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阳光

    刘书印和刘嫂爽快地应了一声，脸上堆满笑容，转身去沏茶。母亲却数落道，“叫哥叫嫂子咋还看着地下呢……地下有钱咋得……”

    我默不作声，反正双方经常串门，我很熟悉他们，刘哥瘦高个儿，两撇小黑胡，说话幽默风趣，刘嫂有时正经庄重，有时喜欢开玩笑，我知道他们不会挑理。

    落座，茶香开始在屋子里缭绕，香烟也已经燃起，他们你来我往地唠起已唠了千年的家常。我很沉闷，他们没有拿我当回事儿，我完全是局外人，又不断牵挂着树底下的“软枣”，于是慢慢向门边靠，趁他们不注意，悄悄溜出屋外。

    站在院子里，那只山羊抬头望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吃草。

    望望屋门，又看看院门，四下都很安静。我快速弯腰，伸手捡起地上散落的“软枣”，笨拙地塞入衣服上的小口袋里。怕被发现，不敢多捡，两只口袋儿仅捡了小半满。然后两手捂着口袋儿，忐忑不安地进入屋内。

    他们仍然谈笑风生，甚至手舞足蹈，愉悦地打发着时间。而我既要掩饰自己的激动，又要掩藏自己的“收获”不被他们发现，战战兢兢，难以忍受，感觉时间特别漫长。

    母亲不说走，我就继续默默忍受。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漫长岁月里，我渐渐失去了请求别人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我抬头看看母亲，只见她哈哈大笑着，显露着被烟草熏黑的牙齿，一团团烟雾经过肺部过滤，再次通过鼻孔和口腔喷发出来。

    最后，一阵笑声由谷峰滑到谷底，戛然而止，空气冷却下来，进入短暂沉默期。

    母亲伸伸腰，看了看窗外的阳光说，“不早咧，你们得烧火忙饭了吧？”

    “还早哇，急啥，再拉拉，再拉拉。”刘嫂殷勤留客。

    “不行啊，得回家呀！”母亲说完，来到外屋，扯起百般无聊的我起身离去。拐过墙角进入大街，在我们的屋后，我的赤脚被一颗尖利的石子扎了一下，我“哎哟”一声，拉着母亲一瘸一拐回到家里。

    “来，我看看你的脚。”说完，母亲双手伸入我的腰侧，将我抱到炕沿坐下。

    “咦！你口袋里有啥？圆鼓鼓、**的……”

    我这才想起口袋里的东西，忙捂住口袋兴奋地笑道，“嘿嘿，我有软枣！”

    “软枣！你哪来的软枣？”母亲已经伸出手去，从我口袋里掏出几颗，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她，想让她分享我的成果和喜悦。

    谁知母亲不看则可，一看立刻笑得前仰后合，花枝乱颤，“朝巴孩子啊，这哪是软枣啊，这是羊屎蛋儿啊……从你刘书印哥家捡的是吧，他家养羊啊……真是吃屎的孩子啊，多咱才能长大呀……”

    我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只能看着她将我的“软枣”一粒粒掼到地下，放肆地嘲笑着。那声音将我的希望和自尊一点点粉碎，刺耳难当。

    后来，“羊屎蛋”事件成了她的另一项重要谈资，每逢串门或来客，不管是否当着我的面，不管我同不同意，她都要拿出来晒一晒，笑过之后，大家都心满意足。我却蜷在角落里用一把破簸箕盖住自己，羞臊无比、咬牙切齿。

    对我来说，她们的嘲笑没有意义，并没促使我为自己的无知和幼稚买单，相反我觉得受了某种侮辱。有时我想，倘若有个办法能让她们闭嘴，我宁愿付出小小的生命来换取。




第21章 外国人吻了建莹姐
    一天，母亲告诉我，建莹姐把我哥磕晕了。

    那天，家里没人来玩，母亲无聊地喝着茶水抽着烟卷，我见她猛吸一口烟后，不等吐出便捏起茶杯凑到嘴边，啜一口茶水呼出一口气，烟雾和茶水的雾气缠成一片蒸腾缭绕，就像渔夫撬掉了胆瓶上的封印，在魔鬼出现之前散布的青烟。

