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那些事儿

第一，性情说。
很多史书上说，张献忠残忍好杀，喜怒无常，“嗜杀出于天性”，“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
外国传教士写的《圣教入川记》更是说他“有神经病，残害生灵”。
其实单纯从个人品格与性情上分析，是很难从深层次真正弄清张献忠的杀人动机的。这就如同问，张献忠为什么杀人？答：因为他喜欢杀人。这是很难以理服人的。
第二，报复说。
据彭遵泗《蜀碧》记载：张献忠少年时，随父亲到内江（属成都府）贩枣，将驴子拴在一户乡绅的牌坊前，驴子的粪便玷污了牌坊前的石柱。乡绅的仆人看见了，冲过来就是一阵怒骂，并拿起鞭子毒打张献忠的父亲，命令他用手把粪便捧到别处去。张献忠站在一旁，敢怒不敢言。临走时他发下毒誓：
“我一旦得志再来四川，一定要杀尽你们这些恶人，方能消除我心头之恨！”
还有种离奇的说法是：张献忠带兵入蜀时，在四川与湖广交界处扎营。第二天，他在两省交界的地方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过一把野草擦腚，正好抓着活麻，手和臀部都被刺得生疼。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可草并不扎人。张献忠就问本地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活麻，又名蝎子草。张献忠不禁火冒三丈，怒气冲冲的说：“四川人恶毒，连草都这么可恶，我就从这里杀起！”
其实，以上这些故事都经不住推敲，它是把严肃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倒是清朝初年计六奇的《明季南略》等史籍的记述也许更能接近历史的事实和真相。
《明季南略》中说：张献忠的恐怖统治激起四川人民的激烈反抗，“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献忠乃大肆屠戮，稍有犯者即全邑尽屠”。
彭遵泗在《蜀碧》的序言中也说：“献逆称帝，蜀人不与，诛斩所置守令，蓄然号怒，积而成凶。”
确实，从大西国大顺二年（1645）开始，形势的发展对张献忠越来越不利，四川各地军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执伪官投之水火，或生磔于庭”，“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这才招致了张献忠的疯狂报复：“献忠忿恨，命将分剿”。
第三，能力说。
很多人都奇怪，张献忠千辛万苦占据了四川，建国称帝，就应该东边扼守瞿塘峡，北边严守剑阁道，收买人心，休养士卒，处心积虑成就一番霸业，可他却举起屠刀，大肆杀害儒士，百姓，部属和士兵，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其实这是个素质能力问题。
张献忠根本不懂得“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建国两年来，毫无安邦定国，恢复生产的举措，只是一味的高压和恫吓，官绅人人自危，百姓惴惴不服，因此“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塞者，不可胜数”。
各地官民的反抗，反过来又加深了张献忠的恼怒和仇恨，下一轮镇压就来得更加残酷暴虐，而变本加厉的屠杀，必然刺激四川官民更激烈的反抗，张献忠就这样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
《蜀难纪实》的作者杨鸿基说，张献忠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定蜀人刁蛮，难以感化，“惟欲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矣”。
张献忠企图通过屠杀来使四川安定，以暴制暴，其实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这种只知道用杀戮和剿洗示威，去平息人民反抗的办法，恰恰暴露出张献忠的“无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
“无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杨鸿基先生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确乎抓住了大顺皇帝张献忠的根本弱点。
张献忠，不是一个具备雄才大略的人物，他缺乏处理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他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新世界的建设者。





