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　3700　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　34000　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　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　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　1　美元， 46。7低于　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　2　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　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　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　2　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　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呢
美国的“社会主义”
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　seymour　lipset　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
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　30　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
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　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　04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　和　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　3。8；老兵补助　2。6；交通　2。8，国际事务　1。2，科研　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　20　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　60　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　世纪　10　和　20　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　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　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　年　gi　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　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　年残疾保险。
64　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　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　medicare　和　medicaid　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　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　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　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　20　世纪，美国有　50　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　30　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　gdp　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
比如，2001　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　gdp　的　28。9，挪威　23。9，英国　21。8，加拿大　17。8，日本　16。9，美国　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　gdp　为　34；320　美元，而瑞典为　24；180　美元，挪威　29；620　美元，英国　24；160　美元，加拿大　27；130　美元，日本25；130　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　chri. comherhoward　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　gdp　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　72。1，88。6，81。8。
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　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　100　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　100　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　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民主请客谁买单
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到来。布什阵营和克里阵营早已赶到这个　4　年一度的政治“庙会”，正在锣鼓震天地“练摊”，各自吆喝自己的“土特产”：布什卖“解放伊拉克”的蓝图，克里卖他的医保方案；布什卖他的“减税计划”，克里卖它的“增加就业规划”；布什兜售他“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主张，克里吆喝“能源自主”口号赶庙会的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叫好的叫好，起哄的起哄，好一派生意兴隆的热闹景象。
问题是，这样一个热闹纷呈的政治庙会，谁来赞助
联邦竞选法案推进“政治平等”
据统计，美国　2000　年的选举年，用于选举的费用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总共30　亿美元。当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动用政府公共资金　1。5　亿美元，布什阵营本身砸进去1。85　亿的银子，戈尔阵营也甩了　1。2　亿。平均来说，2000　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　50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　450　万美元。今年的总统选举，到　2004　年　8　月为止，布什阵营已花费　2。1　亿美元，而克里也已掏了　1。85　亿。砸钱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同志们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　100　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　1971　年的“联邦选举法案”，凡是　100　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　4　个来源，各占资金的　14　左右：一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　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　美元以上，1000　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5000　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嫁妆”一个人一年最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　2　万美元资助选举。这　4　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　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　1974　年补充修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　1000　美元；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　5000　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　2。5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　2。5　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　年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硬钱不够，软钱来凑1975　年，参议院　buckley　向最高法院上诉，称　1971　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　1976　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　1000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5000　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　可以说，1976　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
和“政治自由”，各有胜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更不能给钱憋死。虽然“联邦竞选法案”对个人捐款的数额作出严格的规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脚的银子却贼心不死，总想在政坛一展拳脚。于是它们逡巡在选举过程周围，见缝就钻，见空就插，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公司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毕竟，5000　美元的捐款限制要更宽松。比如　1979　到　1980　年“政治行动委员会”选举捐款只有　6000　万，而　1999　到　2000　年则高达　2。6　亿美元。如前所述，近期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占竞选资金的　14　左右。由于“政治行动委员”主要是由公司工会或一些民间利益集团组织的，它的捐款逐步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政治变成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场所：利益集团把政治家送上宝座，政治家在宝座上给特殊利益集团输送“政策优惠”。
另一个后果就是“曲线救国”，通过“软钱”来影响选举。“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法律规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本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是，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告”issue　ads。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是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虽然我一年只能捐2。5　万“硬钱”给某党候选人，但是我却可以捐　100　万“软钱”给这个党。因为“软钱”
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它对选举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比如克林顿　1992　年当选之后的　18个月里，各政党“软钱”的筹款仍只有　4600　万美元，而　2000　年布什当选后　18　个月里，各政党筹了　2。56　亿“软钱”。事实上，2000　年选举年，两党共筹集了　5　亿“软钱”来影响各级选举。由于“软钱”大部分捐款者是公司工会和富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腐败的“政治交易”的忧虑。
增强“散户的力量”
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是“富人党”共和党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
中受益，而“穷人党”民主党只能站在一边流口水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不错，共和党历年来“化缘”能力比民主党强，但是，在“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的筹款能力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实际不相上下，比如　20012002　年选举周期，民主党筹集了　2。46　亿“软钱”，而共和党筹集了　2。5　亿，基本持平。共和党的优势恰恰是体现在它对“散户”的号召力，尤其是捐款　200　元以上，1000　元以下的“散户”的号召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据说是共和党走街串巷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是共和党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上层，而这些人吃饱喝足之后，总还有几个余钱可掏。
正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清除软钱”的竞选筹款改革方案，恰恰是共和党执政期间通过。从　1997　年起，ain　等议员就开始在国会提案改革竞选筹款机制，禁止“软钱”，“洗涤政治”。2002　年　2　月，“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3　月，布什签署该法，同年　11　月　6　日生效。该法案的主要条款是：禁止“软钱”，即各政党不得再接受任何“建党资金”；工会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初选之前的一个月内和大选之前的两个月内，不许在电视广播里打“议题广告”，挂羊头卖狗肉；同时也提高“硬钱”的上限比如，个人捐款数额从　1000　美元上升为　2000，个人一年可以用于支持选举的钱数最高从　2。5　万上升为4。7　万左右。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我现在一年最多只能掏四五万的“硬钱”，但是一分钱“软钱”都不能掏了。从此以后，6　位数以上的政党捐款就是违法的了。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进一步打击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羊毛还需出在羊身上。
自然，“政治平等派”的这个胜利，是对“言论自由派”的一个重大打击。不到一个月，从美国最大工会　aflcio　到共和党议员　onnell，从基督教联盟到民权联盟，这些昔日的“敌人”，竟然团结起来，共同把“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最高法院，称这个新法案“违宪”，认为它禁止集团或者个人向其支持的政党“慷慨解囊”，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践踏。2003　年　12　月　3　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　5　比　4　的微弱优势，裁定该法案“合乎宪法”。可以说，“政治平等派”在一个更高的山头插稳了旗帜。
总的来看，从　70　年代开始，美国竞选法案是沿着“政治平等”的方向前进的。虽然那些走投无路的“软钱”目前还在寻找影响政治的方式据说目前的逃窜方向是具有党派倾向的民间团体，虽然“言论自由”派还在为有话不让说而忿忿不平，虽然无论怎么样改革，富人的选举捐款势必多于穷人，但是选举改革的方向，始终是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治上的不平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观察美国竞选法案的变迁，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在选举捐款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一个被围追堵截的过程中。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