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雄

李破想了想，终于微微颔首，孙伏加的话他懂了，长孙无忌如今无依无靠，既得不到家族的支持，又没有一个做皇帝的妹夫，那自然只剩下“忠心”二字了。
做什么事都要揣摩一下皇帝的心意，所以孙伏加是在说长孙无忌类似于幸臣……
一个深谙为官之道的幸臣，这个评价可没有一点正面的意味。
李破咂了咂舌，接着便给老孙又出了一道难题，“换了你是长孙无忌，此时又该如何自处？”
孙伏加笑笑，几乎毫不犹豫的道：“大理寺卿，朝中重臣也，凡事当不避毁誉嫌猜，不计个人得失，凡事以国事为重。
否则上行下效，日久必生怠慢朝政，结朋连党，争权夺利之事。”
李破赞同的点点头，“风气一旦坏了，就很难纠正过来，看来长孙无忌并不适合掌管大理寺啊。”
孙伏加不再说话，谏议大夫只给出自己的谏言，并不参与任何决策，再要多说几句，也就成了对长孙无忌本人的攻讦，那是并不符合他的职位的举动。
孙伏加把握住了分寸。
而门下省官员厉害之处就在于此，常年待在皇帝身边，寥寥数语，也许就能决定一位三品高官的仕途命运。
这对于任何当世的官员来说，都非常有诱惑力，相反很多有才干的官员不愿意到门下任职，也正种因于此。
…………
接下来的日子，李破将此事先且抛在了一边。
大唐元贞七年七月二十，第八批海船靠岸东来，这是最后一批运送高句丽人的海船了，之后回来的就都是征朝之将士，征朝大都督李靖必然是最后登岸的那一批人。
预计会在八月初上岸，朝廷在五六月间就已经开始准备了起来，迎接李靖一行回京的，将是一场非常盛大的庆典。
时间差不多应该是在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举行。





北雄 第1797章税赋
八月间，大唐各地陆续进入到了秋收时节。
天下各处郡县传来的消息大多都很乐观，加上今年大规模开通了漕运，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路上的损耗。
今年的粮产很可能会比元贞六年多出许多，让朝中对明年发起的两场战事也是比较乐观。
户部今年开始的又一轮人口普查进行的很顺利，之前那次拖了有四五年，而这一次有了之前的基础，预计在明年春耕过后，便能完成任务。
户部尚书苏亶就在太极殿的小朝会上跟皇帝报喜，说今年加上东海战事的俘获，大唐的人口必会突破一千五百万的大关，并向两千万人快速靠近。
李破对此比较欣慰，刚刚平定了天下那会，人口清查进行的非常艰难，最后的结果也弄的惨不忍睹。
前隋大业初年，五千多万人口的中原，经过十几年的战乱，人口数量只剩下了之前的不到五分之一。
而且因为粮食不足，一些地方还在不断的死人，匪患也依旧猖獗，截断驰道的事情屡有发生，这些人差不多就是后来人看的演义小说中的绿林好汉们的原型。
三四年过去，天下再次安定了下来，人口数量开始迅速的增长，大唐境内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说明他这个皇帝当的还成，没让历代的开国君主比下去。
当然了，这也是老天爷关照，自李破平定天下以来，各处大多风调雨顺，小灾小害的也不是没有，都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没有产生太大的损失。
在为大唐赢得民心的同时，也保证了天下安定的大好局面。
大唐的基础工程建设已进行了两年，各处的城池，道路，堤坝，桥梁，灌既农田的沟渠等等，都在修缮恢复当中。
为此损耗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加上东海战事，一度让朝廷的国库有些吃紧，到了现在，也是一年一年的在补窟窿，很难有所盈余。
不过话说回来了，大唐减税减赋的政策进行的比较到位，百姓家里倒是越过越好了。
关西减税三年，元贞六年时开始征收田税，蜀中减税一年，平定萧铣之后，江南各地减税两年。
晋地那不用说，是李破起身的老巢，已经不用依靠这些优惠政策。
凉州，灵州等边地，一般都是自产自用，朝廷向各族牧民征收的是人头税，全都用牛羊充抵。
大唐税赋的增长在唐初时节非常迅勐，前几年几乎是一年一番，后来增长的也能超过三成，就是因为各处的减税政策陆续到期的缘故。
至于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方，减税期限还没到，当时朝廷宣布的是五年免税免赋，得等到元贞八年才能向这些地方征收税赋。