明末那些事儿 第143章 审判（2）
第四，没落说。
过分的杀戮，使张献忠日益孤立，曾英，杨展等明将步步紧逼，大西政权在四川的控制区域日渐缩小，到最后“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而已”。
张献忠不禁沮丧和茫然。他听说在沅州（属湖南）和铜仁（属贵州）交界处，有人挖出了一块古碑，上面刻着两行字：“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李也败，张也败，败出一个好世界”，心中陡然升起一种凄凉无奈的不祥之兆。
他或许感觉大势已去，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成分：既然我不能占有这块土地，那就干脆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杀光，把这块土地上的房屋烧光，把这块土地上的财富抢光，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吧。
因为我不能得到的，谁也休想得到！
对张献忠的这种心理，鲁迅先生在《晨凉漫笔》中分析得很深刻：“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
据说，张献忠有一天喝着闷酒，沉默良久，对张可望，汪兆麟等几个心腹说：
“皇帝真是难做，咱老子断做不来！现在老子手里有数百万两金银，数千担绒货，百十头好驴马。将手下这些人都杀掉，我等心腹十几人，隐姓埋名，到江南一带做个绒货商人，享受富贵，图个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
有人劝他：“既然如此，那就把兵将解散，何必定要杀光呢？”
张献忠说：“我脸上有刀疤，军中谁不认识我，他日撞见，定然泄露。必须把兵士全部杀尽，方能保证万无一失。”
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今天已无从稽考。因为毕竟揣测臆想的成分居多，理性分析的因素偏少。
但张献忠在最后岁月，心灰意冷，回天无力，充满绝望，则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人粮说。
有人告诉我：考察张献忠杀人，不能仅仅着眼于政治和军事，而忽略经济因素。如果说杀害士绅，在于防范“倡乱”（带头反叛），犯下了肃杀扩大化的错误，那么，屠戮百姓和士卒，却不是张献忠一时心血来潮的简单的滥杀无辜。
张献忠据蜀期间，不仅没有颁布任何保护生产，发展经济的法令和政策，反而放纵士兵扰民，农民不安于耕作，“民尽为兵，废耕绝食”，“田土尽荆莽”，“一望荒芜”。大饥荒因此于大顺三年（1646）首先在大西军占领区爆发。
成都附近，大西军屯兵近百万（包括家属），兵多粮少，草木俱尽，为了填饱肚子，大西军什么都吃。张献忠“令取牛犬尽磔之，毋为后人遗种”，甚至满城熏捉老鼠充饥，牛，狗，鼠，雀都吃光了，最后只得派兵四出，袭杀黎民，以人肉为粮。
吃人，在明末并不是什么蹊跷事。据《明史》记载：天启三年，贵阳“草木败革俱尽，以人为食，至亲互噉（dan）。部卒屠人售肉，四斤易银一两”，“崇祯九年，山西大饥，人相食”，“时岁饥，贼以人为食”。可见，吃人在明末早已有之。
既然不能保护和发展生产，官府和大户的积蓄又吃完了，为了生存，大西军只得杀人为粮。先是剥皮凌迟，零星的杀，后是分兵四出，“除城尽剿”，大批量的杀。从大顺三年（1646）正月一直杀到五月，成都城外，“军营所在，积掌如山”。因为人掌最无肉，所以用它来记功。
战争，让女人走开。张献忠对女人的杀戮尤为严酷，遗弃的女人小脚堆积如山，臭气熏天。据说还有人向张献忠建议，女人某个部位肉最鲜嫩味美。前面提到的那个因吃人肉而眼珠发黄的士兵，就认为女人的三寸金莲，吃起来好像猪蹄筋。
因为饥饿，大西军士兵开始逃亡。大西国其实已养不起这么多军兵，从六月份开始，张献忠暗暗传令杀戮士卒。自食其兵，当然是按照先疏后亲的顺序。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屠杀士兵，所以才耍了那么多鬼把戏。
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饥饿，使大西军这支曾经所向披靡的军队，变得疲软无力，丧尽人心。




明末那些事儿 第144章 审判（3）
据说，大顺三年（1646）以来，由于饥饿，大西军经常“宰杀军眷与囚徒为粮”。在行军转移时，船上经常满载“人粮”（活人）和腌制的尸体。
这个传闻，后来在清初一个小官员的笔记中似乎得到了认证。
