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79

傍晚时分，我又借故铅笔没有了，去找那三兄弟借一借，李瞎子知道我爱跑，随便我用什么借口。刚到李文白家后面的山坡时，听见陶春兰在骂李文白，骂得很大声，李文白挑着粪桶自顾往家走。我好奇的远远跟在李文白后面，可能是粪桶太臭了，也可能是根据经验，想看热闹。
李文白在快到家时，折断一根柏树丫，把叉得太开的部分折掉，拿在手上，对着地上试了试手感，对这根一米多长、两根手指头粗的柏树枝很是满意，口里哼着小调，挑着的空粪桶在空中跟着节奏摇摆，显得非常和谐。
果然，我还没下去，就听见李木首先撕心裂肺的嚎哭起来了，接着是李敏，然后是李水，最后是顶替我位置的老四李余。
柏树枝韧性极好，农村到处都是，得来全不工夫，是打孩子的最佳材料，而且打起来特别的痛，就像小钢条抽在身上，一抽一条血痕，并伴随着嚎哭声。
李敏的哭声是比较尖而音高，李木的哭声气势最宏伟，大有震颤山河之势，李水的哭声与李木类似，李余的哭声少而小，可能是应和了那句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我在一旁单独统计过，李敏的嚎叫次数和时间的长短与李水差不多，李余当然是最少，而李木的嚎叫时间特别长，次数也最多。我不知道李文白是依照什么定律的排列方式，轮流打这四个孩子，总之，那此起彼伏的嚎哭可能让他特别解气，因该是释放了生活中所有的无奈和贫穷感。
李文白每次打起孩子来，有一种不挥洒够不爽的感觉，必须得打出气势，让自己有酣畅淋漓的疲惫感才会罢手，有时候中途需要更换好几次柏树枝，或者手臂粗的棍子，有时候准备充足，有时候准备不充足，就当给嚎哭的孩子中途休息，他找到手感好的再继续打。
可以是追着打，孩子哪里跑得过大人啊？也可以是一手拎着头发或者脖子打，也可以是一脚用力踩着打。可能是边骂边打，也可能是焖着一直打，还可能是不停的换着手打，总之，每一场打孩子，李文白都是非常认真的，绝不会点到为止，那种气吞山河的气势，汹涌磅礴的勇武，也只有在打孩子时能见得到，其他时候都是一个窝囊废。
李文白打孩子的时候，非常沉浸其中，只有这个时候，陶春兰管不了李文白。大多时候，陶春兰知道李文白是打给自己看，而陶春兰大多时候也是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术对付李文白，你打给我看，我就打给你看。
作为母亲的陶春兰开始时会下手轻一些，这种让人血脉喷张的事很难控制，打着打着容易兴奋，于是也下狠劲打。李文白打李敏时，陶春兰打李余，李文白换了李木继续狠打，陶春兰就换了李水继续狠打，然后再交换打一轮，什么时候停，主要看那天的体力好不好，实在累了中途休息片刻，趁热继续打。
我常常想，孩子挨打的时候，心应该是一片死寂的，不然何以应付得了这样的父母。长大以后，看着我的兄弟们百折不挠、阴险狠毒时，我明白小时候挨的打是真的有用的，那么小就开始经历和锻炼，长大后当然能比别人更运用自如，所以才一个个成为出类拔萃的人。
我也经常见到李文白单独打李敏，或者单独打李木，最多的是单独打李木，可能是李木的嚎哭声特别响亮，更能有证明自己体力的说服力。单独打一个时，姿势可以不断的变换，更有一种畅快淋漓之感，显得更加的专注，可能因为不用老是换来换去，持续性也比较好。
那种哭声，我很多年后依然记得，就像杀猪时那样的撕心裂肺的猪叫声，长大以后就很少听见了，记得有一次在派出所听见过，那一刻觉得非常熟悉，当时还纳闷：“难道警察在派出所里打自己儿子，像李文白那样打？”从这方面看来，李文白应该去当警察。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让警察刑讯逼供了，而此时，李文白也正好老了，他再也打不了任何人了，所以显得特别的阴郁了。





始于1979 第004章沉重的负担
在挨打这件事情上，我几乎没有跟我的一母同胞们讨论过，小时候没有，那时不愿说别人的伤心事，长大后也很少，必定没有打死，也没有打残，现在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没必要讨论。
