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

    廖大亨在他的奏疏中，简明扼要地列出了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

    设立保成都、重庆、保宁、泸州四个旅级军区，分别指挥川西、川东、川北和川南四个方向的作战。四川都司罗大爵、川北副将刘镇藩、署泸州判官贺有义，加上已经任命的宋振宗，分任川西、川北、川南和川东四个军区的司令。

    四川都司所辖十二卫十一所已经完全倾废，一律革除。边卫实土卫实行文武分治，设立州县和守备团、营。卫所军官，将根据上级需求和本人自愿进行双向选择，或改为文官，或改入护。病老身残才疏无法胜任者，准致仕以子孙袭替。

    那些被淘汰的卫所军官中有世职的，作为对他们祖先功绩的补偿，四川官府将根据世职高低，设立一个特殊的投资基金。他们的子孙，可以在这个基金里不干事只拿钱整整一百年。

    没有世职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汏劣存优补入护，享受护的军饷待遇。淘汰的，一律除籍为民。

    卫所武官包括营兵将领，将领家丁，愿入护者，参照朝廷“在营家丁”例，准许加入护，与护相同待遇。

    卫所城池，部分改为州城、县城，部分留作军事要塞；军田房舍土地，除留作军用的以外，一律移交地方官府作为官产官田。

    各地自建的团练兵，在护守备团、营成立后，准以自愿的原则加入护，其余一同裁撤。

    四川行都司的五卫八所和各土司的军队，关系到边陲稳定，暂时不动。

    为了加快军改节奏，妥善安置淘汰下来的官兵，廖大亨特别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名叫“军改善后衙门”，由马乾负责，专门负责官军改编善后事宜，并负责军地联动协调。

    ……

    官军的主力——营兵，当然是这次军事整编的重头戏。

    川北大胜，参战将领们的功照请，官照升。但他们的部队，依旧纳入整编范畴。刘镇藩、丁显爵、张奏凯、涂龙四员副将凭战功升正旅。

    刘镇藩部人数最多，改编为护第十一团团部和四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

    丁显爵部改编为护第十二团团部和两个营；

    张奏凯率部取得渔溪大捷，升任保宁军区副司令，所部改编为护两个营；

    涂龙同样升任保宁军区副司令，所部改编为护通江县守备营。

    参将王祥击敌不备，夺取巴山咽喉巴州，大败围城土暴子，并击毙土酋闯食王，立下了巴山之战的头功，破格提拔为正旅级，并升任保宁军区副司令。但其所部不足一千五百人，因此所部改编为护第十三团团部和两个营；

    参将贾登联率部在铜城寨浴血奋战，升为副旅级，所部改编为护第十四团团部和四个营；

    游击将军杨展奇袭南江，并解通江之围，升为正团级，所部改编为护第十五团团部和三个营；

    游击将军侯天锡协助刘镇藩全歼土暴子陈琳部，升为正团级，所部改编为护骑兵第四团团部和两个骑兵营。守备侯应起单人匹马说服王朝阳部投降，并有歼敌之功，升副团级警卫骑兵营长；

    松潘副将朱化龙屏边有功，升副旅级，所部营兵及茂州卫、松潘卫、叠溪所改编为护骑兵第五团团部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茂威、松潘两个守备团。

    白水关副将龙辅皇，龙安参将邓若禹等人屏边有功，升副旅、正团，所部改编为白水关守备营和龙安守备团。

    马湖参将郭成达及叙南卫、太平营诸将，俱有升赏，所部改编为叙州、马湖两个守备团和太平守备营。

    川北总兵甘良臣，赏罚不行、威信不著，酿成王朝阳部叛乱。念其久历戎行，屡有积劳，着免去川北总兵之职，改任正旅级参军兼大、邻、华蓥守备团团长。他留在广元、朝天关的部队与利州卫的战兵，合编为利州守备团。