大唐的田税也很低，平定诸侯之后一直在执行汉代就开始有的三十税一之政，元贞六年，天下渐安，一些朝臣上书改革税制。
当时正好划定各道，顺便将郡县划分为上下两级，地广田丰，人口众多者为上郡上县，土地贫瘠，人口不足的为下郡下县，自此五年一考，酌情而定。
由此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合并在了一起，你要是能有那本事，把一个下郡或者下县治理成上郡上县，那就是实打实的政绩，加官进爵没商量。
依照这个平定，下郡下县的税制维持在三十税一，上郡上县则加税至十五税一，遭遇自然灾害，都可以酌情减免税赋。
贵族们的税赋也定在三十税一，不能再低了，就贵族人家那点人，按照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数量而言，交不交的都无关痛痒。
两田税制度最重要的是让贵族为租用他们土地的农民交税，不管是三十税一，还是十五税一，官府不会去和无田的农户征收，只会找贵族。
这对于贵族人家来说是一大笔支出，晋阳王氏被弄的快要破产，就是因为这个，不善经营，族中又有人上下其手，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交税的时候交不上去。
当然了，这里面肯定是有漏洞可钻的，只不过在唐初没太多的人敢给贵族行那方便，世族人家也要掂量掂量，避税的后果问题。
贵族人家不事生产，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怎么既关照好租用土地的农民，别让他们饿了肚子，又能应付官府的征收，让地方官员们拿出政绩来。
这样的局面自然会激起不少反抗，可战乱方过，兵强马壮的大唐并不忌讳平定各种乱事产生的连带效应。
哪里有了反抗，唐军就会出现在哪里，当各处建起了折冲府，那就更为方便了一些。
元贞四年到元贞六年间，地方上没少因此流血，很多人都掉了脑袋，朝中有一段时间也不平静，总有人来拿向贵族征税的事情说事。
很多人都想着恢复前隋年间的幸福生活，那时大隋的国库充盈无比，大业三年户部呈文中就有提到，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赍给，不逾经费，京师帑屋即充，积于廊庑之下的盛况。
可谓是民富国强，田税也是一降再降，使前隋的国力达到了巅峰状态。
后来一个姓苏的大诗人就曾赞叹过，自汉以来，丁口之藩息，仓储府库之盈，莫如隋。
当时前隋人口繁盛，岁入也远非是秦汉可比，国朝内外一派兴盛景象，贵族们自然也就享受到了福利。
可以说九品中正制废除之后，贵族们在前隋年间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大一统的国家，极大的人口基数，稳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架构，外敌也不再能威胁到它的统治。
中原王朝很少有这样的时间段。
还是那句话，可惜的是，杨广搞砸了这一切，他用一己之力，把一个本应该强盛无比的王朝硬生生掐灭在鼎盛时期，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只这简单的描述，其实就能知道，现下大唐的国力和前隋相比差远了，贵族们却还想着回归旧制，那怎么可能？
国家残破，他们还想享福，那一定是在开玩笑，所以贵族征税之事在唐初是无法逆转的大势，任何人想要逆势而动，都会遭到重处。




北雄 第1798章东北
让贵族交税确实不那么容易，而且极为容易反复，毕竟统治阶层都是贵族群体，又是裁判又当球员的事情，做起来总是事倍功半。
不论是现在的贵族，还是精英阶层，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不是遭到反噬，就是政策变形。
考验施政者的是不光是各种手段，还有就是把握好其中的分寸，找到一个能让大多数贵族都能够接受的路径。
这对唐初的施政方针的影响其实还不算太大，土地兼并的问题根本不用考虑，随着社会越来越稳定，贵族的财富在迅速增加。
新旧贵族阶层的斗争已经大致结束，在开国君主的强而有力的统治之下，矛盾都被压了下来。
