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那些事儿

仆人问：“怎么买来？”
少妇回答说：“一两银子肉五斤。”
《蜀乱》的作者欧阳直（字存一）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他回忆说：逃离大西军后，有一年跟众人逃难路过威远县，路上遭到十几个黄眼珠的人拦截，只因见我们同行人多，他们才没敢靠近，只是远远的冲着我们叫喊：“你们走不远的，不如丢下两个给咱做干粮吧！”
欧阳直等人来到前面一个村落，见一处茅草屋内有一锅冷肉，随行的一个少年兴奋的高呼“快吃牛肉啦”，大家扑过来眨眼间抢吃一空。因为我们已经有六天粒米未尽了。
吃完进厨房看看，才发现里面还煮着一个无发小儿，脑袋和人皮，内脏都放在一边。原来我们刚才吞吃的，是人肉。
据说，食人者其目必赤，特别是吃过人肝的，皮肤跟眼珠都会变成赤黄色。多年后残存的一些蜀民，很多都是眼珠赤黄的。
平民如此，军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南明将领曾英早已关注到这一现象，他想组织士兵屯田，自行解决军粮问题，但鼠目寸光，泥古不化的督师大人王应熊竟然不答应。饿极了的明军只好向民间掠夺，把老百姓逼上绝路。“残民复被杀戮，存者人又相食。”
明将杨展手下有员将官名叫李调燮（xie），土寇出身，因为人肉吃得多，人送外号“万人坟”。他的士兵安营扎寨后，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捕人，充作军粮，称为“人粮”。凡捉到男女，李调燮亲自挑选出年少肥胖的送到自己厨下，剩余其他瘦小的留给士卒宰杀。洗涮干净后，都按照烹煮整猪整羊的做法精心操作。
杨展的朋友曹勋，也是南明一位知名将官，他驻军黎州，士兵没有军粮，四处抢掠，豆，麦，高粱搜刮不剩一粒，老百姓拿草根树皮充腹，一个个都饿死了，僵尸满路，地痞恶霸在交通要道设立人肉汤锅，男人肉每斤七钱，女人肉每斤八钱，坟墓里的枯骨也都被人掘出来磨成粉末吃掉了。当时人们都说“宁遇恶虎，不遇曹部”，恶虎者，张献忠也，曹部者，曹勋的部队也。
“摇黄十三家”同样也“掠野无获，捕民而食”。最可怜的是那些疲饿无力的穷人，失魂落魄逃匿到人烟罕至的深山里，刮树皮，觅野菜，挖蕨根，期望能够苟延残喘。但这伙狡猾的土寇，每到夜深人静时就登上高台，遥望哪里有烟火升腾，就悄没声息的扑过去抢劫屠戮，杀人充饥。
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清朝总兵官马化豹在报告上级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军“战守叙州府已八个月，叙州府所属各县只催缴到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何以聊生？嗷嗷待哺。所部官兵俱将骡马宰吃，凡捉获贼徒，未奉将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
看来，因饥荒造成的恐惧，使吃人成为几乎所有军队的普遍现象。





明末那些事儿 第147章 审判（6）
再次是瘟疫和虎患。
“流流贼，贼流流，上天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死去的人也许是幸运的。“大难将至，善人先死。”战争和饥荒，导致大批川人被杀死，饿死甚至成为“人粮”，但侥幸活下来的人，却还须承受更大的痛苦和更多的折磨。
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因为大批死者长期尸骨不收，腐臭四处散播，瘟疫的肆虐成为必然。
有人变得头大如斗，脑袋肿涨赤红，这是得了“大头瘟”，
有人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如马眼，这是得了“马眼瘟”，
有人从膝盖到脚跟，都青紫肿胀，双脚状如马蹄，这是患上了“马蹄瘟”。
这三类疫病在四川大肆传播，根本无药可医，只能眼睁睁等待死亡。因为死人太多，以致“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埋”。
由于人烟稀少，四野荒凉，几年后，城内杂树都长成了森林。被人遗弃的野狗，因为经常吃人肉，竟变得像野兽般膘肥体壮，伸着尖利的锯牙，凶猛异常。
原本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虎豹，这时也开始成群结队出入城镇，公然在屋脊上闲庭信步。更令人惊诧的是，由于养尊处优，它们的繁殖能力激增，四川各地，到处都是虎豹。或者一二十成群，或者七八只同路，越墙上屋，登船爬楼，排队而行。有人曾在成都的城楼上，一天之内就看到十三只老虎在城墙根下大摇大摆走过。
这些吃惯了人肉的虎豹，遇到活人，咬死后并不吃完，咆哮几声就扬长而去。“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
有一个叫张懋尝的人，主仆八人到荣昌（今重庆市荣昌县）上任。入城四顾无人，太阳还没落山，一群老虎突然不期而至，八人之中有五人当场被咬死。