    除了官军营兵，原护的部队也需要整编或调编。

    各护庄总队和大队就地改编为各地的守备团和守备营。

    最令其主子头痛的贪吃蛇冯如虎部已经疯狂扩编至近万人，整编为护第八团和达州守备团及各县守备营。

    进驻荆楚的干部团一部整编为护第九、第十团。

    天全土司骑兵第二营和董卜土司骑兵第三营分别扩编为骑兵第二、第三团。高君锡、姜奇峰所率天全骑兵分别编入这两个团。

    骑兵第一营缺兵少马，暂时解散为护各步兵团的队属骑兵连以及直属总参训练部的骑兵教导连。

    ……

    宗藩典兵、解散卫所和整编营兵，已经是将大明皇朝的天戳了一个窟窿。

    然而孤注一掷的廖大亨尤不罢手。在他的奏疏中，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军事改革内容，一是废除“以文御武”，实行“集体领导”；二是废除兵民区别，实行“全民皆兵”。

    这分明是石破天惊的味道！

    大明按照“以文御武”的体制，逐渐形成了兵部——总督——巡抚——兵备道——地方府、州、县等一整套的文官军事指挥体系。

    四川总督一般由秦楚总督兼领，四川主兵、客兵的实际领兵权都在四川巡抚手中。

    四川巡抚之下，有四川兵备副使为贰。

    四川兵备副使之下，有安绵、重庆、夔州、叙马、建昌、威茂、松潘、分巡上南道共计八个兵备佥事，又称兵备道。

    兵备道之下，则是各府州县的亲民官。虽然亲民官对地方驻军没有法律上的指挥权，但是在“以文御武”的体制下，对那些“粗鄙无文、不知忠义”的厮杀汉，文官毫无疑问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

    蜀世子朱平槿横空出世后，四川巡抚廖大亨从勾结到投靠。四川兵备副使陈士奇拉稀跑肚子廋死狱中，尸身臭不可闻。听话的川东兵备马乾升署四川兵备副使。

    八个兵备道，刘士斗署了建昌兵备，松潘道黄谏卿死在泸州城，上南道胡恒几颗官印一齐揣了，安绵兵备病死于剑州，叙马兵备早已告老还乡。最惨的是威茂兵备，他深度卷入了陈士奇案件，被廖大亨下令拿了，命若游丝。

    鉴于营兵卫所编入护，于是廖大亨趁机建议逐步废除兵备副使、兵备道领兵的制度，撤销兵备、清军等文官领兵监军的衙门，继续依靠三总部指挥护，并参照蜀王府制度，在各地官府与当地驻军之间建立军政委员会，作为联系文武和集体决策的机构；在护连以上单位，建立监军制度，作为对军事主官的监督分权。

    这实际上便彻底废除了“以文御武”的体制，并以蜀王府控制下的集体领导体制取而代之。

    在集体领导体制下，文人与文官、武人与武职彻底分开。个人入仕道路的不同，只是授官的参考而已，不是终身的身份。文武官员平起平坐，仅有职责分工不同。文人也可以领兵，但前提是他必须有蜀王府赋予的军事指挥权。没有这种权力，文官无权插手军队的事情。武人也可以插手地方，前提是必须有上级认可的集体决议。这样一来，文武便进行了




第四百七十三章 大计方定（七）
    朱平槿的前世，百姓家庭资产中价值的最大者，不是汽车、不是股票、不是现金、更不是金银珠宝，而是砂石水泥堆砌而成的房产。

    而在朱平槿的现世，房产扮演的角色转换成了土产。

    有了土地，百姓就有了生存的基础；有了土地，百姓就有了一辈子的社保；有了土地，哪怕穷得家徒四壁，百姓仍然是一个有产者。

    在百姓的意识中，土地与家业、宗族的兴旺发达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了钱，百姓一定会将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资产配置方向，不管他的钱是做官贪来的、或者是经商赚来的。而卖地，则与不孝、败家等道德审判联系在一起，所以百姓中流传着一句骂人的俚语，叫做“崽卖爷田，不知心痛！”