总的来说，其实就是大家的日子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再加上各种军事上的胜利，振奋了国内的人心。
结果之一就是在贵族征税之事上，阻力已不像先前那么大了，新的贵族可以接受这种程度的税收。
旧的贵族日阶层在新旧交替当中，大多衰落了下去，于是外在表现就是朝中议论税制的声音渐渐小了。
到了元贞七年，大唐的贵族阶层渐渐习惯了定期交税的日子，过不下去陷入破产危机的，大多是经营不善所致。
新兴的贵族群体则心满意足，他们的家族大多并不庞大，田产也没那么多，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纠葛。
对于他们来说，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向官府交税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地位和日渐美好的生活品质。
而新兴的贵族群体才刚刚成型，并没有压榨其他阶层，以保证自身利益的强烈意愿，也没有那样的现实环境。
所以说大唐这几年的田税一年上一个台阶也就很好理解了，这其实就是历代开国之初的一段时间的最好的福利。
新朝新气象，大家的忍受阈值也比较高，什么政策都能大差不差的尝试一下。
…………
大唐的基础工程建设进行了两年，工程规模都不算大，也建造不起大的工程，只能算是修修补补。
前隋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被大唐继承了下来，主要是四通八达的驰道和各种水利工程，修的差不多了，大唐也没有另开小地图。
元贞七年的时候开始恢复驿站系统，估计在元贞八年就能弄的差不多了。
今年年末，李破打算让臣下们商议一下，在明年开始建造两条新的驰道，一条是从长安万年县到朔方的道路。
一条则是从凉州到张掖的驰道。
长安到凉州的道路是秦汉所留，在前隋时得到了扩建，主要是为了向凉州增兵所用，大多数时候则便利于往来的商旅以及往凉州方向运送粮草所用。
…………
其实先要做的不是其他什么，而是征求工部官员的意见，不论是从万年县到朔方，还是从凉州姑臧到张掖，都属于风沙之地。
李破不知道以现在的工程技术，能不能把路修好，这需要专业人士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如果大家都说不行，就算他的皇帝，也无法改变这个客观的事实。
李破也不敢太有野心，如果换了人家杨广，哪会这么小气，也许只是大手一挥，就能把路修到北五原，或者敦煌去的。
人力物力？那都不是事，死上再多的人，也不在人家考量之中，只在于什么时候能够完工而已。
李破就没那样的气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还没开始呢，他先就想到了失败。
…………
纷纷扰扰间，北方突厥的消息陆续传回到了长安。
突厥人起兵了，大唐派去的军事观察员们随军而行，传回来的消息是，突厥人起兵的时候兵马只有五六万人。
据说到达漠北金薇山地区，还有大队的人马在那里等候，主要是铁勒人的仆骨部，加上一些在那里游牧的突厥部落。
突厥大军在那里差不多就能达到近十万人的规模，再往西去，陆续还会有人加入到大军当中。
一直去到天下脚下，汇合薛延陀诸部，突厥西征大军会突破十万人，那将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集群。
自射贵可汗东征以来，突厥好多年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了。
当然了，十余万骑兵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将是一支可怕的军事力量，草原帝国的结构，也注定了这样的大军很少出现。
像始毕可汗率领三十万大军南下，包围雁门一战，那和杨广组成百万大军征伐高句丽是一个性质，属于动用了倾国之力。
那样的大军不胜就相当于战败，因为国力无法负担军需，导致的结果世人也都看到了，大隋崩溃了，突厥人也换了可汗。
今次突厥西征，同样如此，大军给突厥王庭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今明两年，突厥王庭都要向各部征收倍于往年的供奉。
那是很多小部落难以承受的负担，今年冬天还能勉强度过，等到明年如果战事还不能结束的话，恐怕突厥人的一些部落就要在严酷的冬天里消失在草原之上。
