体与脑部的协调能力，战胜别人让我有强烈的成就感，我以此为乐。有一次我跟张天津打札赌输赢，输到他一路哭着回家，他发誓再也不跟我打札了。

    “打耳”与“打札”类似，制作材料相同。不过“耳”的外形粗大，靠在地面击打，谁远为谁嬴。

    “弹玻璃球”与“弹脑袋嘣”类似，不过弹的对象不是脑袋，而是玻璃球。将玻璃球散落在地面上，弹自己的球击打对手的球，弹中则将对方球判为己有。玩一下午的话，有时能嬴一兜子玻璃球。

    “砸火药”则是捡拾户户散落在门口的“臭炮”，即不响的鞭炮，把外皮一层层剥开，将里面的火药收集起来放入小瓶。玩的时候，取一点火药放在铁砧上，用榔头使劲敲击在火药上，火药“砰”的炸响，既刺激又好玩，让人百玩不厌。

    至于害怕过年，是因为我讨厌磕头。

    每年初一，天还未亮，外面便响起令人焦躁的鞭炮声，在暖暖的被窝里睡得又香又甜的时候，父母就催促我起床，穿上厚厚的大棉裤，穿上紧绷绷的新衣新鞋，给奶奶、二爷去磕头。

    “为什么姐姐不去磕头呢？”我问父亲。

    “女孩不用磕头，只有结婚后才磕。”父亲告诉我。

    “这不公平！”我抗议。

    “哪那么多废话！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父亲说。

    父亲领着我，我还没睡醒，极不情愿地走着，半闭着眼，迎着潇潇的寒风，在晓色朦胧的胡同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奶奶家的大门是两扇木门，加起来不足一米半宽，里面的横栓早被打开了，顶上有一柄竖销插着，青灰色的大门上贴着红艳欲滴的春联。

    透过门缝，父亲向里张望，确认横栓已被打开，院子里静悄悄的。他踮起脚尖，伸手拔下门顶上的竖销，“吱扭”一声推开院门，父亲带我径直走进奶奶屋里。两间小小的土房子，几步远的开间，个子高的人伸出手去就能触到房顶，窗子又小又暗，屋子里黑魆魆的。

    父亲先给奶奶磕头，口里呼着“娘啊，过年好哇，给你磕头了”，连拜了三拜才起身站立。奶奶口里应着“五儿啊，好啊好啊，快起来吧。”

    “小强，还不快给奶奶磕头？”父亲推着我的肩膀说。我不愿意磕头，一磕头新衣服就脏了，再说，拜年是你们大人的事，跟我们小孩子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很别扭，脸也红了，体内冲撞着一股大概叫“尊严”和反抗的东西。

    “还不快磕！”父亲走上前，推搡着我，按着我的头命令我跪下来。我跪了下来。

    “起来吧。”奶奶说，从笸箩里拿了一颗糖递给我。这颗小小的糖算是个安慰，一个子填满了我的世界。

    我脚步轻快起来，跟着父亲跨出奶奶的屋门。父亲驻足向对面望去，三爷的屋门关得紧紧的，整座房子笼在一片阴影里，两扇黑褐色的木门像是墓碑，红艳欲滴的春联也调和不了那片阴影。他独身一个人，别人过年，他过关，一年的伤悲全聚到今天了。

    多少年来，三爷深居简出，他的房子在我印象中，就是童话故事里隐藏在森林深处无人来访的，女巫的木屋。

    父亲犹豫了片刻，还是走上前去，“笃笃笃”轻叩着房门，“三哥，三哥？”他柔声叫着。等了一会儿无人应答，我在父亲身后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父亲退后几步，示意我安静，牵着我悄悄离开了这座小小的四合院儿，并再次插上竖销。

    一转身，只见二爷双手举着一炷香，正从胡同南头向家门走来。

    “二爷去干嘛了？”我问。

    “他去请老爷爷老奶奶了，在西湾边上，面对西方默念他们就请来了。请来后，大家团团圆圆共同过年。在请的过程中双手举香不能说话，所以你不要跟你二爷打招呼。”父亲解释道，并嘱咐我。

