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那些事儿

李明睿听了，眼泪唰唰的流，他抽抽噎噎着表示愿意接受摄政王的任命。
在李侍郎的主持下，经过朝房内的热烈讨论，最后议定崇祯帝朱由检的谥号为“端”，庙号“怀宗”，合称“怀宗端皇帝”。也许是希望人们世世代代能够怀念他吧。
就这样，亡国之君朱由检除了“崇祯帝“之外，又有了“明端帝”，“明怀宗”两个庄严肃穆的称呼。
但是，自缢身亡的朱由检注定死后不得安宁，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人们由于立场不同，观点各异，又先后授予他“明思宗”，“明毅宗”，“明威宗”，“明敬宗”，“烈皇帝”，“正皇帝”，“敏皇帝”，“庄烈愍皇帝”等多个尊称，并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据我所知，朱由检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庙号，谥号最多的一个，虽然这些跟他本人其实并没多大关系。至于某个称呼是何人所拟，哪一个评价于他最适宜，我在以后的叙述中还会跟朋友们探讨，商议。





明末那些事儿 第56章 多尔衮进京（5）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六，帝王庙前搭设起大大的灵堂，漆黑的神主灵牌上大书“大明怀宗端皇帝之神位”十个白色大字。因为有摄政王的谕旨，京城的官绅百姓前来吊唁的络绎不绝，都像死了亲爹亲娘似的，嚎啕大哭。他们既痛哭惨死的先帝，也在宣泄个人多日来遭遇的不幸和委屈。
原明蓟辽总督洪承畴也来了，他远远望见崇祯帝的灵牌，就开始流泪。到了近前，更是一头扑在地上不起来了，直哭得天昏地暗，嗓子嘶哑。他的泪水中包涵的可不仅仅是悲伤与哀痛。
两年前爆发的松锦大战，明军十三万人全军覆没，人们都以为主帅洪承畴会尽忠殉国。崇祯帝难过极了，亲自为洪大帅撰写悼词，在洪承畴同志追悼大会上泣不成声，并下令按王侯的规格祭奠洪大帅的亡魂。可悼词还没读完，前线却传来洪承畴降清的消息，崇祯帝颓然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件事对崇祯帝打击实在太大了！
想到这些，愧疚和哀伤使洪承畴哭得更痛了。
从初六到初八三天，北京城简直成了一座“哭”城，灵堂前的地面都被泪水打湿了。
人们的泪水流干了，心情反而轻松了，纷纷称颂摄政王和大清朝道德仁义，而对李自成和大顺朝则更加痛恨了。
那些投降清朝的明臣，这时也理直气壮起来了我们投降的是大明的恩人，而不是大明的敌人！
在很多人眼里，大清朝，就是大明的合法继承人！
吏来归，复其位
多尔衮简直有些感激李自成。
如果不是大顺军在京城肆意胡为，大清朝怎能如此轻易赢得民心，如果不是你们逼死了朱由检，我们又怎能想出如此冠冕堂皇的出兵理由为明帝报仇！
北京，我们是从流贼手中夺过来的，而不是取自你们明朝！
明朝，包括北直隶，南直隶这两个直辖省，共有十五个省，上亿的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是名副其实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而大清国满打满算也就几十万人口，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要统治一个人数远远超过自己民族的以汉族为主的国家，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但多尔衮似乎并没有为此感到头疼或惶惑。
因为他经过深思熟虑，已经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汉治汉”。
有个归降的汉族官员上书说：“招揽明臣，争取民心，此兴国第一急务也。”这话正中多尔衮下怀。
很快，摄政王多尔衮抛出了他进京后的施政纲领：“从古以来安定天下，首要的工作就是网罗贤才，泽及穷民。”
多尔衮的施政纲领包含两方面内容：网罗贤才和泽及穷民。此后，多尔衮在北京实行的一切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内容展开的。
网罗贤才，就是争取明朝官员和士绅的合作，泽及穷民，就是减轻百姓负担，赢得百姓拥戴。一句话，扩大统治基础。




明末那些事儿 第57章 多尔衮进京（6）
进城第二天，多尔衮下令：各衙门官员按原职务照常上班，将姓名官衔速速上报，朱姓皇族前来归顺的，保留爵位，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那位迎降有功的锦衣卫官员骆养性当即被提拔为天津总督，带头祭奠先帝的曹溶大人被任命为河南道御史。
