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阳光

    “张建莹，你到底干了些啥！”二爷质问着姐姐。姐姐没有辩解，一转身扑到床上，蒙头大哭起来。

    “造孽啊！”二爷无力地瘫到小凳上。

    很长一段时间二爷都羞于出门，窝在家里长吁短叹，并不时关注着姐姐的情绪。除此之外，他还委托二娘时不时进入建莹姐的房间，殷勤地帮她洗衣服，观察着她腹部的变化。一个月之后，二娘看到了姐姐在厕所里落下的经血，她的心才放了下来。

    村子里的流言也慢慢平息了，二爷走出家门，触到的目光已不再那么烫人了。这件事就像肆虐的暴雨后一定会有久违的晴天一样慢慢平息了。偶尔有涟漪，也只是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

    有时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大家齐聚在我们家，啜着茶水、吐着烟雾还会聊到此事。那些妇女们眼睛里闪着光儿，深入那些细节，犹如身临其境一般，鄙夷着、不屑着，暗地里却享受着，被那些想象出来的画面灼烧着，故作镇静，用飘忽而微弱的灯光掩饰着自己的兴奋和颤栗。

    父亲回家的时候，母亲和她们正聊得热火朝天。父亲踏入屋子，屋里只静了一小会儿，重又热闹起来，延续着建莹姐与外国鬼子的话题。夜慢慢加深，她们陆续离开了。




第23章 六婶儿
    一道狭长的胡同横贯南北，我家、奶奶和三爷、二爷、六叔都住在这条胡同里。

    “张天津的爸爸说，我们是‘五服’以内的一家子，让我和天津别打架。‘五服’是啥？”我问母亲。

    “‘五服’就是家里老人去世后，需要穿孝服磕头哭泣的人，我们不算太亲，正在‘五服’边儿上。也就是说，天津爸爸死后，你得头上戴白，加入送葬队伍的行列。你爸爸死后，天津也得戴白。”母亲说。

    “那张北京和张天津是什么关系？他们好像更亲。”我又问。

    “张北京的爸爸是张祖尧，张天津的爸爸是张祖亭，他俩是亲兄弟。北京和天津的关系，就像你和你六叔家张海的关系。”

    “哦。”

    张天津和张北京也住在这条胡同里。哥、我、天津、北京、张海，我们是上下不超过两岁的同龄人，俗话说“十七不找十八的”，我们五个孩子经常粘在一起。这条胡同，几乎承载着我幼儿时的所有记忆。

    每天睁开眼睛，胡同里几个伙伴的脸孔就在我面前浮动着，我赶紧爬起来吃几口饭，就跑出去找他们玩儿。

    这条胡同，被横贯东西的一条大街隔开了，他们在大街北，唯独我在大街南，我出门后想都不想，迈步就向北去。

    张海和张北京不大出来玩儿，整天被父母指挥着在家里敲鸡打狗干零活儿，一度遭到我和哥哥、张天津的鄙视，在我们的印象中，整天闷在家里烧火做饭、喂鸡打狗是小姑娘才做的事儿，就这样的，长大后能有啥出息？就连我母亲跟大家聚在一起闲聊时，每谈到张海，都会讥笑他不像个男小子，倒像个大闺女儿，在家啥活都干，既绵软又秀密。

    而我和我哥、张天津，就像三个没娘的孩子，东蹿蹿、西蹿蹿，基本不着家。

    我先叫上天津，依次向北，联络上我哥，三人一起向北到张海家，或者再向北到张北京家。当我们三人推开六叔家的木门后，看到院子当中散放着一大堆带皮的玉米，张海和六婶儿正坐在那里剥玉米，见我们来了，六婶儿站起身热情地打招呼。

    “你们别走啊，给你们拿糖吃。”六婶儿说完，转身回到屋子里，眨眼的功夫出来了，手中拿着四块糖，给我们每人一块儿。我们如获至宝，赶紧剥开糖纸，将糖块放到嘴巴里贪婪地吮吸着，之后把糖纸展开铺平叠好，小心地放到口袋里。

    “站着干啥，坐下吧。”不知何时，六婶儿拿出了三只小凳儿，每人一只递到我们手中。我们挨着张海坐下来，面对着那堆玉米。

    “听着啊，我给你们讲故事啊，嗯……就讲《张郎和丁香》的故事。”六婶儿神采飞扬地说。我们把糖吮得滋滋作响，仰起小脸儿，认真地听着。

    “从前，有个男子叫张郎，从小父母双亡，他孤苦伶仃艰难度日。后来有个媒婆为他牵线，帮他娶了一个老婆，名叫丁香。丁香长得相貌出众，长发三尺，又黑又亮，据说张郎最喜欢她的头发……她不仅漂亮，而且心地善良，白天勤于劳作，晚上缝缝补补，尤其擀得一手好面，做出的汤面又细又匀，香气诱人，张郎总是吃不够。她和张郎夫唱妇随，相处得很好，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在她的帮助下，张郎开了一家店铺，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大老板……”