顺治七年（1650），清朝任命的四川巡抚张春好不容易在南充县招徕了506个遗民，不长时间居然被老虎吃掉了228人。
战争，灾荒，瘟疫和虎患，大西军，摇黄军，南明军，大清兵和吴三桂的叛军，如同一层比一层细密的死亡之网，能够活着从这个罗网中逃脱的人实在是个异数。
清朝人刘景伯在其编著的《蜀龟鉴》一书中对四川人惨遭灭顶之灾的情况做过一个粗略的总结，他说：
“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
“川南死于献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
“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
“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存一矣。
“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作为封建文人人，刘景伯当然对明，清官军的杀戮有所避讳，但依据当时情况，这样的估算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
当时的四川，已不复人间景象。
当时有位目击者写信说：进入四川，只见荆棘塞道，万里烟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迹。偶见一两个幸存下来的川人，也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看上去就像遇上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
通江县的张如鹏，被摇黄军掠走，他的妻子任氏正怀孕在身，慌忙跑到山岩后一个洞穴里藏起来，从此每天就靠挖野菜觅野果度日。生下的儿子，从小也是喝山泉水，吃野果子养大。后来任氏偷偷带儿子潜回故居。
几年后张如鹏从军营逃脱，披荆斩棘返回家门，猛然见到任氏，真恍若隔世，问儿子多大了，任氏摇摇头说：无历书，只是记得画壁间花开十三度矣。
因为战乱还没有平息，唯恐再被抓走，夫妻俩带着孩子迁居到了重庆。




明末那些事儿 第148章 审判（7）
江津县有个姓廖的女子，丈夫因躲避贼寇逃往贵州，廖氏没来得及跟从。
她家粮仓里还有些积谷，屋前有个水池，廖氏每年就靠开垦屋前的一块空地自种自吃。衣服破烂得不能再穿了，就结草为裳，多年后她的住处荆棘丛生，房屋都被草树遮蔽起来。廖氏在家中独居了四十余年，竟无人知晓。
丈夫以为廖氏早不在人世了，就在贵州又娶妻生子。到了年过花甲的时候，男人思乡心切，携妻儿探望旧居，用镰刀劈斩荆棘而入，忽见里面屋内微微散发出烟气，男人着实吓了一跳。
廖氏在里面也听到了动静，探出头来厉声喝问：“来者何人？”
“此宅主人也。”
廖氏瞧瞧衣帽，面目都很陌生，但声音却非常熟悉，眼泪刷的一下流下来了，她哭泣着说：“相公，你还活着吗？我是廖氏呀。快给我扔件衣服过来遮住身体，然后相见。”
丈夫见到廖氏，活脱脱一个老态龙钟的白毛女。两人四目相对，嘴唇哆嗦着，不停地流泪，流泪。
老夫妻后来都活到九十多岁才离世。
也许，这两对夫妻还算是幸运的。
叙州有个人逃进深山里，长年穿草衣，食树叶，竟长出了一身绒绒的白毛，已经跟麋鹿没多少差异。后来见到了官军，以为贼寇又来了，惊走上山，行步如飞，竟没有人能够追得上。
南江县有两个野人，能手格野兽，捕捉獐鹿，在悬崖绝壁上升腾如鸟隼。这些“返祖”的川人不怕什么狼虫虎豹，最怕的倒是两条腿的同类。他们见人就跑，即使是家人亲戚召唤，也疾走不回头。
清朝的四川总兵官李国英有个幕僚刘达，保宁人，在他笔下，巨变之后的四川是这样一幅凄惨景象：
“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顺治十六年（1659）地近成都的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仅有百姓三十二户，男丁三十一人，女丁二十三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康熙六年（1667），新任四川巡抚张德地来到四川后，向皇帝报告：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这里无人需要他管理，“四川有土无民”。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的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毁灭。清政府平定四川后，面对有土无人的惨状，不得不倡导“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数百年之后的今天，九成以上的四川人都是清初移民的后裔。
湖广，即今天的湖北，湖南。元朝设置湖广行中书省，辖区包括今湖南，湖北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明朝的湖广布政使司，将今天的广东，广西划出去，只保留湖南，湖北两地区，但仍称湖广。到清朝雍正时，湖广正式分割成湖北，湖南两个省。