多尔衮用行动，真正兑现了进京前向大明臣民许下的“吏来归，复其位”的诺言。人们感觉，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很快，十几位明朝旧臣探头探脑前来报到。多尔衮立刻接见他们，并操着不熟练的汉语怪声怪调的说：“大家不要害怕，本摄政王不会杀害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放心照旧供职吧。”
过了几天，多尔衮又颁布谕旨：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各个衙门的官员，都以原官职同满族官员一同办公。明朝的大臣，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魏忠贤阉党，不论是一直忠于明朝，还是投降过闯贼，只要归降我大清，就官复原职，加官晋级。
在涿州曾狙击过李自成败兵的明朝官僚冯铨，过去因投靠九千岁魏忠贤，爬到了内阁大学士的高位，崇祯帝上台后被削职为民。他认为自己再无出头之日了。可多尔衮一听说他是个有才能的人，竟亲自写信征聘他。冯铨大喜过望，闻命即至，被委任为内院大学士，排名竟在范文程之前。
冯铨心不自安，请求摄政王将他的位次后移。多尔衮笑着说：“国家尊贤敬才，先生何必谦让！”冯大人受宠若惊，下决心踏踏实实为大清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还有一位地方官员刘达，在明朝担任临汾知县，投降李自成后任巡按河南直指使。吏部向多尔衮请示：对刘达是按明朝授予的官阶还是顺朝授予的官级“复其位”？多尔衮毫不犹豫的批示：就高不就低！结果刘达被按大顺朝所授较高的官职前去上任。
多尔衮求贤若渴的开明用人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向大清朝投递官职姓名的明朝旧臣鱼贯而至，络绎不绝。
大才子龚鼎孽也听到了多尔衮的招贤令。他二话没说，牵起爱妾顾媚的手就大着胆子跑了出来，欣然接受清朝的新官职。
这些受到重用的明臣借此机会又推荐亲朋故友，门生宾客，如同滚雪球一般，摄政王多尔衮获得的有用之才越来越多。
对多尔衮这种大包大揽，普遍招抚的用人政策，有人不理解。大清朝的顺天府巡按柳寅东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
“我朝任用汉官，凡前朝除名的赃官和流贼的伪官，一概录用，虽说宽大为怀，但好坏不分，鱼龙混杂，势必造成不良影响，应该慎加选择，甄别贤愚。”
从澄清吏治的角度看，柳寅东的建议很有道理。但多尔衮却断然拒绝，他的观点是：“国家刚刚奠基，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急需用人。凡归顺官员，一经任用，就不必苛求。”
拒绝了柳寅东的意见，并不代表摄政王忽视吏治建设，放纵官员贪赃枉法。对于贪污受贿，他其实也是深恶痛绝。
多尔衮刚出任辅政王主持国政时，婉言谢绝了朝鲜国王的私人馈赠。他对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说：
“当年我出征朝鲜，攻陷江华岛，约束军兵，严禁杀戮，保全了朝鲜国王的妻妾子女。朝鲜国王感激不尽，常常派人进献厚礼。现在我俩辅政国事，谊无私交，不应该接受这样的馈赠。不仅如此，今后凡有外国赠送礼物，各位亲王，郡王，贝勒都不能接受！”
多尔衮的提议得到了满清诸王，贝勒，大臣的赞成，从此不接受外国馈赠成为大清国的一项严肃的纪律。
多尔衮就是这样一个人讲求原则，注意自律，并能从个人自律中引申成法令制度。他的为官品性，无疑比很多明朝官僚高出许多。




明末那些事儿 第58章 多尔衮进京（7）
多尔衮非常清楚，明朝的败坏，就是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渎成风，尸位素餐造成的。
有人说，把晚明的官员不论职务高低排成长队，一个不剩的全部杀掉，也许会误伤一些清官，但如果隔一个杀一个，则肯定会漏网太多的贪官。
面对官员的集体贪腐，杀还是不杀？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但这难不倒聪明的摄政王，他想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简单说，就是划定了一条时间线凡五月初二日大清军进京以前发生的事情，一概不予追究，但从五月初二日，从这一天开始，如果再怙恶不悛，仍贪污受贿，则国法不容，立即砍头示众。
反腐倡廉，历来都是阻力强劲，困难重重。
设定一个时间表，对以前的罪责，暂不追究，让人人都有弃旧图新，改邪归正的机会，当然会大大减弱反腐的阻力，如果仍不改前非，继续作恶，再重拳出击，雷厉风行，新帐旧账一起算，绝不手软。同时，保护好言官（现在叫记者，很多时候二奶，小偷也能履行言官的责任）行使职责的权利，让他们勇于揭发披露，并放手发动群众监督，让大小贪官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难有存身之地。