    然而大明皇朝走到了崇祯十五年，这个田产只买不卖的铁律被朝廷不断加码的税收政策打破了。

    万历条鞭之后，朝廷的税收捆绑了土地，实行“量地计丁”。几乎所有的税收品种和额度，都按照土地的清丈之数进行分配，即所谓的“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国家税收一分不少，又简化成了农业税、土地税，朝廷是满意了，但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却积了一肚皮怨气。

    万历之后，矿税、关税、商税、茶税等残存的税收种类，终于被朝廷的正人君子们一本又一本的奏疏给废了或变相废了。但朝廷花销日繁，因此税收的额度只好一次又一次加在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上。

    频繁的天灾，三饷以及名目繁多的加派，成了压垮大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家又一家普通农民为了逃避皇粮国税，不得不忍泪抛弃他们祖先千辛万苦得来的土地，成为衣食无着的流民。为了不饿死，也为了宣泄心中的仇恨，他们中的一部分丢掉了锄头扁担，拿起了刀枪棍棒。少数人成了官军，更多的人却成了流寇。

    因此，朱平槿在四川发动垦荒运动，其意义绝非经济纾困那么简单。在其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追求:

    通过对土地的重新分配，调整社会各阶层利益，缓和社会矛盾，形成一个新的与朱平槿事业理想追求一致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将在朱平槿“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聚集到护的战旗下，为保住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战斗。

    然而，有得必有失。

    新利益群体的产生，必然会触及旧有秩序，伤害既得利益阶层。因此，这场垦荒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大明版的土地革命。

    既然是一场革命，那就必然会酿成一些地区或阶层的反叛。

    朱平槿在酝酿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已经逐步意识到，一场小小的风暴是不可避免的。既然风暴不可避免，那么只要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早到比晚到好！

    朱平槿用他擅长的阶级分析法看待垦荒运动，他老婆的视角却截然不同。

    罗雨虹认为，不要动不动就搞阶级斗争。

    经济领域内的问题，本质上不过是一场利益的争夺与平衡。蜀王府、官府、士绅、农民、佃户，都只是这场利益博弈游戏的参与者，没有一个参与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罗雨虹承认朱平槿的土地革命必然导致冲突，但却私下耻笑朱平槿包产到户的主张。她口中所唱的崇祯十四年的春天，到了崇祯十五年就成了秋天。

    罗雨虹认为，四川的农业衰败，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农村的灌溉设施、交通道路、土地整理、牲畜喂养、仓储加工，都需要用现代大农业的视角来审视、来恢复、来提升。

    包产到户是一种原始的、直接的绩效考核，确实能在短期内施展魔力，极大唤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从长期来看，包产到户必然蜕变成一种变相的土地小产权制度，从而反过来阻碍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仁寿是最早进行分田分地实践的地区，近来那里就出了问题。

    如水塘灌渠的建设，是农业的命脉。草标庄户们人人都懂，但就是不肯牺牲自己那一点点土地，让主干沟渠过境。有些庄户为了防止雨水延沟渠下泄淹没田地，竟在月黑风高之夜将苦力们千辛万苦修好的渠道给捣毁了。仁寿王庄查不到凶手，渠道也不可能半途而废，只好劳神费力弄了个架空的竹管输水线。

    有鉴于此，罗雨虹转而主张实行农业工业化、农庄企业化、农民工人化，简称“新三农主义”。而大明朝无论官府、士绅和普通百姓，都没有资金和见识完成这一切。能够完成的，放眼当今世界，非她罗姑娘莫属。而她完成的前提条件是大量的成片土地和统一的农业生产组织。