其实严格来讲，“湖广填四川”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清朝初年迁入四川的外省人口，不只包括湖南，湖北人，还有陕西，福建，贵州，江西，安徽等省份的很多人，只是相对而言，从湖南，湖北迁入的人口最多，因此才有了“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张献忠其人
民间传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话虽然有些夸大，但不可否认，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的罪魁祸首，第一个就是张献忠。
就犯罪性质看，张献忠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就犯罪事实看，他不是一般的杀人犯，完全可以定性为“反人类罪”或“灭绝种族罪”。
如果海牙国际法庭这个联合国的重要机构不是被某些霸权大国实际操控，成为其干涉别国内政的邪恶工具，真该将张献忠这个杀人恶魔送上“海牙国际法庭”，让他接受最严厉的惩处。
如果说在历史的坐标上，李自成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大英雄，只是一个草莽英雄，那么等而下之，张献忠至多只能算个草莽枭雄。虽然他的军事才能明显优于李自成。
当然，在推翻大明王朝的过程中，张献忠与李自成一样不可或缺，虽然他们的作用是如此不同，一位封建史家说过：“譬如人之死也，献絷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




明末那些事儿 第149章 审判（8）
张献忠和李自成不是历史上的个别存在。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先后爆发过大大小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正如一位伟人所说，“这是世界历史中所仅见的”。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农民起义最频发的国度？或许根源就在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独裁和腐朽。尤其在每一个王朝的后期，皇帝或昏庸或暴虐，是一蟹不如一蟹，官僚腐朽透顶，几乎无官不贪，横行霸道，土地高度集中，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如果再赶上个天灾**，到处是饿殍哀鸿，人民卖儿鬻女，为了生存，农民的暴动和起义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明朝末年就是这样一幅图景：“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富户）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的起义者被官府抓获后，并不以此为耻，反而无所畏惧地说：“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俗话说：“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
振臂一呼，群起响应，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但多数情况下，缺少的正是一个领头的人，一根“出头的椽子”。
而能充当出头椽子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好勇斗狠的绿林好汉，强梁蛮横的流氓无赖，真正安分守己的善良之民是没有这份胆量和勇气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般说来，这些领导农民起义的所谓领袖们，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素质，能力和德行是难以令人恭维的。由于出身社会底层，难以接受到好的教育，他们往往难以具备治国的本领和政治家的谋略。
素质问题，是农民领袖取得更大成就的瓶颈。
李自成和张献忠，可能都是好的革命家，知道如何打天下，但绝不是好的政治家，因为不懂得怎样发展经济，巩固政权。还是前面那句老话：他们只懂得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会建成一个新世界。
民国时期的陕北老乡李健侯先生曾写有一部奇书《大顺帝李自成秘传》，“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语），而我则与之相反，充分肯定农民运动的合理性，但却不特别恭维其领袖人物。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农民起义由低到高大致有四种类型：
