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79

一般是打完后肖大刚先走了，赵小玲哭着也随后跑了，过一天半宿，两口子会重新出现在家里。我一直好奇这两口子每次离家几天去哪里了，有人说肖大刚在外面有姘头，也有人说赵小莲也有，直到我长大后，也没证实这些传言。
肖大刚当时算村里有文化的人，他是知青下乡来到村里的，听说他父母在十年动乱中死于武斗，肖大刚成了无依无靠的人，没回得了城，在村里与没有文化的赵小莲好上，结婚立家。
肖大刚脾气暴躁，可能心中压抑和不甘太多，所以常常拿赵小莲练手出气，农村的老白干天天喝，喝了更控制不住情绪。其他方面肖大刚还是很好的，高大有力气，也不是好吃懒做的人，爱干净，农活也干得漂亮，庄稼地里是村里最整齐的，每次去镇上赶集都穿得整整齐齐，像干部一样，村里人夸他“城里人派头”，李瞎子说他“败了自己的运”。
赵小莲兄弟姊妹七个，排行老六，没上过几天学，与肖大刚私定终身后，她的兄弟姊妹再不跟她来往，他同村的兄弟看到她都不打招呼，赵小莲也觉得无所谓，自己选的路，爬着也得走完。
赵小莲年轻时长得漂亮，就是我记事时，赵小莲还是一个风韵犹存的俏村妇，只是后来腰越来越圆，胸越来越垮，屁股与背越来越连成了一片，脸上总带着无奈的样子，有种生无可恋的感觉，可能彻底被岁月和肖大刚打趴下了。
无论赵小莲挨多少打，她依然活得比村里其他人富裕，孩子就一个，负担小，肖大刚有文化，庄稼种得好，会各种嫁接技术，家里吃穿用度不愁，肖大刚除了打老婆、喝酒，还好面子，他的好面子让自己始终保持生活要比其他人好，到我读初中时，肖大刚才渐渐颓废了，好像彻底放弃了生活一样，才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老人常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未必就是真理，农村里这样的“真理”很多，不能都信，放在我和肖玲玲身上就不准确。
老人劝年轻人别妄想时会说：“生来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长辈教育人时会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李瞎子劝陶春兰别光为了孩子时，会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便神州大地，但在远离首都和改革开放前沿地的西南农村，生活与几千年前的农民没什么区别，依然是牛耕马驼，脸朝黄土背朝天，锄头、柴刀、扁担、簸箕、罗兜、背篓、连杆、石磨等等工具，与几千年来的农民使用的一样，木匠、石匠、杀猪匠、端公道士、看相算命、神婆驱鬼……好像几千年来，生活从没改变过。
农业税等等负担，加上孩子上学的学，让每个家庭活得都很窘迫，唯一可以体现年代与过去几千年不一样的，就是有电了，个别好的家庭有音机，村里那个亲戚当镇长的家里，还有神奇的黑白电视机。
电线、灯泡都有了，电不一定天天有，家里还是常常点煤油灯，现代化的娱乐只能靠音机，肖大刚就买了一台音机，一尺来长的大盒子，装上几个电池，便能发出声音来，也能唱出动听悦耳的歌手，于是，肖玲玲学会了唱歌，歌声中有天赋异禀的婉转与清亮。
小时候，李瞎子常常说肖玲玲：“走四方，有贵人。”李瞎子给我算的命是：“六亲无靠，衣禄厚重”。后来看来，李瞎子算得不能说不准，而是意思不一样，看怎么理解。
村里人说肖玲玲“将来会成为富贵人”，因为肖玲玲从小乖巧漂亮，跟他妈长得很像，命运可能在肖玲玲身上发生了变异，如此乖巧聪明的孩子，父母却是一点没有心思培养，她那个有文化的爸肖大刚，常常说：“女儿是没有什么用的，不能传宗接代，长大了还是别人家的婆娘。”
好在肖玲玲有我陪着她一起长大。
肖玲玲家的果树品种很多，她爸的嫁接技术那样好，各种水果都有，春天里肖玲玲给我送樱桃，夏天里拿来枇杷、桃子、李子，秋天里又拿来苹果、梨子、柑橘，冬天里还有黑桃、橙子、橘子，我们两个一起吃一起笑。
