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那些事儿

五月初二，群臣拜见福王，再次劝进。朱由崧仍然推辞。他抽噎着说出来三点理由：
第一，人生以忠孝为本。先帝殉国，大仇未报，不可谓忠，父王惨死，嫡母漂泊，不可谓孝，不忠不孝，我怎有脸面登位称尊！
第二，先帝的三个儿子，太子和永，定二王都失陷在贼营，或许还能够解救出来。
第三，桂王，惠王，瑞王是我的叔叔，都有资格继位，请先生们择贤迎立。
说完以后，朱由崧又恸哭起来。
见福王朱由崧如此伤心，大臣们解劝了一会儿，都退出去商议对策。
过了一会儿，担任礼，兵两部侍郎的吕大器带领群臣长跪在朱由崧面前恭敬地呈上第一道劝进表文，恳请福王上应天心，下顺民意，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如果殿下不答应，我们就永远不起来。
群臣的虔诚和忠义让福王也颇受感动，他沉吟一下，同意暂领“监国”职务。“监国”不是真正的皇帝，而是代替皇帝暂时处理国政。它有点类似于“摄政王”，但摄政一般是因为皇帝小，不能亲自处理朝政，而“监国”往往是已经没有了皇帝，虚位以待。
大臣们叩头谢恩，才长出了一口气。
很快，吕大器率领群臣又呈上第二道劝进表文，请求朱由崧一步到位，直接称帝。朱由崧摇摇头接过表文，提笔写下十个字：
“仍领监国，余不敢当。”
对于福王朱由崧的表现，有人说是真诚的谦逊，也有人说是矫情的虚伪，而我对他的评价是：得体。
在那种复杂的情境下，难道朱由崧爽快的答应，然后迫不及待的登上帝位才是聪明？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转折时刻，皇位的继承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程式：劝进，推辞，劝进，再推辞，直到群臣多次热切的劝进，才勉强地有条件地接受，最后继承大位，皆大欢喜。汉高祖如此，唐太宗如此，朱元璋也是如此。
还是监察御史祁彪佳说得好：愈推让，愈彰显殿下贤德，让天下人都知道，殿下本没有争夺皇位之心。
进入南京几天来的表现，朱由崧思维清晰，言语得体，感情丰富，谦逊有礼，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昏庸愚蠢之人。





明末那些事儿 第164章 马士英的愤怒（1）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正式宣布“监国”。
这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南京的大臣们穿上整齐的朝服，衣冠楚楚地跟随朱由崧身后。朱由崧首先行告天礼，宣读祝文，将自己出任“监国”的消息禀告玉皇大帝。
读毕祝文焚烧时，祝文烧出的灰烬竟然扶摇直上，飘入云霄，大家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兆头。（“其祝文焚时，飘入云霄，众以为异。”）
礼毕进入内殿，朱由崧正襟危坐，南京群臣分组依次向他行四拜礼。开国名将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弘基跪倒尘埃，进献“监国之宝”。
这枚宝印可不同于传说中那颗“传国玉玺”，它不是用美玉雕琢而成的，而是用黄金直接铸造，重达80两，合2.5公斤重。朱由崧托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心情也格外肃穆庄重。
他心事重重，又踌躇满志，当即下达第一号“监国令”：免除先帝因用兵而向百姓征收的“练饷”，停收崇祯十二年以来“一切杂派并各项钱粮”，崇祯十四年以前民间拖欠未缴的赋税，现在都一笔勾销（其实想收也收不上来）。
同时颁布追念先帝崇祯的哀诏，宣布从五月初六日开始，为崇祯帝发丧。
就这样，一场**折折沸沸扬扬的“迎立”危机终于尘埃落地。在朱由崧的心中，这二十多天是多么的不平常啊！
但在三千四百华里之外的北京城，发生的故事同样惊人心魄。
就在福王朱由崧风尘仆仆抵达南京城郊那天，从山海关战败溃逃回来的闯王李自成在北京匆匆举行登基大典，然后派人四处纵火准备撤离。
五月一日，朱由崧在群臣簇拥下刚刚从容进入留都南京内守备府，五月初二，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就被大明的臣民将错就错稀里糊涂地接进了北京紫禁城。
仿佛冥冥中有某种感应，在南京就任监国的福王朱由崧和大清国的摄政王多尔衮几乎同时宣布，从五月初六日开始，为被流贼李自成逼死的崇祯帝朱由检隆重发丧。
李自成，多尔衮，朱由崧，他们现在或许都在祷告上苍，祈愿老天爷能对自己更加眷顾。
从监国到称帝