许多年过去了，甲申年的血雨腥风已经烟消云散。这一年，江南吴兴的一个读书人金榜题名，被清廷任命为四川西充县县令。他到任后，招徕流亡，与民休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块原本人迹罕见，草树丛生的地方，渐渐有了人间烟火气息。
不过县令也有苦恼之处，尽管贵为一县之长，生活却相当清苦，他跟两个仆人每日三餐只有野菜杂粮充饥果腹。因为总是吃菜，所以不仅面有菜色，连眼珠子都有些发绿。
有一天，县太爷瞪着发绿的眼睛，在衙门后园的野草丛中散步，突然眼前一亮：嘿，捡到一颗大珍珠！于是他叫人打扫后园，清除野草荆棘藤蔓，虽然没找到更多的珍珠，却发现杂树丛中竟然隐藏着一座精致的别墅。
县令乐呵呵地搬进了这座精舍，看到东厢房里摆着的十多个柜子，都用黄纸封着，打开一看，呵呵，里面全是奇珍异宝，蜀锦巴缎。西厢房内也有十几个木柜，同样用黄纸封着，打开一看，里面却井井有条放置了许多瓷瓶，瓶盖上有黄封，上写“御用”二字。
县令打开一个瓷瓶看看，咦，里面怎么没有金银珠宝，而是黄灿灿的糟肉。县令和两个仆人每天吃野菜杂粮，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现在突然见到糟肉，就像苍蝇见到了血，还能干什么呢？于是乎，他们抓出糟肉，蹲在地上大口大口狼吞虎咽起来。
从此，他们的餐桌上，顿顿都有糟肉，三个人吃得胃口大开，都称赞此肉“色香味俱佳”。
过了一段时间，县衙里一个老差人，是西充县本地人，听说了这件事，就委婉地告诉县令的仆人：八大王张献忠曾经驻军西充，那些所谓御用的东西，应该都是他留下来的。听说他最爱吃人肉，专门选择那些白皙肥胖的人，杀死以后取下好的部位，用椒盐香料腌制起来，保存在瓷瓶里。
仆人听了差人的话，眼珠子瞪得大大的，赶忙跑回去告诉县令。县令越想越不对劲原来吃了几个月的佳肴，竟然都是腌渍起来的人肉。于是主仆三人“呕吐狼藉，病弥月始瘳”。
在四川称帝，却要杀光川人，强敌压境，却在杀戮士兵，自毁长城，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敢相信。
但现在，我信了，因为只有张献忠这种狡黠的蠢人，才能想出这样自以为聪明的馊主意。
三百年后，在中国的大西北，也有一支造反的队伍，面临着跟当年大西军同样的困境。
也是同室操戈，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这支饥寒交迫的军队受到官府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围剿，
也有异族入侵，民族斗争空前激烈，侵略者对这块贫瘠的根据地轮番扫荡，烧光，抢光，杀光。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有一位伟人站起来巨臂一挥，发出了洪钟大吕般铿锵有力的声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于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很快使这支仁义之师度过了难关，赢得了胜利。
什么叫雄才大略？什么叫庸人思维？在这里体现得泾渭分明，判若云泥。




明末那些事儿 第145章 审判（4）
张献忠杀了多少人
张献忠在四川究竟杀了多少人？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
最早统计张献忠杀人数字的是清初文人毛奇龄，他在《后鉴录》一书中记载：“岁丙戌（1646年）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挨户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
平东将军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
安西将军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
抚南将军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
定北将军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
献忠自领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
初读这段文字，我有些眼花缭乱，赶紧拿出计算器一顿按键，不禁瞠目结舌：仅仅张献忠派出的四路人马，五个月时间内竟屠杀了川民六亿九千九百四十八万，这还不包括张献忠御府老营的杀戮数字以及前后杀害的儒绅，士兵。
清初文人毛奇龄在这里扯了一个“弥天大谎”。据明万历六年（1578）统计，四川全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全国人口也不过六千零六十九万，张献忠的大西军竟然在四川杀出了近七亿人。真是笑话！