我要把她逗生气了，她就拿大眼睛瞪我：“死麦子，我不跟你玩了。”她这样说，但从不走开，只瞪着一直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她会不跟我玩，不跟我玩，她父母打起来去哪里？所以我当时算是拿住她了。
她高兴时，与我头靠着头，说：“麦子哥，长大了我们结婚后别打架，打架吓死人。”
“麦子哥，你等着，我回家让妈摘果子去，我拿来一起吃。”
“麦子哥，我们去摘果子吧，没事的，我家的，可以摘。”
“麦子哥，今天我要在你家睡了，他们又不见了。”……
没上小学以前，我们俩感觉世界上就只有我们两个小孩子，天天形影不离。





始于1979 第006章两小无猜
肖玲玲遇到害怕的事情，第一时间就是喊我，不管白天晚上都这样，而我其实也还是个孩子，她一害怕，我就只好装着坚强，有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害怕得缩在角落里。
小时候，天一黑，世界就像什么也看不见了，昏暗的煤油灯只能照亮很小一块地方。
李瞎子有时候被请到别人家里去了，天黑了还不回来，又赶上田坎那头打起来了，肖玲玲跑过来时，我们两个蹲在堂屋门口的角落里，听着不远处的凄厉叫喊声，觉得黑夜的世界非常恐怖。
晚风拼命的摇动屋边的毛竹，在黑暗中呼啦啦的响，屋外的柏树像蹒跚向前移动着的怪兽，随时都会把我们连同房屋一起吞没，联想起熊外婆的故事，两个孩子的胆子就快要碎了，只好紧紧的挤在一起。实在等得太久了，我们俩个不知道是谁开始哭的，然后破口大骂李瞎子，骂他：“李瞎子，你狗日的还不回来。”两人轮流骂，骂着骂着就变成比赛谁的声音大，越大声的骂，心中的害怕越会被压缩小。
黑夜里，与外面摇曳的黑夜比起来，我觉得堂屋后墙上的神龛更可怕，或许那些供奉的人也有变成鬼的，不可能都进了天堂，那些变成鬼的，在黑夜里会出来，所以，李瞎子没回来前，我和肖玲玲都不进屋。
李瞎子被人送回来，看见两个孩子坐在门口，会很大声感叹说：“狗日的肖大刚，你们两口子非得我不在家时打吗？”似故意说给他们听。
李瞎子问：“我老远听见你们骂我，是不是？”
我们两个都不说话，点了煤油灯，爬到床上用被子盖起来，躲在被窝里小声的笑。
记得有一年夏天，那时我还没上学，深夜里，狗叫得特别的凶，仿佛一个村的狗都疯了，此起彼伏的叫。深夜里狗这样叫，可能是有人路过，要不就是有贼。
农村的贼什么都偷，凉在外面破了洞的裤子都有人偷，可能那时的人太穷了，一个布角都有用，可以纳鞋底，一条破裤子偷回去，能让婆娘做好几个鞋面了，所以很多人家都养狗。
贼主要是偷鸡鸭、粮食，也有胆大到偷猪、偷牛的，偷牛算重罪，抓到了要坐牢。
养蚕的时候偷桑叶，玉米成熟时偷玉米，花生成熟时偷花生，水果成熟时偷水果，偷菜的也有，家家户户防贼防盗。
肖玲玲家种的瓜果多，常常被贼惦记，他家养了一条大狼狗，单独对付偷东西的人，李瞎子家离得近，所以也顺便帮李瞎子家防了贼。
那个夏夜，肖大刚突然在山坡上扯开嗓子喊起来：“抓贼啊！抓贼啊！”喊声在深夜里特别嘹亮。
赵小莲听到男人的喊声，提了锄头就往山坡上冲。
只有几岁的肖玲玲则大声喊着：“麦子，麦子！”边喊边赤着脚往李瞎子家跑，非常轻车熟路的冲进来，一下钻进我的被窝里，全身瑟瑟发抖。
李瞎子是没办法去抓贼的，只是起来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从小就爱看热闹，被肖玲玲钻被窝时弄醒了，飞快的爬起来，跑到地坝里往山坡上看，只见火把、电筒的光亮时隐时现，呼喊声响彻山村。几岁的时候没有勇气冲上山坡去看，只站在院坝里在黑夜里往有光的方向望，肖玲玲不知什么时候悄悄躲在我身后，不停的说：“别看了，别看了，贼会偷孩子的，贼会把我们偷走的。”
我看热闹时，非常专注，不理会肖玲玲，李瞎子这时一般会坐在门槛上听，闹了好久才停下来，肖大刚来抱肖玲玲回去时，非常得意的给李瞎子说：“终于抓住一回，我一扁担就把那偷花生的砍到在地里，另外一个跑了，这个狗日的在地里爬呢，也不敢打死，打死要坐牢的，让他自己爬回去吧。”
李瞎子问：“认得吗？认不认得？”
“怎么不认得，就是李二锤那狗日的两口子。”
我们那附近几个村，大多都姓李。
李瞎子说：“李二锤，知道，知道，我还给他算过命呢，怎么也做贼了，他家不至于穷到这份上啊？”