若是突厥王庭没能击败西突厥王账，那么突厥可汗阿史那杨环出奔大唐，成为流亡政权便有可能成为现实。
远在长安的李破遥望北方，想像着突厥人西征那恢弘壮阔的场景，同时也在计算着突厥东西两部的第一场大战将发生在什么地方。
两边的决战应该会在八月到九月间暴发，从战略上来讲，突厥王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和大唐缔结了盟约，得到了大唐的承诺。
而从具体的战事来看，则无法进行评估，那要看双方的领兵将领的能力。
双方都有大量的骑兵，李破代入角色，稍微进行了一下推演，最后得出结果，这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于大唐来说，东西突厥这一仗不管怎么打，最后结果如何，都是有利可图的。
而骑兵交战，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也许明年形势就会更加明朗一些。
突厥人想再次聚拢于一杆金狼旗下……这种说法是盟会上突厥人说的，让李破感觉很是好笑，突厥人没有自知之明，他们根本不具备那样的凝聚力。
西方汗阿史那求罗入主西域，和统叶护可汗有区别吗？那样的局面不会增强突厥的国力，只会让突厥王庭和大唐更为亲近。
因为想要震慑住掌管西域的西方汗，那就更需要大唐的帮助，也许过不了多少年，用战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都能在谈判桌上得到了。
…………
七月末，幽州总管宇文歆，有御卫大将军尉迟偕传报京师，尉迟偕已经领兵入驻营州，并和突厥人取得了联系，准备明年一起攻打辽东城。
时隔多年，中原的兵马又一次出现在了东北的长城之外。
尉迟偕率军北上经过白狼山的时候，还顺便剿灭了几支悍匪，传来的军报就比宇文歆多出了一些内容。
营州乃塞外之地，失陷多年，那里的情况比较混乱。
突厥人遵照约定，确实把一些部落迁移到了别的地方，可留下来的各色人等也不少，藏在各个阴暗的角落里观望风色，其中最多的就是马匪。
其中很多人都是前隋遗留在那里的府兵，也有一些东北的部族，野蛮的靺鞨人也是主角之一。
唐军的日月星辰旗重新出现在营州地区，迎接唐军的并不是热情的款待，而是各种反抗，显然他们更愿意听候金狼旗的指引。
原因嘛很好理解，突厥人的管理十分宽松，他们一般不追求绝对的控制，只要这里的人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听令派出骑着战马，拿着弓箭的战士跟随他们作战就可以在这里生存下去。
大唐的管理方式显然不会这么简陋，尉迟偕率军进驻柳城，第一要务就是要剿灭营州各处的乱匪。
嗯，不能跟唐军好好说话的人，都在乱匪之列，随尉迟偕出塞的还有很多河北官吏，就是要恢复营州的郡县辖地。
另外一个就是和突厥人一起，封锁住辽西地区，铲除掉阿史那多闻在这里的耳目。
幽州总管宇文歆则提议，派人去联络北边的室韦人。
室韦人又称东胡，北魏时始见于记载，起源于何处，份属哪个民族，谁也说不清楚。
北魏时说他们与契丹同类，后来则有人说他们的丁零人的后裔，等到前隋，室韦人入朝，据说说的是靺鞨人的语言，他们又说自己是乌桓人。
就是那个大单于蹋顿被张辽斩杀于白狼山的乌桓部族，可后来又有人说他们是宇文鲜卑的后裔。
根据这些记载，显而易见，如今所谓的室韦人，不过是东北各个部族的大杂烩。
当年室韦人因雪灾南迁，和契丹人争抢草场，突厥人最后选择帮助更熟的契丹人，把室韦人赶回到了北边。
室韦人死了很多人，却也感受到了突厥人的强大，于是献上了膝盖，送给了阿史那多闻很多牛羊。
宇文歆认为，召集室韦人参战，对围堵阿史那多闻是非常必要的，断绝他率部逃去北方的可能。




北雄 第1799章盐政
一场对阿史那多闻的大围剿即将在辽东辽西地区上演。
作为盟约的一部分，两国都不想看到阿史那多闻在辽东坐大，不会给阿史那多闻成为另外一个扶余王的机会。
李破同意了宇文歆的建言，并允许他团结辽东辽西的各族部众，为之后在辽东城开设贸易市场做准备。
大唐和突厥的盟约之中，就是想将辽东地区作为自贸区来定位，两国都会在这里驻军，震慑那些不守规矩的部族。
同时突厥人也不愿意大唐这里扩散自己的影响力，与大唐相约，大唐不得像前隋一般大肆招收辽东部族为己用。
反正就是相互牵制，不让东北地区落入对方手里罢了。
