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桥到崖山

    至此，打赢后怎样后续也己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汉人去移民。那样也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种群，他们在必要情况下，的确可四海为家，哪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就会闹大…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大宋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住，自给自足。具体办法，王韶归纳出《和戎六策》。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熙宁2年（1069）2月2日，富弼被任命为宰相。3日，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大宋副宰相。

    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唐介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如让他当宰相，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王安石答“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一些所谓学者，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变法正式开始！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




新党成员篇
    吕惠卿出身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在京城里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以此证明：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的失明了。只因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篇《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欧阳修在里面说吕惠卿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当时王安石是常州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普通属吏，欧阳修信里极力称赞吕惠卿，要王安石特别对待，这才有了两人的初步接触。

    但公平的说，吕惠卿的受重用的确还是要归罪于王安石自己。人家欧阳修只是写信推荐了一下，而你呢“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你还这样对皇帝说“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是你把吕惠卿提拔到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位置上。那么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只能怪你自己！

    不过还是要感慨一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认清一个人，是多么的难啊！再举一例：王安石从江宁府进京路上，曾回临川老家一次，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章惇、程颢、薛向、吕嘉问等…

    苏辙是苏轼弟弟，嘉祐中举没多久，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回乡奔丧。守孝3年后。举族进京。就从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老苏成为一小小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这时变法开始前，老苏己去世，所以大小苏如今在京城守孝服丧，苏轼任职于史馆。

    说小苏，实话实说：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远不如他的父兄。但要论政治才能，小苏是最强的！最高官位当到了副宰相。比他哥哥苏轼强的太多。而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这时，成为王安石亲信手下开始起步…

    章惇，哲宗朝大人物。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后，他是官场第一人、大宋独相。只是这时他还是一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在历史上的骂名，有很大程度也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人家是苏东坡呢大宋第一大才子怎会有错错的自然而然就是章惇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两人曾结伴游玩凤翔府仙游潭。潭下万仞绝壁，只有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请苏轼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大书——章惇、苏轼来游。再转身返回。面不改色。而苏轼拍了拍他肩膀说“你日后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可不要，别人的命又怎会放在心上”章惇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两人游玩，在一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真遇到老虎了，苏轼拨马就逃，章惇则叫从人敲起铜锣。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也许你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真是一胆气豪壮的爷们！但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东坡居士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且他们还有理论，就是苏轼说的，现代社会也不断的会有人说——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会去爱别人

    所以，章惇什么都好，但是你最好别去惹他。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时，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说到宋朝的学术思想，就必定要说到理学。而说理学，就必定要说到他和他的弟弟程颐。随着时光流逝，二程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说起——周敦颐。

    这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清丽高雅的小品文《爱莲说》的作者。在当时就流传着些说法，说他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如王安石少年时曾带着自己名片，到周敦颐家去拜访。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于是才有了后来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教育啊！其实哪跟哪，无论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学术界也没把周、程等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1017年，原名敦实。因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所以改名“敦颐”幼年丧父，5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在舅舅推荐下，他走上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那就是在后世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可称道学，虽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



变法起始篇
    直史馆苏轼上书反对，并当面指责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赵顼悚然惊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轰轰烈烈的改革第一炮就被苏轼打成了哑弹，大家可想见王安石的愤怒！于是当神宗皇帝提出要用苏轼为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坚决反对，将苏轼任命为开封府推官。

    6月22日，御史台老大吕诲也被王安石拉下马来。吕诲事件具体说来跟变法其实没多大关系，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女中尧舜”英宗老婆、神宗老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宋神宗赵顼，而是次子、岐王赵颢，爱到了必须每天见面，形影不离的程度。具体做法就是把已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去住。

    她犯天条了！真是公公死得早、丈夫死得早、婆婆兼姨妈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一准则：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其他皇子一律赶到外面、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

    可高太后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以此类推，留个心爱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于是一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她却勃然大怒，命神宗从重从严处理这个姓章的！神宗没办法，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章辟光没任何错误，不必处理！

    吕诲就在这时借高太后的势力，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他反对濮议时不是同一性质吗那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就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里面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更说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但神宗皇帝这次顶住了老妈的压力，保住了王安石、罢免了吕诲。任命开封知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而任命吕公著的原因则是因吕公著的兄长、枢密使吕公弼反对王安石，王安石要借吕公著来逼枢密院倾向自己。

    以上就是王安石气死唐介、赶走吕诲，pk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大宋官场了。但这时不行，没人服他。

    本月，大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加封太师。四方军旅之事，由乙辛便宜从事。契丹谚语“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

    7月17日，新法第一项法令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均输法出台！迅速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看到了新法的效果，又巧妙躲开了古代中国最大的根基命脉——农业。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属于商业，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及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它再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叫发运司的部门，它的长官发运使负责淮、浙、江、湖等6路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东西。而决定运什么东西的。却是京城里三司省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看着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行！大笔一挥，把发运使派到那儿去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当地不要。浪费吧别急！还有更浪费的！

    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三司的大佬们都是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他们怎会去下市场调查呢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

    针对于此，王安石的办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这样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就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解决了以往供需脱节的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间赚到了钱。

    而同时，王安石也完全没违背自己竞争宣言，没动官员、百姓们的半分税收，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为做到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合适人选——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把好手。

    薛向上任后，以皇帝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国有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攻击波在8月，就由刘琦、钱顗等御史发起。结果一个被贬监处州盐酒务、一个被贬监衢州盐税。

    之后出场的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



青苗新法篇
    向谁借、怎么贷呢向富户借、借高利贷！高利贷是个可怕名词，从古至今从没消失过，如今我们身边仍有，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沦为佃户，成了奴隶…

    针对这问题，9月，王安石重拳推出青苗法！

    首先，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就是全国各地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3路，分夏秋两季，夏指每年1月3日前、秋指5月30日前，把钱贷给青黄不接的农民…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后，加两成利钱，即1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每年收回的是240%（其中200%是本金，40%是利息）其它还有很多细节规定，如城乡居民除游手好闲、没不动产的人外都可以贷。为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不必一一了解。只有一点需注意：明文规定不许硬摊派！

    现在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就不说了。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相，当时宋朝民间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不要震惊！那是月息6分，即年息720%！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

    于是，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向豪强地主们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广大农民的利益暂时的确无法考虑…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主意，排除万难。不顾一切要实行这法令！

    但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提出来。史书记载：青苗法是王安石和吕惠卿2人议定的，议定后，给苏辙看。苏辙当时还没罢官，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反对意见。

    他说这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可是有2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钱谁都眼开。都会借，那到还时就难了，就算绳捆索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混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国情。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先帝送葬了，哪还有钱能白白拿出钱送给农民救急度命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抓钱！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收入！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将近1个月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只是改革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时，一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

    京东转运司王广渊上了封奏章。建议在河北路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为本钱，在河北路试行青苗法。

    这提议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内幕：1青苗法己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争议、王安石本人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走漏出去了。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2“度僧牒”这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无穷的超级后患。先看怎样巨大的收入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是宋朝每年给大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影响。为什么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旦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不得不说：王安石实在太急功近利了！