最低层次的是打家劫户，占山为王。这些“山大王”其实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只是小股的流寇，扰民的土匪，不具备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比如明末的“摇黄十三家”。
第二类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底层百姓能有几人具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这些造反者满足于啸聚江湖，大口吃肉，也能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心中却念念不忘朝廷招安，封妻荫子。比如北宋的宋江，明末的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当然希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也无可厚非。
第三类是兴王图霸，建立政权。这些人一般都有比较远大的理想，也能够打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他们或偏处一隅，与旧的王朝分庭抗礼，比如张献忠，洪秀全，或者推翻前朝，距离统一天下只有一步之遥，比如李自成，黄巢，最后却都因素质问题，提不出比较成熟的治国方略，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沉湎享受，鼠目寸光，肆意妄为，一败涂地，国灭身死。
第四类即最高层次，能够建国登基，一统华夏，开创一代新王朝，最成功的范例就是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人胸怀大志，胆识超凡，谋略过人，并注意延揽人才，发挥群策群力，他们是所处时代最卓越的人杰。
成功者从来都不是侥幸的！“成则王侯败者贼”，败亡总有败亡的原因，成功自有成功的道理。
新中国建立后，农民起义一直是史学研究的热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被推崇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
但新时期以来，有人则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原因是所谓农民战争的破坏性，“使千百年创造的文化精品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
有人还据此总结出一个精练的结论：造反有理，起义无功。
农民起义有功无功我不确定，但我却发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封建王朝的更替不外乎起义成功，权臣篡位，异族入侵三种方式。大凡未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疾风暴雨猛烈扫荡而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几乎都是短命的，比如秦朝，晋朝，隋朝，元朝……
因为没有一个旧王朝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即使它已腐朽透顶。只要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毁灭一个腐朽透顶的旧王朝，迎来一个百废待兴的新王朝，虽然同是**的封建王朝，但往往新升起的太阳总比落山的那个更光亮鲜艳一些，特别是刚刚离开地平线的时候。
有人或许寄希望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即有见识的统治者主动调整权利的分配形式，即生产关系，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以及近代的康有为变法，但在独裁**，缺乏民主的封建社会里，自身的调节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局部改革，也容易伤害到当权者自身的利益，并且早晚也会转嫁到穷苦百姓身上。因此温和的改良也许能一时延缓矛盾的激化，但最终却难以阻挡未来的革命洪流。
看成败人生豪迈，索性不如重新再来。
当然因为农民起义最后总是陷于失败，所以旧历史学家有种说法是，“寇盗之祸，天所以开圣人也”，也就是替圣明的君主开道，荡涤干净前朝的污泥浊水。
我想，即使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也就并非毫无价值了。




明末那些事儿 第150章 朱由崧不容易（1）
处于困窘落魄之中的朱由崧有些发懵。
老父亲朱常洵君临天下的梦想就要在儿子身上实现，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幸福如此意外的敲门，却让朱由崧一时手足无措。
夜幕降临，他翻来覆去无法入眠。这里面有兴奋，更有焦虑。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他不知自己能否担当得起如此重任。