    听着听着，我们被带进了故事中，张天津张大了嘴巴，连糖都忘了吮吸。

    “来呀，别闲着手啊，边剥玉米边听故事。”六婶儿伸出一只大手招呼着。我们下意识地拿起了面前的玉米，机械性地剥着。六婶儿笑了，边剥玉米边讲故事。

    “日子富足起来之后，张郎忘了以前的贫穷，开始大手大脚起来，干活懒了，还和一些狐朋狗友赌博饮酒四处玩乐。邻居有个叫王海棠的妇女，生来水性杨花，看到张郎有钱就去勾引他，张郎经不住诱惑两人成了露水夫妻。后来王海棠对张郎百般威逼色诱，让他休掉丁香，她们好一起结婚。张郎回家后休了丁香，丁香没脸回娘家，只好独自在外谋生……

    “丁香离家之后，张郎把王海棠娶进了家门。这王海棠跟丁香不一样，她好吃懒做，泼辣刻薄，既不下地干活也不纺织做衣，只知道寻欢作乐……时间一长，张郎的家庭慢慢败落了。更糟糕的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张郎家中突然遭遇一场大火，将他的财产烧得一干二净，在火灾中他还被烧坏了眼睛。看到张郎一无所有后，王海棠无情地离开了他……

    “从此张郎成了瞎眼乞丐，每天拄着一根木棒沿街乞讨，苦不堪言。一天他遇到一个好人，这个人是个女人，邀请他到她家吃饭。在那女人家里，她用上好白面，熟练地擀出又细又匀的面条下到锅里，很快汤面香气四溢。不知为何，张郎感觉到这汤面的香气很熟悉。汤面熟了，女人盛上一碗面条，却在碗里放上了自己的一根长发，然后捧着面条递给张郎。张郎早就饿坏了，接过面条狼吞虎咽吃起来……

    “他一面吃一面慨叹，‘唉，自从休了我老婆丁香之后，再没吃过这样的好汤面。’吃着吃着张郎吃出了一根头发，他捏着头发的一端，另一只手丈量着头发的另一端，自言自语道，‘这根头发三尺长。’女人问，‘谁的头发会有三尺长？’这时，张郎突然意识到这女人就是丁香，顿时他羞愧难当，感到无地自容，转身向灶台上撞去。说来也巧，这一撞正撞进灶膛之中，死掉了。”

    那个上午，我们三个哪也没去，跟着张海剥了一上午玉米。看着带皮玉米堆在大大减少，剥皮后的玉米堆显著增长，六婶儿讲故事的话语里都透着欢乐。

    “再给你们每人一颗糖，记住，人可不能像那个张郎一样，忘恩负义啊！”六婶儿说着，每人散了一颗糖。我哥和天津剥开糖纸大嚼着，我却捏着那颗糖，在想着六婶儿说的“忘恩负义”的含义。

    快到中午了，六婶起身回屋，从里面拿出一小瓢地瓜干，是她自己蒸熟地瓜后切开晒制的，绵软细腻，泛着诱人的油光。这种地瓜，我家从来不晒，吃到的唯一一次，是斜对门张洪洋家大嫂子送给我的。我们以为六婶儿会发给我们每人至少一块，嘴巴里的口水立刻涌了上来。

    “我这里好吃的地瓜干给你们留着呵，下午你们还来啊！下午我熬糖，将熬好的糖汁儿浇在地瓜干上面，那可是想不到的好吃，你们绝对没有吃过。”六婶儿说，说完把那瓢地瓜干端回屋子。

    当我们流着口水，回想着六婶儿的地瓜干依依不舍地离开前，六婶儿又说：“下午的故事更精彩啊……你们不知道啊，张郎在撞进灶膛前，丁香上前去拉，你猜怎么着？还有，到最后张郎成了‘灶神’，知道是哪个更大的神给他封的吗？”

    下午我们如约来到张海家，六婶儿安排我们继续剥玉米，然后她将很多糖块一一剥皮，放到一只小铝锅里，将其蹲在小炉上熬糖。不一会儿，糖的香气弥漫开来。当糖成为粘稠的巧克力色糖汁后，六婶儿抓起地瓜干放入锅内，用筷子搅拌着。我们贪婪地张望着。