    “哎！你建莹姐那个冒失鬼，竟然把你哥磕晕了。”母亲对我叹道，“你二爷怎么养了这么个朝巴闺女儿。”

    “磕晕？建莹姐怎么把他磕晕的？我哥死了吗？”我问。

    “没死，当时磕没气儿了，上医院救活了。”

    建莹姐是二爷的大女儿，比建强哥大10岁，她想努力当个好姐姐，常带我哥玩耍。那天，她把哥放在木推车的扁篓里，推着他在院子里奔跑，遭到了二爷的大声训斥。建莹姐不服气，推着车子跑到胡同里，胡同里坎坷不平，每一刻都在颠簸着，哥哥在扁篓里哈哈大笑，有惊吓也有惊喜。

    建莹姐从哥哥的笑声中得到了鼓励，速度更快了。前面出现一道向下的斜坡，建莹姐在兴奋中未刹住车，径直向下冲去。车子脱手了，在她的尖叫声中翻入一道深沟里。“啊！”只听哥哥惨叫了一声，再也没音了。

    建莹姐冲上去抱起哥哥，摇着他呼唤他，都没有反应，她吓坏了，将哥哥一路抱回家去，向二爷哭喊着。二爷扑上来，摸了摸软塌塌的哥哥，立刻瘫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强哎……我的建强哎……你到底咋了……”

    “快去叫你五叔！”二娘对建莹姐说，“看看他有啥办法。”

    建莹姐跑到我家，和我娘一起跑向生产队找我爸爸。爸爸二话没说，骑上生产队里唯一的那辆自行车，驰向二爷家。

    “二哥，先别哭了，”父亲劝住二爷，“赶快抱上他，去窑郭卫生院。”

    二爷抱着哥哥，父亲载着二爷，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奔驰，仿佛逃命般被日本鬼子的刺刀追逐着。窑郭村是乡政府驻地，那里有唯一的一间卫生院。父亲被二爷的大哭声催促着，汗流浃背，把昏迷不醒的哥哥抱进诊室。

    医生慌忙戴上听诊器，听了听，又摘下听诊器，仔细观察着哥哥。

    “没事，只是昏迷了。”医生说。他扶起哥哥，捶打前胸、抚摸后背，一袋烟的功夫，哥哥“嗯”了一声醒了过来。二爷在面前紧张地望着他。

    “爹？”哥哥终于看清了面前的二爷。

    “唉。”二爷应着，松了一口气。

    回家之后，二爷狠狠批评了建莹姐，并将木推车加了铁锁，自己不用绝不打开它。

    自那之后，建莹姐时常呆呆地望着锁住的木推车，看起来很伤心，像被剪断了翅膀。那把铁锁，又剥夺了她一项快乐。

    不几天，有人从田里回来四处传扬，说在村外的野地里发现了外国人，那些外国人长得像妖怪，还喜欢吃小孩儿，没事儿大家别去凑热闹。这可真新奇。听说后，我们小孩子不仅不怕，反而纷纷跑到野地里，看那些长满络腮胡子、蓝眼睛的外国人。

    外国人很和气，穿着崭新的工作服，用“叽哩咕噜”的外语跟我们热情地打招呼。他们扯着红黄蓝三色的胶皮细电线，每隔二十米挖个小坑，灌上水，将一截截明晃晃的铁管相互连接就着坑眼儿打入地下，将电线与突出地面铁管的顶端相连，然后示意我们远离。一个外国人在远处按下按钮。

    “砰”的一声闷响，震彻着我们的耳膜，一股股泥浆从每个孔眼里冲天而出跃上云霄，把我们吓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勘探石油。

    我们站在一边儿，边向嘴巴里塞甜脆的胡萝卜，边傻傻地看着他们。

    “What are you eating? e somethi?”一个高大的外国人不知何时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的眼睛，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了我的阳光。我感到害怕，不禁向后退去。他停在那里摊开双手，不像有威胁性的样子，一手指着我手中的胡萝卜，一手指向自己张大的嘴巴，“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

    皱着眉头迟疑了好久，我才把手中的胡萝卜递给了他。

    “Thank you!”他笑着说，那笑容像涂抹着天空的阳光。他转身走去，到盛水的塑料桶边，倒水将胡萝卜洗净，“咔嚓”咬下一截儿，大吃大嚼起来，边吃边赞叹，“Very good!great!”