第二天上午，他在马士英及四镇总兵的护送下从仪真启程，傍晚时分，抵达史可法驻军的浦口。
史可法早已得到南京的消息。被马士英诳骗，拥戴潞王，桂王的方案都已胎死腹中，史大人的心情懊恼到了极点。但时势如此，木已成舟，他心情沉重，无可奈何。
他最担心的不是自身的荣辱进退，而是南京一带的文臣武将因为拥立福王一事，已经可怕的撕裂成针锋相对的两派，只怕万历年间形成的残酷的“党争”在南京又要重新上演。
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北方大片领土已经沦陷，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偏安江南，进而收复失地，重振大明。咳，全体文臣武将即使和衷共济，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也还是个未知数，何况再……
史可法不敢想下去了。他暗暗在心中下定一个决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哪怕再委屈，再艰难，也要竭尽全力，弥合已经形成的裂痕，调节各方面的冲突，维持住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国运。
有一种行为叫做得体
总督大人马士英因为是地方官，在仪真将准皇帝朱由崧移交给前来迎接的徐弘基等朝臣，然后返回凤阳驻地。
四月二十九日，在徐弘基和史可法的陪同下，福王朱由崧乘船横渡长江，中午时分停泊在南京城外燕子矶。
这里，巨大的山石直立江中，三面临空，形似燕子展翅欲飞，故名燕子矶，是长江的重要渡口。据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占领南京，就是从这里登陆的。
四月三十日一早，南京诸臣前来拜谒。因朱由崧乘坐的船只狭小，大臣们只能分批觐见。
首先上船的是徐弘基，刘孔昭，赵之龙等勋贵，接着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使张慎言，其他级别稍低的官员都面向小船，在岸边叩头。
福王朱由崧身穿布衣，头戴方巾，完全一副平民打扮。他坐在甲板上，身边是破旧的被子，枕头及随身的衣物，随行的田成，张执中几个太监也都是破衣草鞋，满脸寒酸。
几年的磨难和艰苦的生活，使朱由崧早已不再是一个颐指气使的纨绔王子，他开始懂得人世间的冷暖和为人处事的道理。
史可法等四位重臣跪在甲板上叩头，朱由崧赶忙还礼，并亲手将他们搀起来，嘱咐手下太监看茶，语气十分温和谦逊。
史可法等人有些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下来，对福王朱由崧曾有的不良印象好像都随风飘走了。当几个人恳请朱由崧出来主持国政时，朱由崧却哭泣起来。他流着眼泪说：
“京城陷落，先帝惨死，一想起来就让人肝肠寸断。国家大事，全仗诸位先生操劳，至于主政之事，决不敢当！我与家母失散，至今尚无消息，孤身一人四处避难，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浙东寻找一块僻静之地隐居起来，了此残生。请先生们不要再提了！”
说完之后又失声痛哭起来。
大臣们劝说几次，朱由崧都坚决推辞。
虽然福王朱由崧没有立即接受大臣的拥戴，但他面目方正，声音响亮，谈吐谦逊，彬彬有礼，百官都举手加额，谢天谢地，感觉中兴大明有了盼头。
五月初一，朱由崧入城。
南京人制作了几百盏五颜六色的纱灯在前面引路，一路上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摆放鲜花，香气四溢。人们喜气洋洋，夹道欢迎，万人空巷，争看福王（“士民欢悦，夹道拥观“）。
朱由崧身穿朴素的旧衣，头戴有棱角的头巾，手摇白竹扇，谦和地微笑着，颇具情趣高雅的隐士风采。
他从南京西南的水西门处离船登岸，在群臣簇拥下首先坐轿前往安葬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孝陵。在孝陵前，他虔诚的跪拜，想到太祖高皇帝的丰功伟业，朱由崧心潮起伏，徘徊良久。
他看到东边远处还有一座小的陵墓，姜曰广告诉他，那是懿文太子朱标的陵墓。这位未登帝位就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生前仁声素著，他的儿子朱允炆就是大明王朝第二任ceo建文帝。可惜朱允炆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叔叔朱棣以“靖难“为名夺去帝位，从此下落不明。
由于明成祖朱棣得位不正，朱标父子成为朱棣及其直系子孙心中永久的痛。他们心中有愧，都极力回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作为明成祖朱棣的第十一世孙，朱由崧内心异常复杂，他同情朱标父子二百年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决定骑马前去拜谒懿文太子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