    “现在吃烫嘴，先凉凉呵。”六婶儿望向我们，我们不禁加紧了速度，将玉米剥地“咔嚓”作响，都希望六婶儿能看到自己努力剥玉米的样子。

    傍晚时分，玉米清晰地分为两堆，一堆是膨胀的高高的玉米皮，一堆是干干净净金灿灿的玉米棒。

    “吃糖瓜干喽！”六婶儿说。我们一拥而上围了过去。



第24章 张北京
    第二天，我去找张北京玩，刚接近他家院门口，隔着围墙就听到院子里传出叫骂的声音，间杂着铁器抽打竹器令人恐惧的“哒哒”声。

    “我操煞你娘（当时我村祖传的骂人话），我操煞你娘，你下不下来！……”我站在大门口听着，莫名的害怕，无疑，那声音是祖尧叔家大婶儿的声音。

    “我就是不下来，我就是不下来，你砸煞（打死我）我吧，你干脆砸煞我……”是张北京的声音。这是咋了？我在门口迟疑了好久，好奇心占了上风，驱使我推门走了进去。不敢明目张胆，从门洞里探出一只眼睛张望着。

    张北京穿着短裤短褂，死死地扒住一架竹梯的第三格，大婶儿左手扯着他的短褂，右手握着一把铁钩，狠狠地敲打着他，边打边骂，看样子僵持了很久。

    “下不下来？操煞你娘！……”

    “我就是不下来，有本事你砸煞我……”

    张北京的后颈、胳膊上一道道肿了起来，青紫间杂触目惊心，他大声哭叫着。看不到他的眼睛，只见一道道汗水和泪水将他的脸冲成一道道小溪沟，混合着大声喊叫时从嘴巴里喷出来的粘液，直落到胸前的短褂上。大婶儿面目狰狞，铁钩子举得高高的，从半空中狠狠地砸下来，落在张北京稚嫩的肩膀上。“啊……啊……”

    我瞠目结舌，张着大口傻站在那里，这么残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见。她们娘俩没看到我，继续哭叫厮打着。张北京本能地伸出右腿，蹬踢着大婶儿，向他娘还击。

    后来张北京向我们炫耀他毫不屈服的壮举，说那天他看到墙边竖着一架竹梯，便跨上去想爬到屋顶，大婶儿怕他掉下来，因此坚决阻止。一个非要上，一个非不让，两人口角起来，在撕扯中将小事儿升级成一场战斗。

    “你这个犟孙……我让你犟……你再犟！”大婶儿大骂着。

    “我上去看看就下来，上去看看还不行吗！”张北京坚持着，这种坚持在大婶儿眼中就是犟的表现。大婶儿在气急之中，抄起一把烧灶用的铁钩子，狠狠地抽向张北京。张北京拧劲上涌，视死如归。

    “打，给我狠狠地打，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亲爹亲娘的话都不听了，要造反吗？”祖尧大叔儿从北屋里跨出来，为大婶儿助威。大婶儿受到鼓励，打得更狠了。最后，她扔掉铁钩子，摆出过年捉鸡杀鸡的架式，出手如电，一把将张北京扯到了地面上，“咔哒”……大叔儿见状冲上来，抬起右腿向张北京踹去……

    后来张北京向我们炫耀时，他的眼角仍是肿的，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豪迈地说：“我爹差点踹断我的肋条，即使这样，我都没服软儿……”

    我却被吓怕胆了，再也不敢看大叔儿那几脚下去会有什么后果，转身向外跑去，在胡同里狂奔着，一直拐到我家屋后的大街上，心脏仍然砰砰跳着，像刚被扔到岸上的一条鱼。稍稍平复后，我从拐角处探出头张望着。突然我感到庆幸，父母虽然白天吵架晚上掐架，却从没这么残忍地对待我。

    不一会儿，张北京大叫着从家里冲出来，似是冲脱了恶魔的利爪，在胡同里边跑边骂。大叔儿大婶儿在后面追赶着，张北京已逃走好远了，他们才骂骂咧咧转回身去，消失在门洞里。张北京气喘吁吁，终于和我会合了。他扑上前来，激动地握紧了我的双手，不断摇动着，那布满伤痕的脸上闪动着坚强不屈、凯旋而归的荣耀；与我“胜利会师”的喜悦；逃出“魔窟魔爪”的庆幸。

    激动渐渐消弭后，我俩在大街上百无聊赖地晃着，低头踢打着地上的土坷垃。这时，从西向东，蓦然卷过来一片黑压压的东西，向我们逼近，我和张北京吃了一惊。

    “是蜻蜓！”张北京说。

    果然是一大群蜻蜓铺天盖地而来，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像一座山，倾倒和碾压而来。我和北京低下头，蜻蜓群呼啸着掠去了，源源不断。前面的蜻蜓又转回来，在空中盘旋着。有橙黄色的小蜻蜓，也有碧绿的大蜻蜓。