    “Very good! Thank you! Another one，please.”他又指着自己的嘴巴笑着请求我。我翻过裤兜，摆摆手表示没有了。他遗憾地离开了。我重新翻回裤兜，有点难过，觉得欠了他什么。我跑回家去。

    我家从不种这类东西，因为家里所有人都没有时间，不像我二爷家，大半个天井被开辟成小菜园，一到夏日，菜园里就满目琳琅、赏心悦目。于是我跑到二爷家，跟哥哥和建莹姐说外国人的事情，特别提到了胡萝卜。建莹姐和哥哥瞅瞅二爷不在家，各自装满了一兜胡萝卜，向野外跑去。

    向我请求胡萝卜的外国人不知去哪了，于是我们站在另外几个外国人旁边，掏出胡萝卜塞进嘴巴，有意咬得“咔嚓”作响，胡萝卜的汁水顺着我嘴角流下来，脆生生的香气在空气中蔓延。终于，有一个外国小伙子回头望向我们。

    “Excuse me，May I have a carrot?”那个小伙子走近我们，对站在我们之间的建莹姐问。这个小伙子比之前的那个更高更帅，蓝汪汪的眼睛仿佛幽深的湖泊，微笑仿佛湖面上闪动的波光。

    建莹姐看着他，又看看我。

    “他一定是向你要胡萝卜。”我说。建莹姐将手中的胡萝卜递给了她。那人摇晃着手中的胡萝卜，微笑更加灿烂了。

    “Um，Yummy! What’s your name?”他嚼着胡萝卜，点头赞叹着，用那双湖泊似的蓝眼睛盯着建莹姐。

    建莹姐十五岁，人生中最好的年龄，碧玉年华、怀春季节。高挑的身材，俊俏的脸庞，一对乌黑清亮的大眼睛，如一泓深不见底的桃花潭水。她望向那对蓝眼睛，她的一泓潭水立刻被一片湖泊包容了。建莹姐从未被一个男孩子这样看过，尤其是又高又帅气质闲雅的男孩子，她的脸红了。

    “You’re like an angel.Your name is Angel.”他又“叽哩咕噜”地说道。

    “啵。”那个外国小伙子趁着建莹姐惊慌错乱的时刻，俯向她的脸，吻了她一下。

    “啊！”建莹姐迅速转身，尖叫着跑开了。

    或许那个吻，在那位外国小伙子的国度里很是寻常，可是对于落后闭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乡村来说，这个吻无异于污辱。在家里，我甚至从没见过父亲吻过母亲。亲吻，在大多数父母看来是邪恶的，他们给亲吻叫“亲嘴儿”，一想到这个词儿，他们的身上从内而外就会渗出粘乎乎的邪恶。他们受其激励和怂恿，却在拼命抑制它。

    我和哥哥认为那个外国小伙子欺负了姐姐，对他怒目而视。外国小伙子看着跑走的建莹姐失落地垂下了脑袋。当他抬头望见我和哥哥眼中射出的寒光时，迟疑了一下，摆摆手转身离开了。

    我们无能为力，那些外国人就像有魔力的妖怪，在我们的心目中巨大而神秘，令我们不敢报复，唯有在心底里狠狠地问候着他们的母亲。



第22章 大胆的建莹姐
    建莹姐一路小跑回到家里，一头扑到炕头，蒙上被子大哭起来，谁问也不说。我和哥哥也跑回家，坐在一旁伤心地望着她。直到由舞臂嚎啕转为莺莺燕燕。

    过了好长时间，建莹姐终于止住了哭声，她抬起头来，眼睛都红肿了。发现我们望着她，再次将脑袋埋进被子里。

    “到底咋了？出啥事儿了？你……”二爷问，“她怎么了，你们知道吗？”二爷转身回望着我们，我和哥哥望向建莹姐。我刚要说话，但见建莹姐抬头飞快地瞄了我一眼，我闭嘴了。

    “不知道哇！”我扯了个谎。

    “到底啥事儿啊？别人欺负你了？我去找他！”二爷对着建莹姐扯嗓子喊道。

    “不用你管啊！你走哇！”建莹姐抬起头来呛火道。“咋说话啊！没大没小的！”二爷一甩手愤愤离开了。

    晚上，张建莹躺在被子里怎么也睡不着，第一次失眠了。外国小伙子那高大的身影和帅气的脸庞在她眼前晃动着，还有那两汪湛蓝的“湖水”，仿佛穿透了她的心。猝不及防的那个吻，像块儿通红的烙铁，让她的脸发红发烫。