在一个**成风，无官不贪，积重难返的社会里，多尔衮的举措虽然无奈却无疑是明智的。我思忖半天，只想用两个字来评价务实。
多尔衮早就了解明朝的官吏。当初在关外，看到明朝上上下下追名逐利，互相欺瞒，贿赂公行，觉得又可笑又可恨。
跟李自成一样，他对明朝官吏并无好感。但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如今大清朝入主中原，这些人不出来重操旧业，国家机器就难以正常运转。他们虽然品性有差，但不可否认，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在他们手里掌握着治国的经验。
多尔衮多次公开宣称：“我大清臣子，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这是他向明朝旧臣发出的严重警告和劝诫。
刚投降清朝的大文人龚鼎孽并不了解摄政王的心思，上书为贪官辩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开国之初，应该对大臣宽大为怀，如果因一点贪污受贿的小事，就将大臣绳捆索绑，投入囚牢，土头灰脸，颜面扫地，谁还愿意努力为政府工作。”
多尔衮斩钉截铁的回答他：“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只要竭尽全力认真工作，朝廷自会优待尊崇。”
“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这充分显示出多尔衮反贪治腐的决心和勇气。正是由于多尔衮这种决不妥协的态度，才造就了清朝前期比较清明的吏治，才涌现出像“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这样的模范干部。
治国安邦，人才为本。事实证明，多尔衮的用人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比较大明，大顺，大清三朝对待人才的态度，我们能看到其领袖人物的政治水平及治国能力的高下。
明朝的崇祯帝对待人才，是猜疑。
他不相信属下的忠诚和能力，熊廷弼，袁崇焕，陈新甲等一批能臣均不得善终，结果闹得各级官员人人自危，明哲保身，逐渐变成了一群怯懦无能，毫无廉耻的废物。
崇祯帝还经常哀叹：我大明朝是有君无臣。
大顺朝李自成等人对待人才，是摧残。
他们只相信暴力和铁拳，不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视明臣贱如草芥，轻如鸿毛，把很多明朝的官员都逼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李自成身边缺乏真正有见识的人才，他手下只有一群打打杀杀的莽汉。
而大清朝的多尔衮，则是求贤若渴。
他需要明臣，知道治国安邦离不开他们。因此大包大揽，兼容并蓄，并且引导得法，管理有术，使明朝旧臣在新政权旗帜下有了用武之地，从而扩大了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使其很快在关内站稳脚跟。
多尔衮，不仅是一代军事奇才，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明末那些事儿 第59章 多尔衮进京（8）
泽及穷民。
招揽明臣，使整个国家机器迅速正常运转起来，但多尔衮知道，要想长治久安，天下太平，还必须”泽及穷民”，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他曾说过：“民为国家之根本，凡是可以计安民生的事，没有不与大小诸臣尽力去做的。”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即“必须以人为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看！多么具有现代意识！
进入北京后，多尔衮认为统一中原只是时间问题，大清国即将由一个地方政权成为全国性政权，汉族百姓也是我大清的臣民，处理他们的事情，其实是在“料理家事”。
因此，多尔衮先后向礼部，户部发出指令：查找京城内的特困家庭包括沿街乞讨人员，政府发放救济，穷困潦倒，谋生无计之人可以直接向户部提出申请，要求补助。
但是京城内穷苦无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大顺军坐享京城一个月，把这里的粮草几乎全吃光了，剩余的一点粮食都是官府粮仓里的“积年陈腐之米”，糠土参半，吃下去就腹痛难受。一时米价飞涨，“公私积储荡然无存，粮草俱乏，人马饥绥”。
在这紧要关头，多尔衮的八旗军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威逼官绅，四处抢劫，而是将辽东多年积存的百余万石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到北京，并向友好邻邦朝鲜借米万石。