更可笑的是，清廷任命的编纂官还将这一荒唐数字煞有其事的郑重记载在钦定《明史》里，说：“将官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为了妖魔化张献忠的大西军，清初的某些文人真是竭尽了全力，虽然他们的手法是拙劣愚笨的。
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文人义愤填膺的心理。毕竟张献忠是十恶不赦的反贼，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给他们提供俸禄的清朝政府也喜欢这些数字。
……虽然人们对“六万万有奇”的“无厘头”数字嗤之以鼻，但却不能就此得出“张献忠没有杀人”的另一个极端结论，因为杀儒士，杀降官，杀百姓，杀士卒，几乎在所有相关史著上都白纸黑字，言之凿凿。
因此，严肃的历史学家开始从古籍的字里行间探索真相。对于张献忠屠杀的川人，有人分析为六十万，有人推测是一百万，还有人说，最多不超过一百四十万。因为在大顺三年（1646）张献忠派兵四出时，“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吴梅村先生在《绥寇纪略》里也只是说，“成都属邑之人俱尽，而非全川百姓被杀光”。
这里就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万历六年（1578），四川人口是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可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省人口却陡减至一万八千九十余丁，假设每名男丁平均拥有四名家人，也只有九万余口（《四川通志》）。“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从三百一十多万到九万，那么多人如果不是被张献忠杀光了，又去了哪里呢？如果都被杀光了，谁又是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呢？
首先是战乱，连绵不绝的战乱。
有位当代学者指出：张献忠之死尽管对苦难深重的四川人民来讲是一大幸事，但这一大幸事却无法冲淡那个乱世的血腥和残酷。
确实，张献忠的死亡并没有给曾经富庶繁荣的四川带来任何和平的曙光，四川大地接着又延续了二十五年惨烈的战争，苦难和死亡像甩不掉的阴影死死的缠绕着四川的百姓。
这里有一张时间表：
1644至1646年（约三年），大西军与曾英，杨展，王祥等率领的明军在四川展开激烈攻防战，大量平民被屠杀，最后清兵进入川北，张献忠遇袭身亡。
1647至1650年8月（约四年），南明诸将在四川拥兵自雄，争权夺地，在凶残的“窝里斗”中，名将杨展被害身亡。1650年9月至1659年（约九年），大西军余部与南明军，大清军拼力争夺川南，川东，最后以失败告终。
1660至1664年8月（约五年），清军镇压农民军余部和搜捕南明残余力量，取得辉煌战果。
1664年9月至1673年10月（约九年），四川境内大规模军事活动基本停止，局势相对安定。
1673年11月至1680年（约七年），吴三桂发动叛乱，占领四川，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叛乱才基本平定，开始走向太平。
从张献忠入川称帝的崇祯十七年（1644）算起，直到37年后的康熙十九（1680）年，四川由乱而治，这才迎来和平的曙光。在这三十七年里，除了有九年时间相对平静外，其他二十八年都处于激烈残酷的战争状态。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中，张献忠与南明军打了三年，南明军之间自相残杀四年，清军消灭农民军余部，南明残余和镇压川民的反抗，打了十四年，最后为平定吴三桂叛乱，又用了大约七年时间。
战争，就意味着杀戮和死亡，除少量川民逃亡外省，绝大多数都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不是被无辜屠戮，就是被拉兵抓夫，在战场上成了炮灰。“死于锋镝者，皆百姓也”，战场上敌我双方阵亡的士兵，其实都是强征入伍的百姓。
二十八年啊，整整打了二十八年！在战争中，家园毁掉了，亲朋死光了，原本繁荣富庶的天府之国只剩下了一片废墟。残存的川民发出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哀鸣。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扭曲下，敌我双方军人都变成了穷凶极恶的魔鬼。在战争的最后审判中，应该被谴责和制裁的凶手，首先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另外还有凶残的摇黄军，明军，清军和吴三桂的叛军。