    于是乎，当《垦荒条例》草案认可了田皮与田骨分离，她便大肆收购田皮；

    川北官贼过处，留下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她便就打包吃进；

    荒山丘陵的骨皮价格低廉，她便勾结地方官府大肆抄底。

    不仅如此，罗雨虹还利用掌握的货币发行权，用疯狂印刷的银钞进行零成本交易。

    当银钞不可避免的进入疯狂的资本市场后，她先是坐视股票价格暴涨，然后趁机高位减持，赚得是盆满钵满。若不是朱平槿坚决出手阻止，她还会继续发行银钞，买入更多的土地。等股票市场创了新高，她就让大量的王有企业上市，用发行新股的办法把增发的货币重新回拢银行，同时减少流动性，打压股票价格，保证粮食等物价的稳定。

    朱平槿出手阻止他老婆狂飙猛进，既是鄙视他老婆一日三变，也是怀疑她的“新三农主义”已经滑向“新大跃进”。

    当年朱平槿与罗雨虹辛苦存钱出国旅游，法国、意大利的那些富裕的农民把贪慕虚荣的老婆羡慕得口水长流。

    法国、意大利那些农民实际上是庄园主。他们享受着农业科技的巨大进步、严格的农产品关税保护，个个家财亿万，玩的已经不是汽车手表了，而是直升机、游艇和赛马。所以朱平槿猜测他老婆的善变，既与女人善变的天性有关，更与她旅游中的所见所闻有关系。

    但朱平槿怀疑归怀疑，出手阻止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面前这位刘之勃。

    前些日子刘之勃再次直言上书，称蜀世子为蜀地之王，不是蜀王府之王。蜀王府利用川北战乱的机会占据了大量土地，虽将土地的收益用在了护国安民的伟大事业中，但难保普通百姓的利益受损，也难保百姓在背后骂娘。因此，他强烈建议素负仁贤之名的朱平槿把吃进去的吐出来，把那些土地分给无土无地的穷苦百姓。

    朱平槿不能始终对刘之勃的意见视而不见，因为刘之



第四百七十四章 大计方定（八）
    蜀王府承运殿前的平台上，新绿的野草重新钻出了砖缝，可又被众臣们踩在了脚下。#菠x萝x小#说坐南背北的宝座下，一块厚实的红毯遮住了地面。朱平槿两口子便高座其上，俯视众人，活像千年前的李治和武媚娘。

    “刘大人，这个新的垦荒条例很好！”罗雨虹尽量用亲切和蔼的声音说道，丝毫不让人感觉到她开始忽悠了，“护打跑了川北的土暴子，留下了大片荒地。眼见着当地官府死的死，逃的逃，没人把百姓耕作的事情管起来，世子只好令蜀王府先将土地占了，让百姓赶忙耕作，免得误了农时。如今荆楚百万流民正在逃往四川，我们仓里的粮食哪怕多一石也是好的！”

    罗雨虹说得都是事实。

    刘之勃躬身垂首，真心诚意地自责反省。

    “世子罗姑娘仁慈，心系万民。下官等身为朝廷大臣，上不能为君分忧，下不能为民抒难，实在是惭愧得很！”

    “刘大人不必自责！”

    罗雨虹第一招就站住了上风，岂容对手以退为进，赢得喘息之机她连忙把这几日精心策划的组合拳打了出去:

    “舒师傅曾经为本姑娘解说道，社稷就是土神和谷神。谷神嫁给了土神，谷种就发了芽，土里就长出了粮食。可见没有土地和谷种，就没有粮食，社稷就要倾覆，国家就要灭亡！因此这土地呀，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一刻也不能让他闲着、荒着！世子首倡‘护国安民、天下太平’，文章自然要从荒地做起……”

    众臣中人头晃动，已经出现了嗤嗤的笑声。

    前排就坐的舒师傅老脸糙得绯红，觉得有一万只蚂蚁在背颈上乱爬。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罗姑娘虚心向他讨教而来的学问，竟然会用在这儿。

    朱平槿不露声色地鄙视身边的女人，什么军国要务都能往结婚生孩子的屁事上扯，还不能让老子这块荒地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