每当听到那撕心裂肺、此起彼伏的哭叫声，都都非常感激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家里，由衷的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被母亲送给李瞎子。每次听过、看过那惨不忍睹、惨不忍听的场面，我回去叫李瞎子“爸”的次数就特别勤，以至于李瞎子觉得我这个保养的儿子非常的亲，常常用极其温暖而满意的眼神看着我，他一定在想：“这个儿子没白养，喊“爸”喊得这样真诚。”
李瞎子的家比较简单，两通正屋，共三间房，一间堂屋，小时候我以为主要是用来贴“天地君亲师位”的，两间睡房，小时候我常常是要跟着李瞎子睡的，但是还是准备了两间睡房，他一间我一间，我看主要是方便张寡妇来。两通偏屋，一通用来放杂物，家伙什，一间是厨房和放柴火，另有两间更简陋的矮屋，那是鸡的房间，有些年也养猪。
李瞎子没有兄弟姊妹，父母早就死了，以他的话说：“我命不好，克死了你爷爷婆婆。”
没有多余亲人的李瞎子，生活显得更清爽简单，交心的朋友也可能只得张寡妇一人，为什么没有把张寡妇娶过门，直到我长大以后，李瞎子才说张寡妇不愿嫁给一个瞎子，说出去丢人。
李瞎子也不种田种地，只在家门前随意种一点菜，主要是眼睛不好使，不种田种地，家里少很多农活，我的童年也比李文白家的孩子轻松很多。
李文白家的孩子很少有空闲的时候，以至于影响了我和他们的玩耍，小时候还是觉得亲兄弟一起好玩，也因为李瞎子家比李文白家生活好一点，玩起来比较有尊严感，我为了使我不孤独，常常是帮着李文白家的孩子干活，就为呆在一起热闹些。
好像他们家老是没有柴火烧，只要是天晴，早晚一定要割草，甚至有的草还长出不久，也割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当然，割草的不只他们一家，像他们那么频繁，那么大需求的没有第二家。
经过人口急剧膨胀的年月，村里的人口特别的稠密，人均拥有的资源少得不能再少了，只够勉强活命。经过了大炼钢铁，山坡上的树没几根了，剩下的也都还是些小树，没钱买煤炭烧的人家，就只能割草当柴火，李文白家当然是买不起煤炭的。
都是陶春兰带着四个孩子一起割草，而我常常会跟着去帮忙，主要是看着，或者没话找话说，长大以后，根本不记得那时说了什么话，反正几个孩子就是有说不完的话。
除了割草，做得最多的是掏蜗牛了，李文白家养了几十个鸭子，舍不得拿粮食喂，只好让孩子抓蜗牛回去喂。春夏里，几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手里拖着一条麻袋，满山遍野的捡，满山遍野的掏，蜗牛几十斤几十斤的扛回去。
总之，李文白家的孩子有干不完的活，不论春夏秋冬，都有活可干，也连带我的童年少了很多乐趣。
在初中毕业以前，我和这几个一母同胞是一起长大的，几乎天天都得见面，仿佛我没有被送给别人，只是吃的是别家的饭，睡在别人家里。
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有那么好几年彻底分开了，彼此都见不到。
我初中毕业以后，再不上学了，上学也确实是一个累人的活，不上就不上了，李瞎子开始专心教我算命这门古老的技术。而此时，大姐李敏已经从职高毕业出去打工，李木、李水在继续读高中，李余还在读初中，我的生母陶春兰也在这一年，跟着同村的人出去打工了，李文白家里一下少了两口人。
没有陶春兰出去打工，李木、李水、李余就没钱上学，李文白除了打孩子厉害，为人也老实勤劳，其他方面是比较窝囊的一个人，家里的一切全靠雷厉风行的陶春兰支持着。
我一直认为，那时的老实勤劳并不是因为人品好，因为不那样做，根本活不下去，饿就得饿死，处于本能，不干不行。
陶春兰出去打工前，又一次到李瞎子家里来，长大以后我明白，陶春兰来，算出门去的吉凶是其次，主要是来跟我这个抱养出去的儿子道别，但那时的我不懂得这份母爱。那时的我不懂得陶春兰出去打工，是不用找李瞎子算吉凶的，因为她家里已经负债累累，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了，只能出去打工才有活路，孩子才能上学。
穷人家的人命贱，极少得病，最多也就是感冒，真得了大病，也不会去治，在家等着死就行了，我们同村就有一个人，肚子痛，去镇上医院检查，是胆结石，必须开刀，需要两千元钱，没钱，只好在家里叫唤了几天，活活痛死了。长大以后回想起这些，才明白，人出生在什么环境里，几乎是注定了一生的命运，根本就不用找李瞎子算。