活跃在四川东北边界的“摇黄贼”又称“摇黄十三家”，成分极其复杂，有饥民，有无赖，有地主家奴，也有土豪恶霸。争天王袁韬就是因奸婶事发，才跑出来参加“摇黄军”的。他们没有目标，没有志向，唯一喜欢做的就是抢劫杀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军，而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土寇，土匪。
据欧阳直《蜀乱》记载，“摇黄”所过，“城野俱焚掠，炮烙吊烤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积尸遍地，臭闻千里”。
欧阳直发现：张献忠的大西军军纪严明，他们杀人，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而摇黄军杀人，纯粹是作为玩乐。他亲眼看到“摇黄军”士兵将幼儿抛向空中，下面用长枪承接，把幼儿穿在枪头上，幼儿手脚抓刨仿佛要飞翔的样子，众军人看得哄然大笑。
欧阳直还见过摇黄军将人绑在树干上，然后在其腋下戳出个窟窿，拽出肠子，在其身上缠来绕去，以为笑乐。有的“摇黄军”士兵提着婴孩的手脚，拿小孩的脑袋撞钟，铜钟嗡嗡作响，小孩脑浆迸裂，军士们却拍手称快。
土寇如此，官军也强不到哪里去。崇祯十七年，“四川各隘兵乱，遍行劫抢”，“凡所过所驻，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明军在长江两岸“打粮”一个月，“地方残破，民尽饿死，田上尽荆莽矣！”《武胜县新志》卷七说，定远县民“死于明兵者亦半”。
顺治四年（1647）十一月，“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又“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烤，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被清军淫污而死的妇人，“尸在草野，经月不收”，“乱兵杀掠淫掳，真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
吴三桂的叛军也不示弱，“伪将军何德驻雅州，征调烦苛，愁怨之气，酿成瘟疫，上川南之人，死亡甚众”。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陷入了“民不堪命”的绝境。




明末那些事儿 第146章 审判（5）
其次是饥荒，饿殍遍地的大饥荒。
“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有屋无人住，有地无人耕。”
伴随战争而来的，是田地荒芜，哀鸿遍野。因为老百姓已经无心耕作，也没法耕种。大饥荒首先从张献忠控制的成都附近开始，迅速蔓延到整个四川。
有一位饥荒亲历者说过：“甲申以来，大乱三年，民皆逃窜，而宿粮废弃又尽，故饥荒至此。”残存的川民，拿出仅有的一点种粮，希望春耕秋获，但刚刚把种子播在地下，便很快被人挖掘出来吃掉。
四川大饥，赤地千里，粗米一斗，价值二十金，荞麦一斗，价值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最后竟弄到“虽万金无所得食”的地步。当时有个人拿出两升珍珠，却换不来一升面粉，有人拿着几百两金子，想吃一顿饱饭也不能够，竟被活活饿死。
无粮可食，老百姓“初则采芹挖蕨，继食野草，剥树皮，最后藜藿鼠雀皆尽”，很多人眼睁睁看着亲人饥饿而死。就是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之下，吃人的惨剧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成都残民多逃难向雅州，采野菜而食，死亡满路。有人刚刚气绝倒地，手臂，大腿上的肉就被邻居或路人割走了。强梁者聚众为盗，掠男女，杀死后做成肉干储存待售。
如果家中有亲人饿死了，都不敢采用土葬，因为很快就会被人偷扒出来吃掉。在火化死者尸体时，家人虽然哭嚎得撕心裂肺，但一转眼却向火中伸出手去，抓出骨头就张嘴大嚼。有的甚至灭绝人性，父子，兄弟，夫妻自相残杀，以人为粮。
简州（今四川简阳县）五马桥镇有个读书人，名叫付迪吉，逃难夜宿谭家场（地名），见这里残存一户人家，七八个人，饿得要死，夜间躺在木板上睡不着，时而伸手，时而睁眼，时而抓胸。
第二天，付迪吉翻山来到毛家坡，见沟下有炊烟，让仆人前去讨火，不料正撞上吃人肉，七八个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男女，正围着一袋人肉分吃。仆人将其中一个少妇打起来，问：“你们何故杀人吃？”
少妇吓坏了，哆哆嗦嗦的说：“我们有何本事杀得了人！是公婆快饿死了，我从别人那里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