福王朱由崧担任监国的时间并不长，仅仅过了十二天，皇宫里忽然传下一道谕旨：
“谨于五月十五日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于南都。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
为什么朱由崧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由代理皇帝急于转正呢？
原来诚意伯刘孔昭，抚宁侯朱国弼等人一开始就不同意朱由崧担任监国，而主张一步到位直接当皇帝。
作为“立亲派”的骨干人物，刘孔昭在群臣面前洋洋得意。朱由崧出任监国前，他就旁若无人的叫嚷：“福王宜即登大宝，以正人心。”
史可法解释说：“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将挟以来，奈何？”
“今日即定，谁敢更移？”
史可法也有些不高兴了，说：“稍缓几日又有何妨！”
御史祁彪佳也说：“先接受监国之宝，其名极正，立即登基，难以服人心。等到为先帝发丧后除去孝服，再选个黄道吉日举办登极仪式，布告天下最好。”
魏国公徐弘基，兵部右侍郎吕大器也主张不能操之过急。
刘孔昭这才不再说什么。
可是朱由崧出任监国第二天，吕大器忽然又提出：“福王应该后天登基称帝。”
在迎立何人为君的问题上，吕大器排斥福王最坚决，现在见大势已去，木已成舟，他心内十分惶恐，唯恐因此惹来无穷的麻烦，为了讨好朱由崧，他恳请朱由崧早日称帝。
御史祁彪佳感到好笑，说：“今日监国，明日即位，这不是一场儿戏吗？“
可检察长（右都御使）张慎言，财政部长（户部尚书）高弘图也跟着帮腔：“国虚无人，可速继大位。”
就在这时，偏偏又传来凤阳总督马士英要带兵前来催促福王登基的消息。这一下，闹得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史可法也没了主意。
五月十一日，南京群臣第三次向朱由崧恭呈劝进表文。大家心知肚明，让朱由崧出任监国不过是个过渡，由监国转正为皇帝，只是个手续问题，煮熟了的鸭子，还能跑到别处去！朱由崧见大家这么真诚地抬举和拥护自己，也就不再说什么。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又是一个好日子。
朱由崧率领群臣再次敬告天地祖宗，宣布自己正式成为大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从而结束了明王朝从三月十九日以来二十六天国家无君的非常状态。因为朱由崧建立的朝廷偏安江南，历史上称为“南明”。
朱由崧就是南明第一帝。




明末那些事儿 第165章 马士英的愤怒（2）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又是一个好日子。
朱由崧率领群臣再次敬告天地祖宗，宣布自己正式成为大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从而结束了明王朝从三月十九日以来二十六天国家无君的非常状态。
因为朱由崧建立的朝廷偏安江南，历史上称为“南明”。朱由崧就是南明第一帝。
朱由崧在位的年号是“弘光”，历史上称他“弘光帝”。据说当年确定纪元的时候，大臣们曾提前拟定出两个年号：弘光和定武，写下来团成两个纸丸，供朱由崧选择。
朱由崧闭起眼睛默默祝告上天，然后慢慢伸出手去，摸索半天拿出来一丸，打开一看赫然写着“弘光”二字，南明第一朝的称号就此确定。换言之，如果当时摸出的是“定武”那一丸，历史上留下的便是“定武皇帝”了。
对于抓阄抓出的这个结果，当时就有人议论纷纷。右都御使张慎言说：“弘光，按字面来讲，就是一团火，而清朝的年号是顺治，不论清朝的“清”还是顺治的“治”，都有水字旁，水能克火，这恐怕不是个吉兆。”
张慎言不是个随便乱发言的人，这一点从他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但令人痛心的是，张慎言的疑虑一年后竟不幸被言中。
不仅对“弘光”这个年号，即使是对“弘光帝”这个人，从古到今也有着较大的争议。
同时代的历史家张岱评论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我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最窝囊的应该是汉献帝刘协，最木讷呆傻的是蜀后主刘禅，最荒唐**的又非隋炀帝杨广莫属。这三个人合成一体，就是弘光帝朱由崧。
这真是一个差得不能再差的差评。
而《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却说：据某些史料及考证，弘光皇帝跟崇祯比较类似，也是相当勤政，卖命干没结果的一个人。