在极度的省吃俭用的情况下，又还三百六十五天没日没夜的全家劳作，而几个孩子的学，就能耗尽了一家人的财富，这可能是今天无法理解的，而在那个祖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年月里，李文白家就是这样，陶春兰和李文白必须得出去一个打工，一个留在家里。
等我女人问我可不可以要孩子时，突然害怕养孩子需要付出的强大代价，想来就是被那样的记忆笼罩了。
陶春兰是一个极度节约，又非常勤劳、爱家的人，做事严谨而有条理，仿佛天生就带着逻辑学，虽然她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字也不认识几个。
陶春兰出去打工挣钱，坚持把挣来的钱给孩子读书，彻底改变了孩子的命运，而她打工的十五年里，与李文白没见过几次面，因为回家的车票难买、车票贵，陶春兰舍不得。
陶春兰四十岁那年离开家乡，回到家乡时已经五十五岁，十五年后，孩子们出息了，她陶春兰再也不用打工了，回到那个原来的家时，却发现原来那个老实勤劳的李文白，与邻家儿媳妇罗元梅搞在了一起，并且还把寄回家的钱给了些给这个女人，陶春兰怒不可解，这是后话。
我清楚的记得，陶春兰出去那一年，我刚好初中毕业，正式跟着李瞎子学算命，所以陶春兰来算命时，李瞎子让我在旁边听着，而我看到陶春兰一直看我，似乎对李瞎子算的那些根本不在乎，李瞎子眼力不好，看不见陶春兰这些表现。
本是远房亲戚，又抱养了我这个极不正经的儿子，见了面，当然不用像其他人那样急着算命，大多数时候，来家里算命的，李瞎子都要先与他聊一会儿，要是我在家，还会让我倒上一杯廉价的茶水。
陶春兰出去打工前来这一次，正是暑假，我已经初中毕业了，决定不再上学，她接过茶水，听李瞎子说了我的打算，长长叹了一口气，重复的问我：“你真不想上学了吗？你将来不后悔吗？我就是没文化才活成这个样子哦。”
李瞎子当着陶春兰的面说：“麦子要是继续读书，不跟我学算命也是可以的，我有他上学的学的，大嫂子，你问问麦子，我可有亏待过他半点。”
陶春兰看着我：“你的儿子，你当然不会亏待你的儿子的，李八字，要想孩子有出息，还得是让他多读书，唉！麦子还好，有你这么一个爸，不读书，学了你的手艺也不缺饭吃，吧，你们也没缺过。”
李瞎子劝说道：“陶春兰，眼看你孩子都大了，还出去打工做什么呢？”
“不出去不行啊，前两年借的钱总得还啊，儿子读高中，将来读大学都还要很多钱，你知道的，地里怎么弄也弄不出钱来。”陶春兰说这些的时候，仿佛认定他的儿子一定是能考上大学的。
“是啊，地里是弄不出钱的，大嫂子，我们就近几个村，没你那么苦着过日子的人了，就是我算命走的那些多地方，也没有。要说比你家还穷的，也有，那是太懒，你家多拼命哦，种蘑菇、一年养十来头大肥猪、养长毛兔、养鱼，能想得到做得到的都干了，还是那样穷，活了半辈子了，没吃一顿像样的饭，没穿一件像样的衣服。
我是知道的，你家的衣服都是去娘家那边捡的，为什么这么苦，不就是几个孩子要上学读书闹的吗？你看看，周围那家像你家那样，孩子生得那样多，每个孩子罚款不说，孩子个个都得读书，还得上高中、上大学，大嫂子，古人说得好，人活一世多逍遥，你这是为那般呢？”李瞎子这话倒不假，并不是客套话，是真心的劝慰。
陶春兰的脸上刚毅而坚强，又带着无奈、悔恨：“李八字，你说得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这么多，李文白那个狗东西，只知道让我生，生下来了百事不管，你知道的，他是三脚踹不出一个屁，说也说不听，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没办法啊！靠着娘家那边帮衬点，总算是没有死人。”
“现在也算是都挺过来了，孩子也大了，孩子可以出去打工啊，非得你出去打工吗？你看看你这身体，怕是跟麦子差不多重吧？”
陶春兰就是真正皮包骨的样本，两个眼睛深陷在眼眶里，颧骨高耸，手上青筋暴起，手臂像干枯的芦苇干一样大小，面上没有一点血色。陶春兰出去打工后，隔了多年以后我再见到我的母亲时，她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吃穿再不用愁，生活好了，却不见她有当初那样坚韧的神毅力。