而实际操作中，都给对方留下了很多的空子，谁也不会认认真真的去遵守盟约中的规定，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一些小动作都在所难免。
就像是现在，既然想在辽东城设立边市，那就得和辽东，辽西的各个部族来往买卖，他们喜欢不喜欢以一种友善平和方式相处？不见得吧？
那里的人们比突厥人更习惯做一些无本买卖，想让他们平静下来，不流点血怎么成？
李破就觉得，通往辽东城的驰道需要东北的部族贡献出力量，那里乱七八糟的人太多了些，总也有人想要称王称霸一番。
大唐的军旅正好借此机会告诉他们，修路是改变他们那落后而又野蛮的生活的最好方式，只有埋头修路，纯净身心，才能更好的靠近他们信仰的各路神祇。
…………
七月末，在大唐各地都在准备着进入繁忙的秋收时节的日子里，一船船的海盐经由漕运到达了长安，洛阳这些北方大城。
各处的盐价应声大跌，大肆冲击了以湖盐，井盐，岩盐等为主的盐市，盐价迅速低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加上秋收在即，各处报上来的消息都极为乐观，粮价也在走低当中。
也就是说，在元贞七年这一年的末尾，大唐的基础物价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没有后来经济学中那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问题，在当世简单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当中，基础物价的低廉，是保证社会繁荣的先决条件。
自古以来，向来有谷贱伤农之说。
实际上，伤害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普通的农户，耕作一年，交了税赋之后够全家之用就算很不错的情况了。
粮食的自由买卖，都是由地主来进行，只有他们手中才有大量富余的粮食。
伤农之说是因为粮食价格过低，地主就不愿意再拿出手中的粮食来卖，觉着自己吃亏了，过年他们再让农户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就不高，间接的伤害到了农民的利益。
而有的时候，粮价高了，他们又会囤积居奇，让粮价更高，这就是粮贵饿农说法的来源，所以粮价波动需要官府来进行有效的平抑。
也就是说，国库中的粮食，主要还是为了平抑粮价所用，其余诸如战争，救灾等等，都是次要的。
…………
唐初的粮价是一个向下且没有回头路的直线，从隋末战乱到如今，各地粮价都是跳水般回落，到了元贞七年又下了一个台阶，却也不到谷贱伤农的地步。
倒是盐价有点崩了，今年施行的晒盐之法，加以草木灰进行多次过虑，制作出了不少高质量的细盐，冲击了北方的盐市。
百姓欣喜的看到，盐价一天一个样子，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次伤害的只能是官府了。
盐一直都是官府独营的买卖，贩卖私盐的都要处以刑罚，盐价勐降，官府收入就少了一块。
户部官员坐不住了。
盐利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独家经营的买卖，往往都是一本万利，在北方各地还没有大量岁入的情况之下，盐利占据了朝廷收入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唐初官僚们的薪俸有一半在盐利上面，这还关乎到唐军将士们的薪水，盐价的持续走低，会让朝廷的运转出现问题。
…………
于是宫中又开起了小朝会。
户部侍郎武士彟建议行使定价权，然后控制海盐的出货量，慢慢根据天下的人口提升制盐量。
他的提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赞同，而且纷纷建议加紧实施，因为今年盐价过低，很可能造成其他地方盐政崩溃，制作湖盐，井盐，岩盐的地方纷纷破产的话，会导致盐丁四散。
他们却又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海盐，很容易造成地方上的糜烂局面，同时朝廷受害也深，收入少了一块，大家的薪俸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