孰是孰非，先不忙于下结论，因为朱由崧先生才刚刚上场，离盖棺论定还早着呢！
……坐在修缮一新的武英殿内，朱由崧颁布登极诏书：
他首先回顾了自己近些年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和半月来由监国到称帝的不平凡经历（累笺劝进，拒辞弗获），接着缅怀先帝朱由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勤俭造邦，殚宵旰以经营），然后着重指出，由于流贼造反，先帝不幸归天，“三灵同愤，万姓同仇”，敝人发誓称帝后，首要任务就是全力消灭流贼，以报大仇，希望各位同志齐心协力，助我成功。最后宣布大赦天下，与民更始。
为此，他公布了“国政二十五款”，连同监国时颁布的“应行事宜”三十条，共提出了减免赋税，大赦罪废，举用人才，奖功酬劳等五十五项新政，颇有一番维新的气象。于是江南大地上重新燃起复兴大明的希望。
从三月下旬开始就混乱不堪，人心惶惶的江南士民，终于恢复了平静，人们把统一祖国河山，拯救人民痛苦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新政权身上。
很快，在史可法等同志的帮助下，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建立起新一届国家政府。
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被任命为首辅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凤阳总督马士英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仍总督凤阳等处军务，
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任命为东阁大学士，
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左侍郎，
原礼部尚书王铎任命为东阁大学士，
以上是南明政府的五大常委（大学士）。
同时，改任原都察院右都御使张慎言为吏部尚书，主管组织，人事工作。吏部尚书官方又称“冢宰”，民间俗称“天官”，
改兵部左侍郎吕大器为吏部左侍郎，
起用赋闲在家的儒学大师刘宗周老先生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升御史祁彪佳为大理寺丞，右佥都御使，巡抚苏松（苏州府和松江府），
升太常卿左懋第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安（应天府和安庆府）
升吏科给事中李沾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四夷馆是明朝为培养翻译人才而专门设立的教育机构。
……弘光帝朱由崧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更非睚眦必报。
他了解东林党人与其祖母郑贵妃，父亲老福王的过节，也知道有很多人开初并不支持自己当皇帝，但朱由崧很看得开，他的态度是“无所谓”，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纠缠于过去恩怨的人，是不会有出息的。
朱由崧艺术修养颇高，过去在洛阳无所事事，最爱听曲看戏，有一首歌曲其实很能代表他的心：“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放过了自己才能高飞，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
南明政府内阁里的五大常委，有两位是正牌的东林党人史可法和姜曰广。高弘图与王铎则属温和派，一个正直能干，本身倾向于东林派的观点，一个则文采风流，书画一流，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
其他几个重要职位，也都给与了东林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如六部中最重要的吏部，部长一职交给了年高望重的张慎言，都察院左都御史（总检察长）一职则授予东林党老前辈刘宗周。
在国家一把手朱由崧的支持下，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为了建成一届得民心，讲正气，有威信的领导班子，确定的中央政府各个重要职位的任职标准只有两条：声望和资格。
用史书上的话说：“南都初建，众正盈朝，其六卿之长，皆民誉也。”在社会上没有好口碑的人，是进不了南京政府部委班子的。