陶春兰说：“不读书不行啊！你看看那些不读书出去打工的孩子都什么样？还是一个农民啊，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就是没读书，所以累成这样子，还穷得叮当响，唉！再挺几年吧，书不能不读。”
说着，陶春兰看看我，我后来进城以后，常常去夜市上淘书来看，什么书都看，也常常看得废寝忘食，或许与陶春兰那个眼神有关，以至于以后我无论多不正经的活着，也从没停止过看书。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认识几个字的陶春兰，有那样高的觉悟，为什么她知道读书能改变命运，她也确实改变了孩子的命运。
李瞎子说：“大嫂子，你太狠了，那么狠干什么嘛，孩子自有孩子的命，你把自己狠成没了人样，说个不吉利的话，你这身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那些孩子真能记得你的好吗？现在不孝的多得很，俗话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你不吃不喝的，他们能记住吗？”
“孝不孝的我管不了，但我生了下来总得管，唉！要不是当年没饭吃，麦子也不可能跟了你。”
李瞎子说：“可不是，麦子要是不抱出来，当年你家那个情况，可能真得饿死人哦。”李瞎子想了想，又说道：“大嫂子放心吧，既然麦子是我儿子，娶媳妇，修新房，我一概管到底，这些年他老是往你们家跑，我也不说什么，我就是看你面子上，没有你这么拼命的妈。”
说着，李瞎子把头往我这边转了点，手指敲着桌子咚咚响：“麦子，将来你一定得孝顺你春兰妈，她是我见过最为孩子好的妈，思想与我们这周围的人都不一样，很难得啊！”
我只是小声的“哦”了一声，陶春兰哈哈大笑起来：“李八字，你这说的什么话哦，麦子当然是要孝顺你了，怎么会孝顺我呢？我没有养他，也没好好待过他，不像我家那几个东西，我挣了钱给他们读了书，麦子该孝顺你，麦子，对你爸可得孝顺，他算命挣的钱全被你花了。”
陶春兰故意大声的笑，掩饰她擦眼角的泪，李瞎子应该是看不清楚的，又或许看得见一个母亲的愧疚，看得见一个母亲的无奈，李瞎子是一个大度的人，他不会计较，这让长大后的我由衷的敬佩。
或许我是幸运的，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母亲，虽然她把我抱养给了李瞎子，但小时候也还是常听她的教导，我有一个大度的养父，在艰难的岁月里包容我，给了我一口饱饭吃，而我，最后还是一个不正经的人，或许是因为我学会了算命，算了太多人的命，发现了人的命运与出生真的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是无法改变的关系。




始于1979 第005章青梅竹马
李瞎子可能知道，他这是最后一次给陶春兰算命了，他显得特别认真：“大嫂子，你八字上缺水，出门打工要走你家的北方。”
“是，这次跟着她们去的就是北方。”
“你这个命吗？从八字上看，你当有富贵之命，你这个八字，要是是男人，早发财了，女命，要晚一些，大嫂子，你这命晚年不缺钱的……”
陶春兰根本就没怎么注意听李瞎子的话，眼睛一直打量着我，我去倒水时，起身拿扇子时，她的目光一直跟着我，我去厨房时，我甚至都感觉她的目光穿过了几道墙，一直看着我，而我不明白那是母亲离别前的不舍。
小时候，我也常常想，我的父母不要我了，才把我送给了李瞎子，造成我挨了很多言语上的侮辱，学校里被骂是少不了的，那些言语上的侮辱，皆是因为我有个瞎子养父，我的父母生了我却不要我，而那时，我也常常憎恨李文白和陶春兰，甚至在深夜里诅咒他们。
人生常常反复无常，小时候我恨陶春兰，但是我与那四个一母同胞耍得好；长大以后，我再不恨陶春兰，我爱我的母亲，但我与那四个一母同胞渐渐心口不一，甚至是各怀鬼胎；小时候我以为李瞎子是个真瞎子，长大以后，我看李瞎子是个活得非常明白的人……人短短的一生，却一样也不能从一而终，总是要反复颠倒，是生活所迫，还是欲望教唆？只有家里那口井没变，水还是那样的甘甜，又或许过些年，污染蔓延到那个山村，井水也会不再甘甜。