    她想恨那个外国小伙子，却怎么也恨不起来。她的心灵也被打开了，由内而外仿佛涌动和流淌着既甜蜜又痛苦的汁液。

    她惊醒了，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她睁开眼睛望向漆黑的屋顶。平静了一会儿，才感到潮水退去了，自己浑身湿漉漉的、凉凉的，仿佛被搁浅在湖岸上。

    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建莹姐独自一人走去了野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还偷偷在兜里装满了丰满、匀称的胡萝卜。我叫上哥哥偷偷跟着她，看她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穿过时高时低的野草，再次接近了那些正在工作的外国人。却远远地躲在几棵茂密的柽柳后面，望着昨天见到的那个小伙子，眼神躲闪着。

    小伙子不经意间发现了她。他放下手里的活计，慢慢走近了她。姐姐向他拿出藏在兜里的胡萝卜，两人比比划划吃着萝卜相互交流着。只见小伙子作了个邀请的姿势，带着姐姐向他们的帐篷走去。我和哥哥猫着腰悄悄跟上去，看他们两人闪进了一座帐篷。

    透过帐篷的缝隙，我看到小伙子拿出鲜红的苹果招待她，还拿刀从一根包着塑料皮、圆滚滚的食物上切下几片儿拿给姐姐品尝。后来听建莹姐无意中透露，才知那叫火腿。姐姐贪婪她咀嚼着，从未闻过一种四处漫溢，惹得偷窥的我俩口水直流，真想迈步冲进去抢了来吃。

    突然，外国小伙子搂住了姐姐，这次姐姐没有抗拒。出于害怕、惊讶和不齿，我和哥哥转身离开了，在遥远的村口，恨恨地望向那顶绿色的帐篷。

    十几天后，在田里劳作归来的人们开始传扬外国人离开的消息。建莹姐听到后，马上穿戴整齐、梳好头发向野外跑去。我和哥哥依旧偷偷跟着她来到外国人工作过的地方。那顶帐篷消失了，地表上只留下一块长方形的印迹。姐姐一动不动，在那里站了好长时间，似乎在抽泣。

    那座帐篷，就像暂栖在那里的一只候鸟，注定被季节赶走，不会为谁而停留。

    我难过地想，建莹姐，她的第一次恋爱，就这样不知从何时开始，又不知从何时结束的情况下，随着候鸟的迁徙而消失了。

    “那个狗东西已经走了，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哥哥在她身后大叫道。“狗东西”这个称谓，在我们村子，是对随意欺负别人、无情无义之人的代名词。

    “你说谁是狗东西？”姐姐回过头，狠狠地发问。

    “就是那个蓝眼睛的妖怪，别以为我们不知道，那人欺负你！那人死了才好呢！”哥哥骂道。

    姐姐向我们快步走来，站在哥哥对面，只听“啪”一声脆响，一记耳光抽在了哥哥脸上。她打完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不几天，村子里突然悄悄地流传起一些猥亵的言论，说是村西头张老二家的大闺女不知羞耻，跟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鬼子搞在一起。

    “我亲眼见了……两人都进帐篷了……谁知道她俩干些啥……外国人人高马大，她也不害怕……”

    “这么说，她还想找个外国姑爷？”

    “狗屁，人家还得要她！早拍拍屁股走了，这个傻妮儿！……”

    “这一传扬，这闺女儿多半嫁不出去了……谁能相信啊，张建莹这闺女儿竟能干出这事儿来，我绝对想不到……”

    “你们都在外面胡咧咧啥了？”一天，建莹姐怒气冲冲地找到哥哥和我，劈头盖脸地问。

    “我啥也没说！”哥哥理直气壮。

    “谁说谁是小狗子！”我吓坏了，发着毒誓。

    八十年代，闭塞的小村落，保守的性别观，谁又能想到一个大姑娘家竟然跟一个外国鬼子搞在一起，但传言越传越凶，使人不得不信。终于，这些闲言碎语落进了二爷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