……对于力挺自己登基称帝的人，朱由崧当然也不会忘记。
总兵官高杰赐爵兴平伯，
总兵官刘良佐赐爵广昌伯，
总兵官刘泽清赐爵东平伯，
总兵官黄得功由靖南伯晋升为靖南侯，
另外，在长江上游镇守武昌的宁南伯左良玉也晋升为宁南侯。
在朱由崧眼里，这五个人就是南明政府的五虎上将，相当于三国时期刘备手下的关张赵马黄。
至于拥戴朱由崧称帝有功的两位内臣韩赞周和卢九德，一个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一个被任命为提督京营太监。
那位在雪地里背着朱由崧狂奔了几十里路的救命恩人常应俊，从此也不再研究皮革技艺，被破格提拔为左都督，不久又赐封项城伯。




明末那些事儿 第166章 马士英的愤怒（3）
整备国防
弘光帝朱由崧是够大度，无私的。该封赏的都封赏了，不该封赏的也全加了官，像徐弘基，刘孔昭这样的勋臣，无官可加，就照顾他们一个儿子上大学（荫一子入监读书）。
真是皆大欢喜！南京的大臣们心情激荡，感恩戴德，准备放下恩怨，放下包袱，在新一届政府里大干一场。
吏部尚书张慎言首先提出“中兴十议”。东阁大学士高弘图也不甘落后，立即上书《新政八事》，就连魏国公徐弘基也提出了固民心，择首辅，选名将，议战守，严赏罚等五条合理化建议。朱由崧都愉快地接受了。
但当前最紧要的工作还是军事。如果没有坚强的国防，南明政权是生存不下去的。首辅大学士史可法虽然已不担任兵部尚书，但南明的实权特别是军权，都还掌握在他手里。史可法审时度势，决定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整顿防务：
第一，巩固京营。
守卫南京城本来有些军队，但一贯缺乏训练，纪律散漫，战斗力不强。史可法建议，在江南招募精壮男子充实军队，设立神枢机三大营，每一营练兵1万，以供战守，设立巡捕营（警备队），用兵6000，维持京城治安，设立五千营，用兵5000，保护皇陵。并挑选3000精兵直属兵部，保卫紫禁城（宫城）。
在这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为了增强国防力量，他还命令侍卫军，锦衣卫，仪仗队的官兵，全都入伍操练，苦练杀敌本领，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养尊处优，白白地耗费钱粮了。
特别是锦衣卫的弟兄们都去演练，这个特务机构的头头们也就无事可干了，正好杜绝了刺探，告密，抓人等勾当，对于澄清吏治，收获人心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设置水师。
根据江南泽国水乡的特殊地理环境，史可法提出增设江防水师。因为没有强大的海军，就难以守住长江天堑。
过去沿江防守的士兵，合计不足2万，现在应该在九江以东，镇江以西一千华里的防线上部署5万水兵。具体说，在长江上游军事重镇九江驻扎15000人，在长江下游军事重镇镇江驻扎15000人，余下的20000水兵由江防司令（提督操江武臣）刘孔昭亲自率领，往来策应。
本来大明的江防体制，既有“提督操江武臣”，也有“提督操江文臣”，文武协和，相互牵制，但崇祯皇帝为了显示器重刘孔昭，于崇祯十七年颁旨撤销文臣，专任“提督操江武臣”。
为了充实长江防务的指挥力量，史可法建议恢复“提督操江文臣”的设置，提出由吏科给事中李沾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可李沾与刘孔昭是好朋友，他担心分走“提督操江武臣”的部分权力会惹得刘孔昭不高兴，于是恳求史可法将他改作他任，于是李沾当上了太常寺少卿，但他并不甘心。
史可法向皇上推荐的九江，镇江两处的总兵官分别是郑鸿逵（郑成功的叔叔）和黄蜚（靖南侯黄得功的族弟）。同时，史大人确定了南明军队的建军原则：“人心一，号令明，以战以守，截然不乱。”
安排好京城和长江的防务，首辅大学士史可法又将目光投向江北，向皇上朱由崧上书，要求立即着手做第三件大事。
第三，江北四镇。
崇祯十七年夏天，虽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被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军战败向陕西撤退，但当时整个北中国，除了北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被清军占领外，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四省的大部分地区仍属于大顺朝的势力范围。
而整个南中国，名义上都属于朱由崧的弘光政权管辖，其建都的南京，是大明的留都，也是大明南直隶的首府。