    “请老爷爷老奶奶？不是已经死了吗？那怎么请？”我问。但父亲懒得理我，并教训我小孩子不许在大年初一胡乱说话。

    我们跟着二爷，看到他举着香，沐在缭绕的蓝青色烟气里，严肃而虔诚地迈进屋子，把香郑重地插在桌面的小香炉上。

    我们也迈步进屋，在悬挂着一幅花花绿绿的巨幅画作下的桌子前磕头，巨画上绘着古代的老人和孩童，以及府第高墙。父亲告诉我，那张巨画叫做“轴子”，是“家谱世系图”，请来的老爷爷老奶奶都在上面呢。我搞不懂，也看不到他们，感觉很害怕，以为他们随时都会飘下来抓我，于是赶紧磕头。

    “还去六叔家磕吗？”我问父亲。

    “不去，他比我小，他得来咱家磕。你现在还小，等你大了自己去磕。”父亲说。回到家后，母亲已把饺子下出来了，热气腾腾的，我扑上前去，品尝那几乎一年只吃两次的饺子。

    “好了，你玩就行了，我要去村里磕头了，你还小，不用跟着我。”吃完饭后，父亲对我说。

    我蒙了大赦，蹦蹦跳跳跑出去，在胡同间散布的鞭炮纸屑里寻找“哑炮”，装到口袋里准备回家收集火药。在胡同里我看到了张天津、窦峰、我哥、我六叔家的堂弟张海，他们也在捡“哑炮”。

    下午，初春的阳光迷离温暖的时刻，父亲提着鞭炮喊我到二爷家。

    “去他家干啥？”我边走边问。

    “咱们要去送老爷爷老奶奶了。早上请来，吃完饭过完年，下午就要送他们走。”

    二爷在家正忙活着，将悬挂在巨画两旁剪得漂漂亮亮的黄纸条（纸钱）摘下一部分，放到簸箕里，手拈燃香，提着酒壶和鞭炮，叫上六叔儿和张海，带着我们去村西口。他跪在地上，将纸燃着，随后令我们点燃鞭炮，鞭炮“噼里啪啦”响完，纸也烧尽了，纸钱的轻灰随风飏向空中，飘飘悠悠的。二爷要我们一齐向纸灰磕头。

    就这样，我们的老爷爷老奶奶被一炷香请回来，又随一把黄纸钱被送走，来时如烟，去时如风。



第17章 初三走舅家
    初一初二轰轰烈烈地过去了。

    “走，带你们俩走舅家。”初三的早上，母亲对我和姐姐说。

    还好，家里有一辆生产队里倒下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尽管有点破旧，却还硬实。当时，整个1000多口人的生产队也不过拥有一辆自行车而已，在此之前，带孩子出行要么手推车，将孩子放在扁篓里；要么赶马车，坐在厢斗里；要么干脆步行。

    生产队里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后，这辆旧自行车就扔在我家院子里，谁骑都行。骑自行车走亲戚，简直跟开着宝马四处炫耀一样。

    父亲手巧，用木板和木棍精心雕琢绑缚了一个小小的车座，可以做我的“宝宝椅”，固定在自行车前端的三角架上，孩子坐在车座上，靠在大人怀里，既安全又舒适。我身体瘦弱，个子矮小，那是我的专座。姐姐则坐在后面的车座上。

    我们带上礼品出发了，“正月的礼薄如纸”，只带上两封饼干，一罐麦乳精而已。我坐前边，姐姐坐后边，母亲坐在中间骑车，大家都裹得紧紧的，像个挑担的小贩，打算走乡串户。

    “卖孩子喽，谁来买孩子啊？”行驶在路上，在锋利的寒风中，母亲笑着吆喝道。听到后，我们并不害怕，并不觉得她真要卖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