    “有蜻蜓啊，捉蜻蜓啊，”张北京大叫着，并催促我，“快，快回去拿大扫帚。”我转身向家里跑去。姐姐正在家闲着没事儿，听说有蜻蜓，急忙抄起大扫帚跑了出来。

    大扫帚，就是那种竹制的环卫扫帚，梢端又细又密，适合在半空中挥捕。

    姐姐扛着扫帚跑到大街上，看到漫天飞舞的蜻蜓，兴奋地跳跃欢呼着，恨不能变成一只蜻蜓，加入到它们的队伍。

    “快扑啊。”张北京大叫着。姐姐回过神来，高高地举起大扫帚，向空中挥舞着，蜻蜓们四散奔逃，有几只躲闪不及，卡在扫帚的缝隙里，被牢牢地压在地面上。

    “扑着了，扑着了。”我大喊着。姐姐翻过扫帚，将蜻蜓从竹枝的缝隙里轻轻摘出来，递给我，嘱咐我捏着它们的双翅。接着她又跑开了。

    “我也回去拿扫帚！”张北京喊着，一转身跑走了。姐姐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不知疲倦，嘴唇上衔着几只来不及递给我的蜻蜓。从那时起，姐姐矫健而高大的形象在我幼小的眼中一下子丰满起来，觉得她是可以信赖、依赖的亲人。

    小伙伴们陆续赶来了，张北京、张天津、我哥、张洪广和他妹妹张洪美、东边胡同的张燕儿都来了，每人挥舞着一条大扫帚，喊叫着追赶惊慌的蜻蜓，浑身大汗淋漓。

    蜻蜓们意识到这并不好玩儿，而且有生命危险，相继逃蹿了。所有小伙伴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气，脸蛋儿红扑扑的，像喝了酒。大家相互看看，都收获颇丰。

    那时，没人告诉我们蜻蜓是益虫，应该予以保护，整个乡村也没有上升到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精神高度。那个年代，捕蜻蜓是小伙伴们奢侈的消遣。

    我们把蜻蜓带回去，散放在蚊帐里，在晚上，可以听它们扑打双翅的声音，那双双翅膀扑打在蚊帐上的声音，是可以催眠的音乐。

    黄昏了，休息好后，小伙伴们扛着扫帚起身离开。张北京却迟疑着。

    “小强、天津，你们两个陪我回家吧……扫帚是我偷出来，爹娘没看见，我自己回去怕是要挨揍。”张北京请求着我和天津。

    我同意了，将蜻蜓交给姐姐，和天津一块儿向北京家走去。探头探脑进门之后，大家暗叫不好，大叔儿、大婶儿、张亮哥、张芳姐正坐在那剥玉米呢。张北京悄悄把扫帚靠在墙边，想招呼我们一块儿离开。

    “站住，又要去哪？家里有活看不见吗？玉米棒子也不剥，却跑出去扑蜻蜓，你看那扫帚，都让你扑烂了。”炸雷似的叫声响起，我们打了个哆嗦，大叔儿在叫骂着。张北京赶快把蜻蜓藏在背后。

    “你背后拿的啥？”大叔儿站起来，走向张北京，张北京傻站着没敢动，哆嗦着像一只待宰的羔羊。祖尧叔一把扳过张北京，劈手将他的蜻蜓夺过来，几下子撕得粉碎，踩在脚下。

    “你整天弄这些东西有啥用，活也不干！”大叔抬起巴掌“啪”打在张北京肩上，“干活干活，不干怎么活……你不用吃饭吗！……你看你哥哥姐姐，帮忙剥了多少玉米棒子了……”他揪着北京，把他按在玉米堆前。

    “快剥棒子！”祖尧叔声色俱厉地说，接着他转过身，对不知所措的我们说，“你们两个也回家吧，天黑了……整天也不知道干点儿活，尤其是你张小强，你看你家有个愿意干活的吗！”

    我和天津朴素看一眼，走出门去。

    “你看你家有个愿意干活的吗！”这句话响在我耳边，像一根刺扎着我，令我的心脏殷殷作痛。

    我想，我怎会有这种感觉，这种被称为“尊严”的感觉？父母不干活，与我何干？我刚刚才七岁，不正是应该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年龄么？




第25章 陈祥和陈长胜
    陈伟比我小两岁，是我对门，我看不起他，不愿意跟他一块玩。之所以看不起他，是因为他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