南直隶是一个特殊的省份，与北直隶一样，是大明王朝的两个直辖省之一。她后来被清军占领，为了消除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和影响，清廷将其改称江南省，后来又一分为二，变成两个省安徽和江苏。
以长江为界，明朝的南直隶省包括江北，江南两部分。长江以北有淮安，扬州，凤阳，庐州，安庆五府和徐州，滁州，和州三个直隶州，与大顺朝的势力范围山东，河南接壤，是南明与大顺军对峙的最前线。
五月初八，史可法向弘光帝朱由崧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请求将江北地区划分为四个防区，即“江北四镇”，任命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为四大战区的军事长官。以历史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史大人的奏章，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的指出：
“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使在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国力那样弱小，但仍然在江北的徐州，泗州，寿州一带与北朝拉锯争雄。不能完全依赖长江防御，因为单纯的长江天险往往是靠不住的。要想守住长江，必须守住江北，而守住江北并不难，因为有黄河，淮河两道天然的屏障。“
……史大人的战略构想是，先设立江北四镇，巩固住现有的阵地，然后鼓锐而前，再图进取，逐渐收复失地，统一北方。
具体来讲，江北的四个战区是这样划分的：
淮，海战区，以东平伯刘泽清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淮安，下辖淮安，海州等十一个州县，负责向北边的山东一路进取，
徐，泗战区，以兴平伯高杰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泗州，下辖徐州，泗州，亳州等十四个州县，负责向西北的河南归德，开封一带发展，
凤，寿战区，以广昌伯刘良佐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临淮，下辖凤阳，寿州，临淮等九个州县，负责向西边的河南陈州，杞县一带进取，
滁，和战区，以靖南侯黄得功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庐州，下辖滁州，和州，庐州等十个州县，负责向河南南部的光州，固始一带进取。
为了调动“江北四镇”的战斗积极性，史可法提出三条激励措施：
第一，“一切军民听其统辖，州县官员听其节制，原有兵马听其调遣”，也就是授予战区司令官辖区内的人事任免权，
第二，“荒芜的田地任其开垦，山川的物产任其开采”，也就是授予战区司令官在辖区内招商收税的经济权，
第三，“所攻取中原城池，即归统辖”，待国家重新统一后，就晋升各战区司令官为“公爵”，并子孙世袭。
设立了“江北四镇“，但不能让他们各自为战，还需要任命一位总司令（督师）坐镇扬州，统一指挥，居中调遣。
这位总司令的人选，史可法希望马士英出任，因为他是兵部尚书，并且跟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战区军事长官，关系非常密切。
但消息传到凤阳，马士英的反应却大大出乎首辅大学士史可法的意料。




明末那些事儿 第167章 马士英的愤怒（4）
短短几天内，在史可法的周密谋划下，南明的军事防务体系很快按部就班建立起来。这充分展示了首辅大学士史可法掌控大局，主持国政的超人才干。南京政府的局势趋于稳定，江南的人心安定了下来。
对于以上的部署安排，有几个人却心情不爽。
言官李沾想攫取更高的职位（部委级），但只得到个太常寺少卿（正四品）的闲差，自然愤愤不平。
诚意伯刘孔昭的目标是进入领导层核心圈。五月初三监国朱由崧让南京重臣推荐内阁大学士人选时，刘孔昭捋起袖子，伸出胳膊，首先抢着发言：“诸位，大家看我怎么样？”
不想被史可法一句话给驳了回去：“本朝无勋臣入阁之先例。”
刘孔昭来个烧鸡大窝脖，不禁满脸通红，青筋暴涨，气恼地说：“即我不可，马士英有何不可！”
于是大家都默然了。
得到自己入阁的消息，马士英的反应并不是欣喜若狂，而是勃然大怒。。
虽然被授予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但他的实际工作仍是总督凤阳等处军务，是一个地方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