解决了北京百姓的吃饭问题，多尔衮还不满足，七月十七日，他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又做了一件大快人心之事，那就是废除明末“三饷”：
“自顺治元年（1644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等，尽行豁免。”
老百姓又是一阵欣喜若狂，拍手称快。
有人说：明亡于流贼。
有人说：明亡于党争。
也有人说：明亡于三饷。
对于这些结论，不想做什么终极评判，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三饷加派，无异于饮鸩止渴，是明末最大的弊政。
崇祯三年（1630年），辽东局势吃紧，为了对付迅速崛起的满清政权，明朝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在正常农业税基础上，每亩农田加征一分二厘银子，全国每年共加征白银一千零二十九万两，这就是所谓“辽饷”。
因连年旱灾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陕北农民，再也无法承受加在背上的这最后一根稻草，首先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辽东八旗军的攻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造反的浪潮很快席卷整个北方。
崇祯十年（1637年），为了剿灭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兵部尚书杨嗣昌奏请增兵十二万，加征“剿饷”，原希望只临时加派一年，不料“剿饷”用完了，民变却没能扑灭，只好继续加派。
这一项加派又使每年增加租税银三百四十万两，走投无路的贫民纷纷加入农民军，造反的农民越“剿”越多。
崇祯十二年（1639年），既要镇压前仆后继的农民大起义，又要抵挡咄咄逼人的辽东八旗兵，内阁大学士杨嗣昌借口训练士兵，增强明军战斗力，提议每亩农田再增“练饷”银一分，共加征白银七百三十万两。
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加派，每年达到了二千一百万两左右，超过正常租税的几倍。再加上各级官吏借机搭车，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骨髓都被榨尽了，再也没有一丝活路。
史书记载：极目四望，田地荒凉，荆棘塞路，门内蓬蒿丈余，狼狐之类白昼纵横，人立而嚎，贫民拾瓜蒌以充饥，鹄面鸠形，惨目骇心……




明末那些事儿 第60章 多尔衮进京（9）
对于明末三饷加派给老百姓造成的痛苦，大学士范文程了解的非常清楚。
当确定清朝的征税标准时，很多人主张按崇祯年间的数额征收，范学士力排众议，坚持采用万历年间征税的标准，废除崇祯年间的所有加派，他说：
“以万历年间征税数额为标准，犹恐老百姓承担不了，怎么能够再增多呢？“（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岂可更求乎？）
摄政王多尔衮十分赞同范学士的意见。七月十七日，正式发布《大清摄政王安民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
“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赋税。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等等，尽行蠲免。各级官员须深入基层，亲自问民间疾苦，如有官吏顶风违纪，混征暗派，假公济私，坑民肥己，一旦查实，必杀无赦。”
此令一出，万民欢呼。人们都把多尔衮当成了传说中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这项政策的实施，对稳固清朝的统治起到巨大的作用。即使仅仅颁发这道法令（并不执行），也足以使深受明末弊政之害的穷苦百姓们心情亢奋的了。
但多尔衮毕竟不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他在摆出一副亲民爱民的姿态，屡施善举的同时，也做了一件不得人心的事情，那就是薙发令：
“凡投诚的官吏军民，都必须薙发，并改换满族人的服饰。”
薙发，俗称剃头，是满族人的风俗习惯之一，就是把脑袋四周的头发全部剃光，只从头顶向后留下少量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脑后，那形状真像英文字母中大写的“q”，故此鲁迅先生后来才天才的创作了小说著名《阿q正传》。