当我常常在都市里的红绡帐底疲力竭时，如果不能睡着，我脑子里想着那个让我变得反复无常的山村，那条耗尽我所有纯真的八公里路途，想着那些现在在人面前羞于启齿的事情，心里如有暖流奔腾。我常常想，要是我就与李瞎子给我张罗的媳妇肖玲玲过一辈子，或许是最好最无忧愁的一生，而我最终还是离开了青梅竹马的肖玲玲。
肖玲玲家与李瞎子家同村，她家距离我家只得几十米，或许是命中注定，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女人成为生命中躲不过的人，后来漂亮的肖玲玲走上不归路，我每每想起来心里很自责，时常想，要是我娶了她，她也不会堕落成那样。
人对儿时的记忆总是非常模糊，而我对肖玲玲为何一直无法忘记？我常常自我分析，主要是小时候真正的好小伙伴太少。
在我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以前，我和肖玲玲几乎天天一起玩，后来也在一起玩，只不过我多了四个一母同胞后，儿时的同伴变多了，肖玲玲变得不再是唯一选择。
肖玲玲的父母肖大刚、赵小莲与李文白、陶春兰两口子不一样，李文白是打孩子发泄生活的无奈，肖玲玲的父母是两口子对打，成为生活中不离不舍的润滑剂，两口子不打孩子。
听李瞎子说，我还没到李瞎子家前，就是赵小莲生了肖玲玲没几天，照样被肖大刚拖在晒坝里打了一顿，赵小莲也还手，但总归是打不过肖大刚，每次两口子打起来时，也没有人去劝，因为农村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最多就是隔着田坎劝几句。
李瞎子家与肖大刚家就只隔一根田坎，两口子打起来时，肖玲玲就哇哇大叫，李瞎子会在父亲战斗时，把肖玲玲抱到自己院坝里，因为这两口子打架时，会伴随砸东西作为辅助，李瞎子算是好心，怕砸东西时伤了孩子。
肖大刚和赵小莲打架理由可能千奇百怪，肖大刚喝醉酒是绝对会打赵小莲的，这就好像李白喝了酒会写诗一样，而肖大刚经常喝醉酒，李白酒后留下诗篇，肖大刚酒后在赵小莲身上留下淤青，诗篇永存，而淤青过几天就好了。
两口子结婚十年没生孩子，一直打打闹闹却那样过下来了，长大以后我大概明白，肖大刚娶个老婆不容易，要离了再娶是难度很大的，一来家里没什么家财了，二来打老婆的事已经传扬开，他自己知道，没人会再嫁给他。
赵小莲那样挨打也不离婚，一来是头十年觉得自己没给男人生个一男半女，生不出孩子的女人怎么再嫁呢？再者，离婚后，女人在我们那祖国西南农村有个俗称“过婚嫂”，“过婚嫂”是个不好听的称为，大多农村妇女不想成为“过婚嫂”。
十年后生了肖玲玲，两口子还是打，因为肖大刚经常骂赵小莲是让自己绝种的“瘟婆娘”，农村里，老婆生女儿是没有功劳的，生儿子才能传宗接代，没有儿子会被人骂“绝种了”，“绝户人”。
两口子可能也知道，结婚十年才有一个女儿，农村以后也再难生了，看着女儿虽然觉得遗憾，总归是有一个，还是很珍惜这个孩子，所以不打孩子，两口子自己练。
三天打两回，肖玲玲就成了李瞎子家的常客，每次两口子打完消停后，来李瞎子家把肖玲玲抱回去，临走还说一声：“李八字，麻烦了啊。”显得非常有礼节。
我一岁半抱养到李瞎子家时，肖玲玲已经经常被抱到李瞎子家躲避战争半年了，所以，这样说来，我还比肖玲玲晚到李瞎子家。
就这样，肖大刚一如既往的爱打老婆，我与肖玲玲也就长期合在一处玩，听着不远处的打骂声。
等肖玲玲能蹒跚走路时，父母一打起来，肖玲玲就歪歪扭扭的往李瞎子家跑，边跑边哭，已经变成了习惯，后来跑得越来越快了，也不哭了。田坎那边一打起来，我就会看见肖玲玲飞快的跑过来，然后用两个颤抖的小手，紧紧拉着我的手往李瞎子家门前的院坝边走，往她家探头探脑的看。
对于孩子来说，多一个伴总是高兴的，大人打他们的，孩子不明白大人为什么打架，自己玩自己的，我和肖玲玲如亲一家人，或许就是这样，造成我长大了不想娶肖玲玲，因为太熟悉了，她就像我的妹妹。
渐渐的，肖玲玲变成李瞎子家的常客，父母不打架也来，等肖玲玲两岁多时，肖大刚和赵小莲打完架后，常常是撒气不管肖玲玲，各自离家后不定时消了气才回来，这时候的肖玲玲就把李瞎子家当家，跟我一起吃饭，有趣的是，每月肖大刚会送一些米和自己种的菜给李瞎子，算是补了肖玲玲的口粮，算是感谢李瞎子照顾肖玲玲，李瞎子也从不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