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桥到崖山

    14日神宗下诏：先帝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嘉祐年间的1/3。勉强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钱被皇帝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1从现在起请大家勒紧裤带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2大家做些你们最爱做、最擅长做的事——进言。

    每当有些风吹草动时，进言就会发生。有皇帝提出的、有臣子们自动发言的，内容很广泛，从对外战争、民间暴动、皇帝休老婆、天上流星等等，有事就可争论。这次神宗要求的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这是篇大论文，其实也是老生常谈，这种课题太常见了。只是谁也没想到，他提出这议题的背后有什么目的。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因他们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根源。

    张方平的奏章开篇就提出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钱就没一切。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具体就是设计了英宗皇帝的葬礼花费，给赵顼大大省了一笔钱。这让神宗很欣赏。

    韩维，他是赵顼还是王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于是正儿八经的奏章忽略不记，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他和神宗皇帝背后的悄悄话。

    吴奎的奏章里一味




安石进京篇
    对不起！功名心和政治手段，并不会与心灵的纯洁相矛盾。最简单的例子：诸葛亮为什么要让刘备冒雪冲锋、三顾茅庐的来请他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想做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使用些手段的人。

    26日，因御史中丞王陶举荐，吕公著、司马光2人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4月19日，又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随后，司马光就上了那份奏章，一共9个字。修身之要3：仁、明、武；治国之要3：官人、信赏、必罚。且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他都用这9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皇帝有点发呆，鉴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9个字但要从这区区9个字里找出生钱救国的办法，像还需要个向导赵顼私下里找到司马光，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说：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己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了。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具体数字。

    皇帝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完全一样。司马光准确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的1042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

    接下来呢20岁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马爱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由你任长官，为朕把国家的局面扭转过来吧！却不料如火的热情迎头就被浇了盆冷水！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啊为什么”请想像神宗陛下惊愕的表情…

    司马光回复以一脸的圣洁光辉：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看过的，还赐名《历代君臣事迹》。它详细记录从古至今所有朝代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神圣、又是那样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找钱的事，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神宗凝视了司马光很久，终于还是放他走了。这片刻间，这一对君臣对对方都有了些许了解。司马光果然是老滑头，一眼就看出了赵顼要干什么这太冒险了。很像汉武帝早期时召天下儒生进京议事，结果儒生们一拥而上，大放厥辞，把武帝的奶奶窦太皇太后惹火，把为首的武帝两位老师残酷虐杀。宋朝虽不至于砍头，可活罪也难免。在这种时刻，老混蛋只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站在一超然位置上，可咨询、可交谈，却绝不做第一只飞上枝头的出头鸟！

    7月19日。神宗朝名人、日后被称为“护法使者”但实际却尽毁其恩师王安石的变法初衷，使得新党第二轮失败的吕惠卿被王安石举荐给宰相曾公亮，而得以出任集贤殿书籍编校一职，成为宋神宗的近臣。

    8月12日。宋夏恢复榷场互市。

    9月23日，江宁知府王安石二次进京，任翰林学士。

    现在来比较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执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旦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有三件事可参照：

    1在长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员工喝酒。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2在官司面前：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之争中己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样，他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宋朝法律明文规定，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能判刑呢更何况是死刑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3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3在皇帝面前：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来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翰林学士，这过程很好玩。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不会写“四六”文。神宗再问：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进士是怎么考中的司马光不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出皇宫前，有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怀里，他也就当了。所以：司马光为人做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80%力度。

    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住。别人求之不得的美差，他却推得汗流浃背，一连写了14道奏章，可任命诏书还是送过来了。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还是不收，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那小吏。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不要也得要！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高下怎样。因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如拗相公之刚强，硬则硬矣，可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20%的妥协中有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坚忍。他注定了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作主的那一天！



朝臣辩论篇
    赵顼曾身穿金甲戎装去后宫见曹太皇太后“奶奶，我这样装束可好”出身第一名将世家的曹太后惊喜交集，一时间心里百味俱全，没法说出话来…

    这时赵顼向富弼提问：以卿看来，边事当如何处分

    刚刚说出那番至理明言的富弼缓缓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20年口不言兵”