其实，山海关大战获胜后，多尔衮就命令山海关城内军民立即剃发。进军北京途中，一路迎降的明朝官民也都被迫剃了发。在多尔衮看来，“薙发”是归顺的象征，归降了但不剃头，就是心存观望，不是真心归顺，只要是大清的臣民，就必须薙发垂辫。
这道奇特的法令在汉族官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可都是孔圣人的教诲呀！
汉族人的习惯都是束发，他们平时从不剪发，而是精心梳理成发髻，戴上冠帽。这就是大汉民族的风俗，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
古代有一种刑罚叫做髡刑，就是把罪犯的头发全部剃掉。在当代社会，犯人被抓进监狱，第一件事也是先剃成光头。头发并非无关紧要，它代表着脑袋，代表着尊严，所以才有三国时期曹操的“割发代首”，文革时期给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剃“阴阳头”。
多尔衮的“薙发令”下达以后，被剃掉头发的汉人全都臊得不敢出门，有的见人就哭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造了什么孽，竟被剃掉头发，遭受髡刑！”
清军占领区内特别是北京城里，一时民情骚然，有的地方甚至蠢蠢欲动，出现了叛乱的苗头。
多尔衮嗅觉敏锐，感觉情况不对，知道自己立足未稳，不能不照顾汉族人的情绪，于是马上改弦更张，下达了一道自圆其说的命令：
“以前因为归顺的百姓不容易辨别，所以我下令薙发，来区分顺民和逆贼。如今听说薙发十分违背百姓的心愿，这不是我的本心。从今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各随其便。”
看，话说的多巧妙，真是个聪明人啊！
发现制定的政策不适应形势能立即更改，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对于能够改变的事情努力去改变它，叫做勇，对于不能改变的事情学着接受它，叫做智。多尔衮就是这样的一个勇者，智者。
了不起！




明末那些事儿 第61章 多尔衮进京（10）
盛京还是北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薙发令”引起的不良影响尚未消除，京城内外又开始哄传：大清兵很快就要回关外老家，在东还前要挥刀屠城，杀光老年人和青壮年，只留下年轻女子和小孩。
一时间又人心浮动，许多人纷纷外逃躲避。
多尔衮非常懊恼。
他决定立即迁都，把大清国的都城从盛京（沈阳）迁来北京，也许这样能够安定人心，消弭流言。
其实迁都是多尔衮早就确定的计划，因为“京师乃天下之根本”。但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英郡王阿济格的反对。阿济格牢骚满腹：
“汉人跟我们不会是一条心的。过去我们占领辽东时，不随便杀人，结果又怎样？我们的人反而被汉人杀害不少。现在我们占领了北京，就该汲取教训，放手杀戮，妇女财富任取，让将士们都欢天喜地，满载而归。”
多尔衮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天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阿济格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满族将士的心声。他们不适应北京的水土，留恋故乡，撂不下放牧喝牛奶的生活习惯。
他瞟了一眼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冷冷的问道：“然后呢？”
“然后？然后就留一位王爷在这里镇守，大部队返回盛京，并派重兵把守好山海关。只要山海关在我们手上，辽东就有了屏障，大清国再没有后患。”
在阿济格心目中，这里不是他的家，他的家在盛京，北京只不过是曾经占领过的一座大城市。
多尔衮感到又可气又可笑，轻蔑的说道：
“鼠目寸光！出兵之前我反复强调，这次出兵与以往不同，不再是抢掠人畜财物，而是夺取中原，君临天下。先帝生前也多次讲过，若得北京，立即迁都，以图进取。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安定帝都，让她恢复昔日的繁华，然后请皇上移驾北京。这是先帝的宏愿，也是我们下一步进取中原，挥师南下，统一全国的需要。”
多尔衮的话语重心长，句句在理，特别是抬出先帝皇太极来，使阿济格闭住嘴，终于不再说话了。
迁都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多尔衮一方面向京城内外军民发布谕令辟谣，一方面修缮被李自成烧毁的宫殿，同时派人前往盛京迎请顺治帝福临前来北京登基坐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