肖大刚递一根烟给李瞎子，两个人在火把上点燃烟，深深的吸一口，李瞎子一口浓痰喷在地上，眼望着黑夜：“这狗日的两口子，要吃花生自己不会种啊？老子的东西谁都不能动。”
肖大刚又走到院坝中，大喊道：“赵小莲，去看看那狗日的死了没有。”肖大刚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是文化人，知道打死了贼也得坐牢。
那年月农村里抓贼，只要不打死，好像就不用负责人，敢像肖大刚这样抓贼的也不多。很多时候贼是几个人一起，要是抓贼的人手少了，反被贼打倒，一个村里的人最团结的时候，就是抓贼的时候，因为每家都可能遭贼，所以大家都会帮忙，以防下次自己家遭贼时有人帮忙，形成了一个没有约定的约定，一旦有人喊有贼，全村男人都会抗了扁担、锄头等去帮忙，但真正抓住贼的日子不多，很多贼在黑夜里摔断腿的倒是好几个。
赵小莲大声喊道：“李二锤老婆来拖走了。”
听到这回答，肖大刚长长的舒一口气，抱起肖玲玲，对李瞎子说：“回去困瞌睡了，麻烦你了。”
并非穷就会做贼，农民虽然穷，却很在乎名声，害怕别人指着脊梁骨骂。做贼的就是那几个人，挨了打，关了班房，以后也还做贼，反正名声已经丑了，索性就不要脸，而这样人家的孩子几乎都没有脸，好在祖国改革开放了，可以出去打工了，不好意思上学，出去打工走得远远的，也没人知道他父母在家做贼，也可能出去了嫌挣钱太辛苦，从此把自己一步步送进牢房里去。
最的抓贼，要数陶春兰了，陶春兰的泼辣是出了名的，因为太穷，跟谁都玩儿命，谁也不敢惹。
陶春兰的“威望”是在我出生那年，实行土地承包，分田地时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经过抓阄的方式公平分田地，实在通过作假，好田地都被村支书家和他的亲戚抓了去，陶春兰家孩子多，因李文白胆小怕事，分到的水田又小，位置又不好，陶春兰坚决不服：“怎么可能支书家的那些人都是好水田？”
陶春兰先是在村里大骂，村支书不理会陶春兰的骂，没想到等稻谷成熟时，陶春兰背着背篓直接到村支书家的田里去割谷穗，这下村支书不得不着急了，没见过如此拼命的人，不得已，村里的好田让陶春兰挑一块，陶春兰才罢休。
从此以后，村里谁也不敢惹陶春兰，陶春兰也不会无理取闹，只是不让别人欺负。
为了给四个孩子凑学，只要能挣钱，陶春兰拼命也干，尽管养蚕又累、又丑，在那几年里，陶春兰种了很多桑树，家里到处都摆着簸箕养蚕，养蚕不能没有桑叶。
这一年，陶春兰家的桑叶被人连枝剪去了，这简直是要了陶春兰的命。那时我已经十来岁了，已经知道陶春兰是我目前有两年了。
一大早，不知道李瞎子为何消息如此灵通，他边吃早饭边说道：“听说陶春兰家昨晚桑叶被偷了。”
我放下筷子就跑，又喊上肖玲玲：“玲玲，走。”
肖玲玲从不问去哪里，我一喊，她就跟着走，直到初中毕业后才结束，那时她有个姑娘样了，不再是孩子，知道害羞了。
陶春兰像大侦探一样，根据脚印一步一步清理去，最后在同村的一户人家里停下来。这可不得了，陶春兰像执.法.者一样，直接冲到这户人家屋里去搜，李文白、李木、李敏、李水、李余几人全都手里拿着柴刀，或者扁担，像陶春兰带领的一个武.装.队，谁也不敢反抗，我带着肖玲玲，虽才十来岁，也抓了一把割草的刀，前去助阵，肖玲玲无声无息的跟着我看热闹。
这户人家家里正好搜出刚剪下的桑叶枝，这户人家当然不承认，这个真相很好查明，他家的桑树没有被剪过，这些桑枝不就是剪的别人家的吗？陶春兰全部搬回自己家，还把那家的桑枝剪了很多。
像陶春兰这样玩命保护自己财产的人，农村里不多见，大多丢了东西后，欲哭无泪，破口大骂是少不了得，有的还焚香烧纸诅咒贼，最后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结。
除了丢牛那样的巨额财产，没有去派出所报案，报案也多半是没人理会，只能用南方古老的巫术一般诅咒。
而我小时候也做过“贼”，并且是屡屡犯.案。
李文白家里穷，所有土地都用来种庄稼了，能丢下一颗种子的地方都种了东西，没有多余的地方栽果树、种菜，我那四个一母同胞就少有瓜果吃，唯一的办法就是偷别人家的。
自与相认以后，我们是天天要伙在一起的，李文白家的孩子要做的事情特别多，好像很难有时间去为自己偷些馋嘴的吃，其实不然。