    神宗一下愣住了，这…就是答案吗以富弼之忠良，绝不会口出宦言，可这竟是终极答案他一下子沉默下去，在富弼离开后很久，脑子里才形成了两个问号：

    1为什么大臣们知道了却不做这是指司马光，相信能看清国家问题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那为什么就是都不出头来为国分忧

    2布德行惠。这是指真、仁两朝所一直奉行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对内部士大夫阶层，还是对外部的大辽、西夏，都要既温和又打赏，无止无休的当老好人。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方向——改革！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大掌柜的！

    那个人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查秋毫。这只是第一步，更要能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计划，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20多年前庆历新政那样，精确地点出问题，却含糊了解决办法，最后一无所成，唯一亮点就在于快速收手，没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呢查遍开封didu，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

    综上所述。宋神宗不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外，所有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只能选王安石。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人，这20岁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燥燥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后来是那样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单独对话。4日，史书记载的两人首次谈话（这之前。我认为应该也有谈过，就像刘备不可能只因一篇《隆中对》而将诸葛亮从此顶礼膜拜。当然谈话内容已不可考）皇帝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4个字“择术为先”

    皇帝问“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皇帝“卿对朕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皇帝问“祖宗天下已太平百年，没有大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回王安石没直接回答，而是回家写了封超长的奏折。将太祖朝、太宗朝、真宗朝、仁宗朝、英宗朝的治国之术一一罗列，再指出如今的问题。最后总结“天下无事已过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但请陛下不要依靠天助。今日正是人事之大有为之日”

    这是互相谈理想、谈报负。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尧舜那里，让年轻的皇帝惊喜交集。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场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7月、8月河北大地的地震、水灾。8月13日，宰相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意见被送到翰林院，请各学士大人们执笔拟旨。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当年唐朝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真正问题并非国用不足！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而且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用不足！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怎么会国用不足吗是因国家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神宗皇帝眼睛亮了，可司马光身为不世出的史学大师，所有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你说的善于理财，不过是按户口、人丁数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但王安石说出了从古至宋、从没人说出过的一句话，实话实说：他之所以是王安石，就是因他的确能做到这句话，他是可让大家见证奇迹的魔术师王安石。当然最后这句话还是落空了“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赋，就让国家收入增加！

    大家可以想见神宗皇帝的激动与司马光的愤怒！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天地间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当大家都没读过《史记》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没有王安石对司马光这番话的回答。只有神宗皇帝的结论：朕同意司马光的看法。但关于两府大臣是否减掉赏赐，则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但以王安石的性格，和这件事比天还大的重要性，拗相公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不会！但史书的记载就是没了…引发后人无限遐想：王安石究竟有什么魔法神宗皇帝又为什么没有被魔法吸引呢

    接下来只能是我自己的猜测：讨论王安石，就要和现代经济调控的观点联系起来，抛开“道德”仅以“经济”而论，司马光的理论可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知：王安石更高明，但他早已超出了时代限制，于是也就不被时代所理解。至少这时的皇帝还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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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前奏篇
    这就造成了一可怕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祸胎。

    王韶《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西夏骑兵没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州首当其冲，兰、会2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可向西南发展，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之后随时可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内。那时宋朝怎么办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发兵去救，陕西方面、开封附近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戒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原因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大宋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这也就是后来对王韶《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吐蕃河湟部一直以来都是“不叛无争”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于多开辟了一战场。万一打不赢或打得变成温吞水，那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这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而且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点必须指出：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那完全是反对派的错！以高太皇太后、老混蛋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把神宗皇帝、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还了回去，逼得亲政后的宋哲宗、志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

    而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后，虽多出了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四川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在四川，是大宋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在河湟开战，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点都看不清。旧党们如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铲除异己，连国计民生、国家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河套平原一小块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但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概念就不对！应是“收复”因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汉族人的，安史之乱前。这里还是辉煌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安史之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之后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现在宋神宗时期，各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