一大早要去捡蜗牛喂鸭子，这种事情一般是在夏天让他三个儿子去干，女儿跟着陶春兰割猪草。
我生活的那片土地没有特别高的山，读书以后才知道，那叫丘陵地带。大地上全是一个个大坟包一样的小山坡，最深的山沟也能半小时从沟底爬到山坡顶上，要捡到足够的蜗牛，需要跑出好几里地去才行。
清楚的露珠还在，东边的太阳刚刚红起来，李木、李水、李余三兄弟就已经出发，他们先到李瞎子家后面，边捡边等我，我则叫上肖玲玲一起，去跟他们汇合。
早上最好捡蜗牛，蜗牛会在露水没干以前到处爬，这时最不劲，要想一次性得到很多蜗牛，需要在那些悬崖或者草地里找蜗牛成群的洞，找到一个，能获几大捧蜗牛，捡蜗牛的人很少，好像也就是李文白家每天这样捡。一个山坡一个山坡的捡过去，而去往的方向一般是有水果的地方。
肖玲玲负责放哨，我们四兄弟负责摘，偷得最多的是桃子和李子，这两样特别多，我们不会是摘几个吃就算了，而是要摘上大半麻袋，反正是能抗得走的那样多，极少失手被人发现过。李文白家的孩子到处割草、捡蜗牛，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了，所以李文白家的孩子到处逛，没人怀疑。
只要看着几个剃着光头的孩子，长得又很像，瘦小苦干的样子，那就一定是李文白家的儿子了，计划生育下，偷偷生.孩子的很多，别人是没有儿子偷偷生儿子，没有像李文白家生这么多儿子的。
偷了果子，先是抗着麻袋跑出一大截，然后停下来慢慢吃到饱，肖玲玲高兴地唱起音机里学的歌：“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 ，风沙茫茫满山谷 ……白云悠悠尽情地游 ，什么都没改变 。大雁听过我的歌 ，小河亲过我的脸 ，山丹丹花开花又落 ，一遍又一遍……”
又或唱起：
“昨夜的，昨夜的星辰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
想记起偏又已忘记
……
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
常忆着那份情那份爱
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不到十岁的肖玲玲，唱起这些歌来，比明星原唱还好听，天生的高亢嗓子，通透嘹亮。以至于后来我常常想：要是肖玲玲生在一个条件好一些的城里人家里，稍加培养，以肖玲玲的嗓子和长相，一定能成为名扬神州的女歌手，可惜的是，小学毕业以后，初中只读了一年就再也没有上学。
在我的记忆里，《往事只能回味》、《昨夜星辰》、《信天游》、《黄土高坡》、《渴望》……那个时代的歌曲，唱得最好的是肖玲玲，她总是开心的在我身边唱，对着天空唱，对着大地唱，对着庄稼地唱，对着毛竹林唱，对着黑夜唱……而我，很是爱听，那样好听，她是那样的美丽，就像纯洁无瑕的天使。
没有人教过肖玲玲唱歌，我们的小学也不教这些歌曲，教的是：“我们是……接班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些歌，肖玲玲不爱唱，我也不爱听。
她爱听的那些歌曲，音机里听几遍，就能记住，就能唱得比音机里还好听。
长大后，与她分别了几年后，突然在深圳的夜.总.会遇见肖玲玲，那一晚，她又把她从前唱给我听的那些歌唱了一遍，我们都哭了。




始于1979 第007章另类新书包
小时候偷水果、偷胡豆、豌豆、黄瓜、番茄……反正都是能马上吃的，胡豆、豌豆麻烦一些，需要拔干草烧堆火烧熟，不然吃了后屁声此起彼伏。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些年，从小学到初中毕业，虽然也被人追过很多回，记忆中，从没被抓住过，可能是老天垂怜可怜的孩子，不然真没人垂怜了。
到我开始上小学时，肖玲玲也上小学，虽然她比我小一岁，为了有个伴，肖玲玲与我同时上学，也不用大人送，显然大人对那八里崎岖山路是很放心的，李文白家的孩子也在上学，附近几个村里也有很多孩子走在那条路上，那是唯一的路。
到我们几个小伙伴都已经不上学了，听到有一首歌叫《母亲》，我总觉得那歌曲写的是堂吉诃德似的幻想，歌中唱道：“你读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
每次听到《母亲》这首歌，我一直坚持认为写歌的人太过片面，他肯定不知道，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新书包，没有花折伞，泪水也没人擦，只能迎风把泪水吹干，留下心里的烙印，一生难忘怀。
我用的书包是李瞎子平日里赶集用的帆布包，暗黄色，袋口和背带已经有些脱线，就像飘荡在风里的白发，肖玲玲的一样，也是肖大刚以前赶集用的帆布包，只是肖玲玲那帆布包的白发稍微少一些。
我和肖玲玲的书包，和李文白家那几个我的同胞兄弟们的书包比起来，算得上是“新书包”了，李文白家大女儿李敏稍微好一些，可能考虑到是女孩子，又是家里长女，她也能背一个帆布包，帆布包的白发比我的还多，并且有很好的透气性，大小不同的几个窟窿，能看到里面装的什么书，彰显着她比我们大几级。
李木、李水、李余的书包简直是天下一绝，别具一格到世间仅有。他们面对自己的书包和别人的眼神，显得那样从容淡定、荣辱不惊，只稍微带一点怯懦和羞涩。多年以后，我看着我的四个一母同胞“荣归故里”时，我常常想，他们的不要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就的，因淬炼得早，所以长大以后，这不要脸的功力少有人能与之并肩，以甩开别人望尘莫及的距离，很快取得了四镇八村那些一起与他们走出山村的孩子们，无法达到的“成功”。
他们的书包只武侠小说中第一大帮丐帮，能望其项背，装过化肥的两条大麻袋套起来（这样会耐用一些），新书旧书、铅笔钢笔、橡皮檫等等往里一扔，抗起来就走。这种书包拾也极其方便，需要带的东西往里一拢，需要时伸手就能拿，这样好的书包，李木、李水、李余极其珍惜，必定这种装过化肥的麻袋，对于李文白家来说，也算是奢侈品了。
他们会常常把麻袋提起来看看底部，看看有没有铅笔快钻出来了，这可能是经验，也可能是陶春兰和李文白教的，严防财富遗失。
瘦小苦干的三兄弟，抗着麻袋书包时，感觉书包比人壮实。
花折伞这东西在山村更是少见，黑布雨伞已经算是难得的高档货了，李文白家自然是买不起高档货的。南方的雨季很是漫长，细雨霏霏的日子没完没了，这时候，需要装化肥麻袋的内衬担当起遮雨的重任，麻袋的内衬是透明塑料，其长度刚好能盖住一个孩子的身体，把其中一侧豁开，顶在头上，飘逸得如出落凡尘的大仙。当雨水迎面而来时，就只能好好享受风雨交加，只把麻袋书包小心翼翼的背在背上，避雨伞打湿。
不管春夏秋冬，只要下雨，肯定得湿半身，瑟瑟发抖是常态，没人关心瑟瑟发抖，没人关心你湿了多少，老师也艰难，常常听见老师议论又多久多久没发工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教书育人，已经是这小镇最高尚的灵魂了。穷和艰难是山村的常态，没有关心这种常态，只是李文白家更穷、更艰难一些，更不会有人关心，就像陶春兰常常教育我们说的：“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深山会更惨。
走八里崎岖山路去镇上读书，还有一样极其重要的东西要带，那就是中午饭怎么解决的问题，那种智慧现在没有了。每个孩子带一个搪瓷杯，大小根据你的饭量而定，再带上米和红薯，到学校时，把米或者红薯放进搪瓷杯里，交给食堂，食堂统一用大蒸笼蒸熟，这几乎是每个孩子中午饭的解决方式。
李文白家是没有搪瓷杯这种东西的，他们家的孩子是用别人抛弃的铁皮罐头罐代替，里面装的也大多是红薯，米粒很少。这也有利有弊，搪瓷杯大多长相差不多，各自在盖子或者手柄处做上自己的记号，铁皮罐头则是不需要的，那样鹤立鸡群，老远就能看得见。
到中午排队去食堂寻找自己的饭碗时，他们能好不劲的找到自己的饭碗，搪瓷杯有盖子，铁皮罐没有盖子，里面又是蒸熟了的红薯，几百个密密麻麻的饭杯，一眼便能望见那红薯的金黄，有时候被挤扁了也无所谓，空铁皮罐到处都能减到，先将就一餐，下一餐又是新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